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贯创新、创新阻塞与最优专利宽度

 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多项初始专利技术的序贯研发模型讨论了序贯创新背景下最优专利宽度的设计原则,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专利宽度对创新阻塞的协调机制以及专利联盟的社会福利效应。在该模型中,专利宽度的调节不仅能够影响后续创新对初始专利技术的侵权概率,还可以改变现有专利技术的实际数量。研究表明,最优的专利宽度应当使事后专利许可下初始专利的期望许可价格等于诱使厂商进行初始研发的临界价格。这一专利宽度水平不仅可以为初始创新提供必要的激励,而且可以限制事前许可价格和事后许可的期望价格,从而缓解许可收费对后续研发决策的扭曲。由于专利联盟的联合利润最大化定价会阻碍专利宽度对事前专利许可定价的调节,因此专利联盟无法增进社会福利,反而可能会带来社会福利的净损失。     

专利复杂度、被告实力与侵权赔偿责任承担

专利侵权诉讼中由于信息不充分和不对称,原告在证明经济损失、被告可得利润方面往往无法充分举证,因而法院酌定赔偿是专利侵权损害赔偿的常见形式。本文以行为主义为理论视角,运用多元回归方法对198份判决进行了实证研究。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专利技术复杂度、被告经济实力等非法定事实是影响法官裁判的重要因素。这是法行为学在专利侵权领域中对法教义学的一个挑战,揭示了专利侵权司法裁判的法官决策过程,对专利申请和诉讼的管理和行为决策提供了有益启示。     

专利侵权诉讼周期分析报告

目前,专利维权方式中通过司法诉讼,专利权人获得的保护手段和保护力度相对而言最强,但实践中专利维权存在"时间长、举证难、成本高、赔偿低"等状况,为了从实证角度分析专利维权尤其是侵权诉讼的周期,从而为有关机关决策提供参考,本文选取了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包括三家法院成立前对应法院)以及深圳、长沙、武汉、杭州、南京、济南、成都、沈阳、郑州、西安中级人民法院作为样本法院,以样本以及多家中级法院在2011—2015年度(取样周期)内审结的专利侵权案件为统计对象,以案件所反映出的专利侵权诉讼周期为重点,分析样本法院专利侵权诉讼周期的实际状况。     

专利权利要求中的使用环境特征——株式会社岛野与宁波市日骋工贸有限公司专利侵权案

专利保护范围是由权利要求界定的。在申请专利的时候,申请人应当将自己要求保护的发明点记载于权利要求书中,而在发生侵权纠纷的时候,法院也会依据权利要求界定专利保护的范围,进而认定被控侵权的产品或者方法是否侵犯了原告的专利。在"岛野诉日聘"一案中,原告专利的技术特征主要有两个,自行车后支架的延伸部分,以及将换挡器安装于延伸部分之上。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均认为,被告虽然生产和销售了类似于换挡器的"后拨链器",但没有将"后拨链器"安装于自行车后支架上,因而没有侵犯原告的专利权。但最高人民法院则认为,被告生产和销售的"后拨链器",其唯一的用途就是安装在自行车后支架上,因而认定被告侵犯了原告的专利权。认定某一零部件的唯一或者主要用途是侵权性使用,进而认定被告侵权,是本判决的突出亮点。     

问题专利、厂商行为与专利制度研究——基于Bertrand竞争的分析

基于Bertrand竞争前提,通过一个序贯博弈模型分析了不同专利制度下问题专利对各厂商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现有专利制度下,专利质量很差的创新厂商也能获取垄断利润,同时规制者能够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最优专利制度应是一种事前的相机抉择专利侵权赔付机制,规制者必须根据创新厂商研发成本以及市场份额的不同,设计不同的专利侵权赔付金额,以达到弥补创新厂商研发成本以及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的。     

3D打印冲击下专利侵权制度应对的新思考——专利质量视角的逻辑及解释

普通消费者个人性的3D打印行为使得现行专利侵权制度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国内学界的应对之说莫衷一是。从专利质量诉求的角度入手,根据利益平衡及权利限制原则,将专利侵权构成要件之"为生产经营目的"改为"牟利目的",并恰当适用"合理使用"规则,既可增强专利权保护以应对3D打印技术下专利保护受到的冲击,又可将专利保护限制在一个合理范围,从而满足公众的正当利益诉求,并有利于社会对优质专利之诉求的实现。     

通知-移除规则在我国专利侵权领域没有适用空间

王迁教授和孔祥俊教授的观点都表示不能直接移植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首创的"通知-移除"规则。除却直接移植问题,对规则的转用可行性进行分析,根据我国侵权责任制度,应当被理解为归责条款。专利领域侵权责任认定有特殊性,因此在解决转用问题之前应该先明确专利间接侵权制度。而在专利间接侵权制度之下,"通知-移除"规则没有适用空间。     

解读美国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计算中的合理许可费方法

合理许可费方法是美国在专利侵权诉讼中计算损害赔偿的最主要方法。合理许可费方法包含假想谈判的思想,本文介绍了既成许可费法、Georgia-Pacific因素、分析法则、拇指规则以及整体价值规则等计算合理许可费中的相关方法和标准。其中,拇指规则在Uniloc案后引来争议,但其整体市场价值规则仍存在适用空间。美国法院通常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自行选择适当的方法来对专利侵权损害赔偿作出判断。     

由三星和苹果侵权案看如何评价外观设计的设计特征

英国法院关于苹果诉三星Galaxy平板电脑外观设计侵权不成立的判决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广泛热议。本文通过对英国法院的判决进行分析总结,揭示了欧盟国家在进行外观设计侵权判定时的考量因素和判断原则,对于我国外观设计专利的侵权和确权程序都是有益的借鉴。     

专利侵权警告函的合法性审查标准——“双环与本田”侵权诉讼案引发的思考

专利侵权警告函是专利维权过程中的常见手段,行使不当会违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而成为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法院在对专利侵权警告函的合法性审查过程中,不应仅审查客观内容是否合法,还应审查发函主体的主观是否具有故意。只有在主客观要件一致的情况下,才能判定警告函是否具有不正当性。     

问题专利、发明高度与研发投资——一个专利质量内生化模型

“问题专利”是专利系统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本文通过假设发明高度与研发投资存在正向关联关系，在专利质量和研发投资之间建立起联系，实现了专利质量的内生化。然后通过一个双寡头博弈模型，分析了不同局面下创新厂商的研发投资和专利许可行为以及非创新厂商的策略选择，进而对专利质量进行了分析和对比。结果表明，专利质量受确定性发明高度和研发效率的影响，市场结构与专利质量之间不存在单调一致的关联。法庭对专利侵权赔偿金额的设置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潜在侵权者的行为，进而决定了市场结构。当显著性创新非常困难时，“问题专利”才能使社会福利达到最优。     

Law machines: scale models, forensic materiality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patent law

Early US patent law was machine made. Before the Patent Office took on the function of examining patent applications in 1836, questions of novelty and priority were determined in court, within the forum of the infringement action. And at all levels of litigation, from the circuit courts up to the Supreme Court, working models were the media through which doctrine, evidence and argument were made legible, communicated and interpreted. A model could be set on a table, pointed at, picked up, rotated or upended so as to display a point of interest to a particular audience within the courtroom, and, crucially, set in motion to reveal the 'mode of operation' of a machine. The immediate object of demonstration was to distinguish the intangible invention from its tangible embodiment, but models also'machined' patent law itself. Demonstrations of patent claims with models articulated and resolved a set of conceptual tensions that still make the definition and apprehension of the invention difficult, even today, but they resolved these tensions in the register of materiality, performativity and visibility, rather than the register of conceptuality. The story of models tells us something about how inventions emerge and subsist within the context of patent litigation and patent doctrine, and it offers a starting point for renewed reflection on the question of how technology becomes property.     

中美合作创新中专利共有法律风险及对策

合作创新成果知识产权的分享利用是中美科技合作中双方关注的焦点问题，其中专利共有是难点。从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项目实践出发，开展问卷调查并运用Pareto定律识别出法律差异引发的风险是中美专利共有的主要障碍。通过对比两国专利相关立法和典型判例规则，分析中美合作创新中、中方在共有专利的申请、权益处置、侵权救济等方面面临的法律风险。据此，建立中美合作创新专利共有风险识别及应对机制，提出风险应对原则和通过协议策略性约定的具体对策建议。     

揭开专利侵权赔偿低的黑箱:激励创新视角

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过程中,我国面临着专利侵权赔偿数额偏低的困境。本文收集了1185个专利侵权赔偿判决书,研究影响我国专利侵权赔偿数额偏低的主要因素,揭开赔偿数额低的“黑箱”。研究结果表明：专利的商业价值和权利人的保护能力对赔偿数额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专利价值越高,获得的赔偿数额越高;保护能力越强,获得的赔偿数额越多。但是,计算赔偿的方法对专利商业价值和权利人保护能力影响赔偿数额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法定赔偿对赔偿数额产生消极影响,即适用法定赔偿的案件会获得较少的赔偿。为了激励创新,我国可以通过提高专利价值、增强保护能力和完善确定赔偿数额方法的方式提高赔偿数额。     

中国专利维持年费制度结构要素及其完善

明确专利维持年费制度结构要素及其作用是优化专利维持年费制度运行机制的基础。综合分析专利维持年费制度理论及其结构要素作用与国内专利权人对其观点或倾向性的问卷调查结果发现：专利维持年费制度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优化专利收益激励创新;基于收益成本理论,是否缴纳年费决定的困难主要在于专利收益的难以确定性;基于促进创新,专利维持年费结构的“混合制”优于“单一制”;基于灵活性,“每年缴纳年费一次”模式优于“每隔几年缴纳一次年费”模式;基于专利收益的不确定性,“逐年增长年费数量”模式比“间隔3年或5年增加年费数量”模式更有利于权利人规避“多交年费”的风险。专利权人对上述观点的支持度存在差异。     

我国多次诉讼专利的基本特征与审判结果

随着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升,我国专利诉讼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大量出现借助同一专利反复发起诉讼的情况。基于2000-2014年我国专利民事侵权诉讼数据,本文识别出发生过多次诉讼的专利,并进一步对其基本特征及诉讼结果进行了考察。研究表明：第一,与美国进入庭审阶段的多次诉讼发起人多为败诉不同,我国多次诉讼专利原告在进入庭审阶段后通常胜诉,尽管停止侵权诉求（取得市场禁令）更容易获得法院支持,但损害赔偿金额却未与多次诉讼产生显著的正相关性（表现为负相关）。第二,我国专利诉讼案件中大量使用了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专利,但在控制年度、产业、地区等变量后,发明专利被用于多次诉讼的倾向显著更高,这与总体诉讼样本中涉及发明的比重不高形成了鲜明反差。第三,多次诉讼专利具有地区和行业集中特征,东部出现多次诉讼专利的概率较小,制药、化学和生物技术领域产生多次诉讼专利的概率显著低于传统制造与机械行业。本文的实践应用价值和政策指向在于,通过对多次诉讼专利的分析为解决我国本土重复侵权、策略性商业维权以及可能的专利滥诉和司法逆向选择问题提供经验证据。     

联盟企业专利策略选择及其产出效应研究——技术获取的视角

技术获取作为众多企业选择建立战略联盟的重要原因,促进了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然而,技术获取的联盟动机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却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作用过程。本文以已有研究为基础,引入专利策略构建"技术获取-专利策略选择-创新绩效"的分析框架,考察技术获取的联盟动机如何借助专利策略选择作用于企业创新绩效。选取信息技术产业的联盟企业作为样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技术获取动机会引致企业专利策略组合的运用,实现了技术获取向创新绩效的转化;技术获取引致的企业创新绩效因联盟意图及策略组合而存在差异,以市场进入为目标的情形下,企业创新效率和专利产出趋于增加;以市场拓展为诉求的联盟企业市值得到强化。     

地方政府“创新崇拜”与企业专利泡沫

本文从政府资源分配视角,研究地方政府“创新崇拜”与企业专利泡沫的关系。结果发现,地方政府对创新企业的支持存在“重专利数量,轻专利质量”的现象,专利数量越多,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越多,但专利质量与政府资源配给无明显的关系,这一现象随着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有所缓解。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与专利数量相比,专利质量对企业业绩的提升影响更明显,专利质量获得的市场超额收益率越高。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创新资源的合理配置,也为政府制定创新鼓励政策提供了参考。     

专利审查的误差检测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Hausman et al.,(1998) 错分模型，文章对2010年－2015年期间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的G大类发明专利申请的授权决定进行了误差检测。这里的授权误差的定义为，优先权在国外进行专利申请并获得较多后续专利引用的专利，其中国同族专利的申请未能获得授权，即“过度驳回”；亦或优先权在国外进行专利申请但未获得任何后续专利引用，其中国同族专利的申请却获得授权，即“过度授权”。基于此样本的实证结果显示，中国专利审查并未显示出显著的“过度授权”现象。但是，有大约4.4％的专利，其外国同族专利获得了高频次后续专利引用，并被中国的专利审查“过度驳回”。“过度驳回”的比例在软件相关专利样本中上升至5.8%。基于错分模型对过度驳回审查决定的识别，文章进一步检测了权利要求数量，技术应用广度，审查经验等因素对于中国专利审查过度驳回概率产生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于功能分析的专利技术产业化适用性研究

本文在梳理概括了国内外专利文本挖掘技术研究进展基础上,探索建立一种基于对专利文本中特定动宾(AO)结构进行挖掘分析的专利功能分析方法,并通过专利功能的定义、提取和分析将专利技术与相关产业进行对接,实现了从专利文本中识别产业化的潜在领域。更为重要的是,本文提出了描述专利技术功能效用的S曲线和S指数,完善和改进了专利技术产业化适用性量化评价模型,并定义了该模型中的S指数、专利功能的绝对重要性指数(AI)和专利功能的相对重要性指数(RI)三个评价指标。最后,以具备"reduce PM2.5"功能的专利为例,验证了基于功能分析的专利技术产业化适用性评价模型的可行性,为中国专利技术产业化路径选择提供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