监督视角下政府创新补助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9—2018年国有企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政府创新补助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政府监督、社会监督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政府创新补助会促进国有企业创新投入和实质性的创新产出;(2)从政府审计监督视角来看,政府审计在创新补助和国有企业创新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能够提高创新补助的激励效果;(3)从社会监督视角来看,高资质审计师能够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促进国有企业创新,而机构投资者监督的调节作用则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审计、高资质审计师监督能够对企业创新产生叠加效应,共同对创新补助进行监督。本研究有助于理解监督在政府创新补助中的作用,对减少政府资源浪费、提高创新补助激励效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政府补助与税收优惠哪个更能促进企业创新绩效

企业创新活动具有很强的外部性,通过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政策推动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提升企业创新绩效,这已经是各国政府所采用的普遍手段。本文以2012—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政府补助、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政府补助与税收优惠政策均有助于企业提升创新绩效,总体而言,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效果优于政府补助。但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在国有企业中,政府补助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效果要优于税收优惠政策。     

政府补贴对大型国有企业研发的挤出效应研究

大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决定了他们与政府始终保持着某种特殊的政治联系,特殊的政治联系使得大型国有企业能够从政府那里得到更多的政府补贴.过多的政府补贴不仅降低大型国企研发投入的总规模,而且现行的补贴结构也会挤出大型国企的研发投入.本文应用博弈论的相关理论,论证了政府补贴对大型国有企业研发投入的两重挤出效应,并对制造型、研发型和服务型三种类型国企研发投入的挤出效应分析比较,得出政府减少产品补贴的政策能提高制造型、服务型国企的研发投入,但对研发型国企的效果并不明显的结论.     

国有企业管理创新的现状与对策

本文针对现阶段国有企业管理,运用企业管理创新理论,重点探讨了国企管理的现状,指出国企管理实现创新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不足与困境.并就如何构建符合当代市场经济的国有企业管理创新机制,提出几点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资产剥离对国有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管理层“意愿—能力”的视角

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越来越受重视,合理配置现有资源对企业加大数字创新非常关键。通过对2003—2021年A股国有企业上市公司进行研究,研究发现资产剥离可以提高国有企业的数字创新水平,划分剥离类型后发现关联性资产剥离和战略性资产剥离可以提高企业的数字创新水平。基于管理层“意愿—能力”视角发现资产剥离可以分别通过缓解内部信息不对称程度和提高数字创新注意力来提高企业的数字创新水平。并且通过建立有中介的调节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发现非国有股东派遣董事对资产剥离和数字技术创新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的中介效应实现,高管信息技术背景正向调节资产剥离提高管理层数字创新注意力这一中介路径。另外,对国有企业这一研究主体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地方国企、高科技型国企、技术密集型国企和商业竞争类国企中资产剥离影响数字技术创新的关系更为显著。     

新能源汽车产业政府补助与市场融资的创新激励效应

本文选取2015-2018年新能源汽车产业110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探索政府补助与市场融资及其协同配合对企业研发创新影响的差异性。结果显示,新能源汽车产业政府补助对企业研发创新具有显著激励效应,市场融资并未显著促进企业研发创新,政府补助与市场融资协同配合能有效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研发创新。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处于不同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阶段的企业,政府补助对中上游企业研发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大,而市场融资对下游企业研发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大,政府补助与市场融资协同配合对中上游企业研发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大。同时,相对于国有企业,新能源汽车产业政府补助与市场融资及其两者协同配合对非国有企业研发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大。本文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创新激励与政府干预理论,并为政府扶持新能源汽车产业精准设计创新政策提供理论指导。     

非国有股东治理、媒体关注度与国企绩效

本文以2009—2020年上市国有企业为研究样本,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从股权制衡和高层治理两个维度出发,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企绩效的影响以及潜在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非国有股东向参股国企委派高管能够显著提升国企绩效,但仅通过股权制衡难以发挥明显的提升效果。而且非国有股东治理是部分通过影响媒体关注度提升国企绩效。进一步研究还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通过影响媒体关注度提升国企绩效的效应主要存在于竞争性国企中。本文不仅丰富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媒体关注度的学术研究,同时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价值。     

智慧城市能够提高企业创新投入吗？

智慧城市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物,智慧城市建设离不开城市中创新型企业的发展。以智慧城市第一批、第二批及第三批试点为自然实验,采用多点DID法检验智慧城市试点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从政府补助、税收优惠等方面研究智慧城市影响企业创新的渠道。结果发现,智慧城市试点具有创新溢出效应,当城市被认定为智慧城市试点后,注册地企业的创新水平会显著提升。提升的渠道是：智慧城市试点之后,城市加大了政府补助、税收优惠等财政支持力度,这将正向促进企业创新。异质性检验发现,相对于高融资约束企业、国有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民营企业更能利用智慧城市创新溢出效应驱动自身创新;相对于低市场竞争环境、非制造业行业,高市场竞争环境、制造业企业更能利用智慧城市创新溢出效应驱动自身创新。     

哪种政府补贴方式更能促进企业创新——基于医药制造业不同所有制企业PVAR动态效应的比较视角

选取2008—2015年中国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148家企业的面板数据,建立P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分析方法,研究不同政府补贴方式与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之间的动态交互效应,以及该效应在国企和非国企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1)相对于支持型政府补贴,奖励型政府补贴更能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反过来,创新绩效促进奖励型政府补贴,两者相互促进;而研发投入抑制奖励型政府补贴,且这种交互作用国企比非国企更显著。(2)支持型政府补贴挤出研发投入但促进创新绩效,反过来研发投入促进支持型政府补贴,而创新绩效抑制支持型政府补贴,且这种交互作用非国企比国企更显著。(3)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相互促进,且非国企比国企更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为政府补贴政策和企业创新研发决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参考和借鉴。     

国有企业引入非国有资本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制造业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国有企业引入非国有资本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制度背景下，本文手工收集了制造业国有上市公司2008—2016年非国有股东的股份持有与人员委派等相关数据，从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两个层面系统研究了非国有股东参与对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非国有股东股权结构参与能有效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而非国有股东高层治理参与在非国有股东股权结构参与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中具有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揭示，非国有股东参与对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效应主要来源于经理人观，而非政治观。     

关于加强国有企业基层党建工作的几点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论述了国企发展的规律所在,深入回答了国企党建面临的重大问题,为做好新形势下国企党建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正处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市场竞争激烈、经营任务繁重、发展压力持续增大,基层党建工作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创新工作思路,夯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和工作基础,将"无形"的党建工作成效转化为"有形"的企业发展优势,实现国有企业发展与党的建设深度融合。     

政府补贴、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的动态交互效应

选取2008-2015年中国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148家企业的面板数据,建立P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分析方法,研究政府补贴、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动态交互效应,以及该效应在国企和非国企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政府补贴与研发投入存在滞后1-3期的相互促进作用,国企比非国企表现更显著;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存在滞后1-3期的相互促进作用,非国企比国企表现更显著;政府补贴会促进企业的创新绩效,但创新绩效却会抑制企业未来1-2期获得的政府补贴支持数额,非国企比国企表现更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为政府补贴政策和企业创新研发决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参考和借鉴。     

国有企业研究院创新管理与实践——以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为例

诠释国有企业研究院内在的创新属性及其兼具的社会责任,阐述企业创新管理的理论依据,分析影响国企创新的体制机制方面面临的问题,认为国企研究院可以通过创新机制和制度履行创新主体责任.同时以笔者所在单位为例,介绍一个国企研究院在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方面的实践做法与体会.     

关于国有企业人事制度改革中制度创新的一些思路

企业的发展关键是人才,高水平的人力资源整合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其关键在于制度的创新。国有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发展,应该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体现对人才的重视,如何在稳定中求发展,实现人事管理制度的创新。文章从国企的历史责任和社会责任两个层面出发,探讨了国企人事制度改革中如何在创新和求稳中寻求平衡发展的思路。     

中国国有企业创新动力因素探究

本文通过对国有企业创新内外动力因素分析与研究,发现市场机制不会主动促使这些企业去创新,国有企业创新的动力因素主要是企业家创新精神、创新文化和政府的推动作用.充分发挥企业家创新精神、创新文化和政府的推动作用,将是中国国有大中型企业成功创新的保证.     

混合所有制改革能提升国有企业数字化水平吗？

数字经济对激发微观主体生产动能和推动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实质性地改善国有企业的数字化水平构成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实践的关键内容。本文通过手工搜集整理2008—2020年国有上市公司的股东关系和委派董事数据，以非国有股东治理测量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采用双向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企业数字化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派出董事参与治理可以缓解政府干预、改善经营效率以及降低信息不对称，从而提升国有企业的数字化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前述效果在2017年国务院首次提出发展“数字经济”后更为明显，并且在商业竞争类以及金融科技环境较好的国有企业中更为突出。最后，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有企业数字化水平产生驱动效应后，显著提升了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以及市场价值。研究结论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显著推进了国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不仅对企业数字化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学术研究作出重要拓展，也为政府部门统筹擘画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科技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论国有企业的文化创新

国有企业欲在新经济时代有效提升竞争力,实施文化创新将是大势所趋。本文分析了国有企业实施文化创新的主要障碍,指出现阶段国有企业推进企业文化创新的具体思路,并为大家提供中铁宝桥文化创新的成功经验。以作为借鉴。     

非财务绩效指标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

本文旨在探讨目前国有企业使用非财务绩效指标的情况与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创新点在于进一步分析了非财务绩效指标通过何种渠道影响企业整体绩效。通过深入了解非财务绩效指标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渠道,本文的发现可能有助于提升企业通过非财务绩效指标增加收益的能力。     

国企混改提升企业战略绩效路径研究——双元创新理论下的双案例分析

国企混改整合的主要目标是改善国有企业资本结构,培养有竞争力和创新力的治理体系,进而有效提升国企运行效率。然而,现有理论研究表明,国企混改整合是否能提升国企运行效率与绩效,还未形成一致的结论。以创新方式为视角,基于双元创新理论,采用双案例对比研究方法,探讨处在不同的混改整合阶段下创新方式对战略绩效的影响路径与机理。研究发现：在混改整合准备阶段,利用式创新更有利于提升企业战略绩效;而在混改整合优化阶段,探索式创新更有利于提升企业战略绩效。研究结论不仅解释了理论界对国企混改经济结果现象的争议,建立了国企混改整合中不同创新方式对企业战略绩效影响路径的理论框架,而且拓展了双元创新理论在管理学中应用的边界范围,为混改企业提升战略绩效提供了理论指导。     

国家治理体系与国有企业创新效率——基于巡视监督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2010-2017年中国沪深A股18107个公司年度观测样本为研究对象,基于巡视监督的准自然实验考察国家治理体系影响国有企业创新行为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巡视监督促使国有企业创新投资决策更为稳健,在促进创新投入的同时也提高了创新产出,进而提升创新效率。平均而言,巡视监督每上升一个标准差将提高国有企业45368%的创新效率;巡视监督通过减少管理层短视行为和寻租行为来实现国有企业创新效率治理效应;巡视监督可以显著提高创新对国有企业业绩和价值增长的边际贡献。本文从创新效率的角度评估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非预期效果,为加强国有企业巡视监督工作提供了可靠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