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下电视新闻直播中的二元话语叙事与身份政治陷阱——以央视直播糯康等人临刑为例

本文以央视直播糯康等人临刑为例,试从传播仪式观的角度探讨当今全球化时代下电视媒体对于具有强化身份认同的直播方式的日益惯常化运用所带来的深刻影响,特别检视电视新闻直播中过度充斥极易激发族群纷争的二元对立叙事话语所潜藏的身份政治陷阱以及导致的传播困境。本文认为,中国电视媒体若要建构全球性的传播对话继而促进中国国家形象的积极输出,则须打破陈旧的二元对立性身份叙事框架。也唯有如此,中国电视媒体才能最终实现维护本民族身份认同的初衷。     

文学的世界性及其意义

中国文学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古已有之。但若论交互影响之大、之深,恐怕非20世纪莫属。因此,陈思和教授特意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的理论建构,在这一理论构想中,他特别强调中国文学与其他国家文学地位上的对等性,而摒弃了中国文学如何在世界文学思潮影响下发展的“世界／中国”的二元对立模式。     

媒体与政府、市场、媒体人:三重关系视角下的中国传媒改革

以提升传播力为目标的新一轮传媒改革,需要思考和面对媒体与政府、媒体与市场、媒体与媒体人的关系。要摈弃关于国家与市场、新闻自由和政府相对立的二元对立思维和工具思维;媒体的改革在运行逻辑上要遵照市场的规律,要考虑到媒体自身的特殊性和新闻生产、传播的规律性以及媒介自身意愿;媒体要真正认识到新闻工作者的工作对于社会的价值以及与之匹配的劳动价值,尊重他们的劳动权益以及职业尊严感和实现感。     

被忽视的能动性：发展传播历史流变中的非洲思想与实践

受文明等级思维和线性历史观主导的发展主义迷思影响,非洲国家在发展问题中的能动性被长期忽视,其作为发展传播理论范式更新的主体角色之一,也被主流学术话语霸权所遮蔽。对此,本文通过挖掘发展传播历史流变中的非洲思想与实践以作出回应。研究发现,基于西方现代化范式失败的实践效果,非洲学者从“传统”与“现代”的论争开始,发生强调以“媒介”为中心到以“关系”为中心的发展传播路径转换。随着“现代”在通信全球化语境下的归来,围绕技术乌托邦的探讨呈现出非洲发展传播研究否定之否定的态势。此外,本文将现有发展传播理论体系中缺位的发展新闻也纳入研究视野中,既是跨越新闻研究与传播研究二元对立分析思维的尝试,也能够在非洲发展新闻思想的衰落与复归中,更深刻地理解非洲行为体在面临发展问题时反“线性历史观”、克服媒介中心论和传播本质主义、创造“另类”模式的能动性。以非洲发展传播的历史流变来观照第三世界国家的新闻传播思想与实践,有助于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推进有中国视角、全球视野、发展中国家立场和南方主体性的新闻传播理论创新,这也是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应有之义。     

全球化时代的传播与国家权力

传播全球化对政治、经济全球化的推进 ,既冲击着国家权力的藩篱又受到国际规制的约束。同时 ,在当今这个国家间合作与对立交织的世界 ,传播全球化依然要受到国家权力的牵制 ,各国必然要利用国家权力 ,在国家战略的框架中制定相应的全球传播战略 ,以获取最大的国家利益     

基于传播学视角的非物质文化流变及其启示——以“花馍”为例

现代社会传播情境下非物质文化的流变和生存呈现新的样貌。本文从传播学的角度,读解典型区域民俗文化样式"花馍"在遭遇现代审美和消费诉求时的传播偏向问题,认为集体价值身份与个体审美价值的二元对立是其传播机理的实践症结。基于此,建立区域文化传播的保护机制,尊重文化传播的根本规律,拓展丰富的媒介传播方式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合理路径。     

跨文化传播中的"他者"建构 ——从"他者"和报道"他者"角度入手

"他者"概念自诞生之初便蕴含着与"自我"相对的意涵,经常被贴上愚昧、卑劣的标签,信息时代的讯息发达并未有效解决"自我"和"他者"的矛盾,尤其是在跨文化传播中,地球村内部依旧充满新的冲突和暴力.一方面,"我们"通过对"他者"的确认和排斥来完成对自我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途径——新闻传播,也在不断对"他者"进行不平等的形象建构,记者作为新闻制作过程中的生产主体,把握着新闻生产的重要渠道,在"他者"观念这种二元对立思维的影响下,"他者化"报道的思维依然存在,并且直接影响着"他者"的媒体形象建构.跨文化传播本质上是不同文化间的精神文明交流过程,只有破除"他者"观念的二元对立思维,才能将跨文化传播变为一种共享、开放的传播形式,从而获得打破各文化间交流困境的可能性.     

全球化语境下我国电视国际传播的崛起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电视国际传播对于塑造我国国家形象、提升我国“软实力”、为我国经济建设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有着重要作用。针对中西媒体相互“妖魔化”这一现状,我国注意调整策略,由对立转变为学习、交流,此外,一批高素质人才涌现,助推了我国电视国际传播的崛起,并日趋走向成熟。     

作为经验的传播：传播学研究物质性转向的逻辑进路与范式转换——在二元对立的传播观念当中寻找一条中间路径

传播学研究的物质性转向是在传播观念二元对立的学术背景下提出来的,它回应了传播学研究"重精神、轻物质"的学术反思,重塑了传播过程在社会系统中的连接与中介作用。本文基于芝加哥学派的经验哲学思想,把作为经验的传播作为本次研究的逻辑起点和理论预设,力图在二元对立的传播观念当中寻找一条中间路径,并据此来审视传播学研究物质性转向的底层架构、逻辑进路、范式转换与价值取向。传播学研究之所以要进行物质性转向,其根源在于走向先验的传播观念与社会现实之间出现了经验的断裂。传播学研究的物质性转向对原有的传播观念做出了实质性的改变,必然要在时空构造、现实图景与观念形态三个层面上经历漫长的逻辑进路,这也推动了传播研究不断从身份角色走向身体观照、从符号文本走向经验语境、从仪式参与走向群落生境、从秩序维系走向社会互动。传播学研究物质性转向对现实社会的潜在影响主要体现在它的价值取向中,具体表现为基于实在互动的建构主义、基于操作可控的实用主义和基于主体自觉的存在主义。     

热播剧《山海情》的叙事艺术分析

热播剧《山海情》讲述了宁夏涌泉村村民在党和国家政策引领下脱贫致富的故事。本文从叙事结构、叙事语法、叙事空间三个维度展开分析,发现该剧采用篇章式分段叙事、贫富矛盾的二元对立、跨空间脱贫景观的叙事艺术,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为同类题材的电视剧创作积累了经验。     

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看翻译的“二元对立”

在中外翻译的历史上存在着许多诸如归化与异化等的“二元对立”问题。事实上这些问题都是有着深刻的语言哲学根源的,而另一方面语言哲学也深化并延拓了翻译理论。我们可以通过深入研究语言哲学从而打破“二元对立”的禁锢。同时,本文还将通过结合分析几个“二元对立”现象的例子来提出一些对于“二元对立”问题的新观点。     

传播研究本土化路径的迷失——对"西方理论,中国经验"二元框架的历史反思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陆的一些传播学者在余也鲁的倡导下拉开了传播研究本土化的序幕.以西方理论为基础,以中国经验为研究对象的认识论二元框架就此形成.这一二元对立的框架成为此后各种传播研究本土化路径的基本指导思想.然而,从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来看,"中西二元框架"不仅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认识论悖论,而且它对西方理论和中国经验的理解是非学术化和教条主义的.其结果就是在各种非议中,传播研究本土化迷失了发展的方向,与它当初的目标渐行渐远.其实,传播的本土化应当是一种多元化的学术自觉,它总体来说可以被形容为中国学者在与西方学术对话过程中的批判意识.     

对北京奥运象征符号的跨文化解读

本文在跨文化传播的语境下解读北京奥运的象征符号,以符号学的视角加以诠释。跨文化交流的主要动因来自对"他者"的认知需求,北京奥运的象征符号体现了跨文化的差异性。在一定意义上,"神话"是对象征符号内涵意义的挖掘,并代表了二元对立的结合或象征意义上的和谐。北京奥运的象征符号在设计和传播上注重跨文化的接近性,其视觉性、直观性、易读性、多元性增加了传播符号的辐射性与易延伸性,并由此加强了跨文化说服的可能。     

“三农”:电视传播的新生长点

电视已经成为我国农村受众的首选媒介,但是,我国电视传播中涉农节目与农业受众人口极不相称。造成农业受众在信息传播领域资源配置处于边缘化位置的原因在于城乡二元对立的格局和广告市场的分布。由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三农"拥有广大的受众基础,届时,"三农"将成为电视传播的新的生长点。但是,电视媒体在竞争的同时不可忘记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在当下的经济危机语境下,电视媒体从业者要为"三农"走出危机提供资讯支持和沟通的平台。     

重返身体:新媒体时代下Live house构建的传播空间

媒介成为人类身体的各种延伸是技术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技术也能改变传播方式并影响着身体的存在意义.在传播和身体的关系中包含了许多逻辑.从身体传播的视角看,Live house所构建的传播空间允许观众忘记规训,沉浸参与.在这个传播关系中还包含在场与离场、具身与离身、精神和身体等二元对立的关系,呈现出传播学领域以及哲学领域的...     

公共传播背景下传播关系范式的转变——基于对哈贝马斯"主体间性"理论内涵的解析

公共传播背景下,探讨传播中"传""受"关系具有重要价值.随着哲学范式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转变,传播过程中的"传""受"双方可理解为互为主体的"主体间性"关系.哈贝马斯哲学中的"主体间性"理论主张颇具代表性,公共传播视角下对其理论价值的探索,有助于厘清新媒体环境中信息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的关系,指导现实的传播实践."主体间性"理论与"公共领域"理论、"理想传播情境"理论以及"交往有效性"理论等密切相关,在"主体间性"的传播关系下建构的传播行为能够打破信息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建立起互为主体的平等关系,有助于信息双向、对称、平衡地传播和交往理性的实现.     

2020-2022年我国乡村传播研究综述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行,乡村传播再度成为研究者关注的话题。乡村振兴战略给予了乡村传播研究新的视域和背景,新兴媒介技术使得传播权下沉至农民手中,乡村传播研究也逐渐突破了城乡对立的二元叙事范式,在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背景下,乡村文化传播日益成为重要的议题。近三年,在具体内容上,乡村传播研究主要可分为三类,分别是以乡村振兴战略为背景的乡村传播研究、涉媒介环境类乡村传播研究、三农类短视频的研究。在研究趋势上,乡村文化传播和新媒体视域下的乡村传播研究备受关注,抗疫时代背景下的乡村广播研究成为“新宠”。未来乡村传播研究应把握媒体融合趋势,创新短视频传播路径;立足当下的抗疫时代背景,寻找具有特色和价值的研究方向;合理利用乡村网红传播乡村文化,讲好乡村故事,为“传播好中国声音”助力。     

新闻的转向:从客观到公共

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为理论基础的公共新闻运动是新闻业超越客观/主观的二元对立的一种路径.新闻从主观和客观的二元对立,转向公共和私人的二元对立,公共超越了事实成为新闻的核心理念,公众而不是消费者成为了新闻的主要受众群体.     

小说《被偷走的人》中的二元对立叙事策略研究

小说《被偷走的人》是法国新锐作家提埃里·科恩出版于2008年的作品,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作者对一系列二元对立因素的妥善处理,除了小说内容上展现出的善与恶、得与失、生与死、灵魂与肉体、存在与虚无等一系列二元思考之外,小说在叙事手段上也采取了相应的二元对立策略,使二元对立的叙事张力贯穿小说的始终。本文以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为依托,从叙事结构和叙事视角两方面分析作者如何运用二元对立的叙事策略,成功塑造了主人公热雷米既理性又疯狂、既真实又虚幻、既善又恶的人物形象,进而引发人们对存在、对生命的思考。     

全球化时代的华语电影文化传播

电影全球化正在改变现有的电影传播秩序,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通过全球化将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传遍全球.面对好莱坞的气势汹汹,华语电影与好莱坞电影开展对话,不能采取完全对立的模式,而应以“和而不同”为准则,发掘自身的文化品格,在与好莱坞的对话与交流互动中实现“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