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说"诗与儒家诗"说"

过去，谈论先秦儒家诗学比较注重其伦理性内容，其实从孔子到孟子以致汉代的董仲舒，他们对《诗》的读解有比较浓厚的解释学思想。而这一思想是建立在春秋说《诗》“断章取义”的社会风气上的，当时赋诗者借《诗》言志，听诵者借诗以“观”志，这里的“志”是赋诗者所言之“志”，而非作诗者之“志”。赋诗行为的听者与诵者双方，所凭借的是“以类取，以类予”的思维方式，“类”即是孔子所说的“诗可以兴”(引譬连类与感发志意)。在战国时期赋诗的语境不再存在，孟子针对“断章取义”之不足提出“以意逆志”的说《诗》方式，但“断章取义”在说《诗》过程是不可避免的，故有论者提出“诗无达诂”的阐释方式。     

唐人"寻隐"之冠走向现代之路--兼谈唐人"寻隐"诗

古代隐逸诗经历了从“招隐”到“寻隐”的转变，唐代名家于“寻隐”诗几均有所作。贾岛《寻隐者不遇》作为唐人“寻隐”之冠，受到古今选家、评家和哲人的关注。将《寻隐者不遇》置于唐人“寻隐”诗和历代阐释史的双重视野中，对其走向现代之路作了全面考察。这对于让古典诗歌走进现代人的心灵，永葆其诗意青春，不乏启示意义。     

浅论"诗无达诂"说

“诗无达诂”是中国古代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原则,其初衷是为了给汉代儒生自主阐释《诗经》提供理论依据,却在客观上强调文学阐释的相对性和多样性,从而赋予阐释以批评学的意义。“诗无达诂”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关涉文学作品自身的特性与阐释主体接受的能动性,又关涉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点。     

对应阐释:"以才学为诗"与"以才学为注"

作为诗歌创作的必要因素,才学大致可以包括才气与学问,优秀的诗人常融二者于一体。自“西昆体”以来,“以才学为诗”逐渐成为宋人诗歌创作的潮流。诸如此类的创作,要求阐释者有必要根据作品来进行“以才学为注”的阐释。而今人注今人之诗,在有宋一代成为时代风尚,同样是这种阐释方式的具体表现。     

宣姜"淫妇"论质疑

宣姜在后世经学家对《诗经》的传统阐释中，一直是以“淫妇”的形象出现的，对她这样定位似乎已成定论。本文试图结合《诗经》文本，更主要的是通过对春秋时期一些婚俗的分析，论证宣姜两次婚姻的合理性，由此对宣姜“淫妇”论提出质疑。宣姜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被卷入政治婚姻中，是一个可悲可悯的人物。其淫荡形象的确立是后世解经者“以诗附史，妄生美刺”的结果，是男权社会对她进行的虚妄的道德评判。     

"诗意地栖居"与逻各斯向往——试论于坚诗歌的审美追求与精神内涵

于坚的诗以“诗所言”与“写作本身”为审美基点聚焦日常生活中的诗意,在“拒绝隐喻”时“去蔽”而意达“诗意地栖居”。从精神内涵上讲,其终极是反文化阐释中对万物本真的探寻,由此而欲在“诗意地栖居”的回归中抵达存在之逻各斯。     

释"功夫在诗外"

陆游提出并阐释的“诗外功夫”一说,对于诗创作来说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诗外功夫”大抵指作家心灵修养和生活实践两个方面。可以从三个方面对“诗外功夫”引申理解：“诗穷而后工”;“情真景真,其词必工”;自然天成为工。     

"找一种诗的思维术"--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研究之一

“找一种诗的思维术”，是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理论的支柱，它显示了中国诗人对诗歌本体的自觉意识。诗的思维术理论主要包括：诗人“要住的是诗的世界”；诗“要有大的暗示能”；写诗“用诗的思考法去想”；诗的语言秩序要“超越形式法的组织法”等。     

"恨"无绝期--《长恨歌》主旨之浅谈

以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为素材的《长恨歌》感染了千百年来的读者，但对它的主旨历来众说纷纭。文章紧紧围绕“恨”字，对诗的主旨进行了阐释，     

杜甫"哭"诗分析

杜甫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现存1400余首诗中有近200首诗中直接出现了“哭”、“泪”等词语。在这些“哭”诗之中始终跳动着时代的脉博，表达了诗人对国家百姓的关切，对亲朋好友的思念，对故土家园的难舍，体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崇高情怀。正是由于这种深沉而又刚劲的内容，使得杜甫的“哭”诗并不显得贫弱萎琐，反而有一种沉都阔大的意境。     

"自我"的"印象"——析史铁生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与《我的丁一之旅》

从史铁生的两部长篇小说《务虚笔记》与《我的丁一之旅》的文本出发,重点分析《务虚笔记》小说人物性格,从而通过文字表面的映像,来了解史铁生现实生活经历,发现史铁生最内里的“自我”与“印象”,阐述史铁生小说中的“质疑真实,推崇自我”的哲学思想,发掘文学与哲学的重合方式。     

“两双”、“口嘴”的意象图式

文章从隐喻的意象图式角度分析"两"与"双"、"口"与"嘴"在语言表达中的同现限制。"两"与"双"的字形不同,它们的意象图式也不同:"两"是平分图式,"双"是配偶图式;"两"、"双"词语在言语交际中的意义和用法也就不同:选择"两"的语境强调"分而为二、两相对立",在选择"双"的语境强调合二为一、配成一对。"口"与"嘴"隐喻投射到对事物域的认识当中,但是各有侧重:"N+口"强调的是"容器通往外界的地方","N+嘴"强调的是"容器中形状突出的部分"。     

《孟子》中“正”“长”“贤”“轻”“良”的形容词用法

通过对《孟子》中“正”、“长”、“贤”、“良”、“轻”5个形容词的语义和语法功能作较为细致的描写,试图从中寻找出《孟子》中不同的形容词在语法功能上的共性与个性,并进一步提出问题,即这些共性与个性的历时和共时的差异,以及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     

论《受戒》的"淡"

汪曾祺的《受戒》最大的特点是“淡”,它主要表现在情节的散淡,时代背景和人物情感的淡化,语言的平淡等方面。这与汪曾祺的人生经历、思想情感和艺术追求等有着密切关系。     

人类学的“普同”与“相对”

现代人类学的开端,可追溯到19世纪,但人类学作为现代科学真正被确立起来,则要到20世纪20年代。长期以来,学科内部由于理念不同逐渐分野,形成两大主要分支,即以英、法两国为首的社会人类学,和以德、美两国为主的文化人类学。两派虽在学术理论、方向、思考方式等方面有所分歧,但并不妨碍他们各自为人类学学科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本文旨在介绍两派的主要学术观点,以及在人类学四大领域研究当中的理论实践。     

"扑朔""迷离"求解

北朝民歌《木兰诗》"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中的"扑朔""迷离"作何解释,历来众说纷云莫衷一是。笔者认为,归纳起来,不外乎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扑朔",即"缩动"或"爬搔"之意,为兔走时足伸缩之貌;"迷离",即"朦胧",为眼色朦胧。第二种:"扑朔",形容雄兔脚上的毛蓬松的样子;"迷离",形容雌兔的眼睛被蓬松的毛遮蔽的样子。本文对这两种说法作了较具体深入的评析,并赞同第一种说法。     

日语“ティル”与汉语“在”“着”“了”的对应关系浅析

日语中的“ティル”是一个具有多种意义的体助词,与汉语中的体助词“在”“着”“了”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从体意义的角度对“ティル”与汉语体助词“在”“着”“了”的对应关系做了探讨。     

《墨经》中“援”、“推”、“辟”、“止”、“效”诸方法的性质

辩是推理的运用，但与辩的目的相联系，甚至于为实现这种目的而采取一定技巧的推理，实际上已经成为辩的方法。《墨经》中所述“援”、“推”“辟”“止”“效”诸方法是辩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