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诒徵与民俗文化研究

柳诒徵是中国近现代著名史学家,较早涉及民俗文化与社会生活领域的研究。在民俗理论方面,他对中国民俗的性质、缘起及其演化别具识见;在民俗史编撰方面,他“博观而约取”,尤其重视人民生活的状况和社会风俗的变迁,这对我们认识民俗文化作为民族精神所表现者,是颇有意义的。     

柳诒徵的通史理论及其实践

柳诒徵认为通史是了解历史事实、掌握历史知识的必要手段，其本质是天人合一、修身养性的手段，是历史有规律发展的反映，也是历史学家求同存异以类识物的方式。与断代史相比，通史可以跨越时空；与分类史相比，通史更注重历史知识的系统性，但通史只是全史的一个方面。通史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采用文化史的方法，考察民族文化发展的共性与个性。柳诒徵的许多论著可以看做是通史性的著作，其特点在于文化史学的方法论和民族主义的立场。     

试论柳诒徵的中西文化观

柳诒徵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个人经历和时代背景促使其中西文化观的形成.他认为中国文化重伦理道德与德治,中国史学有正史体例,以儒术为主导,而且因有史官制度而具有政治性;西方文化重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及法治,西方史学远逊于中国.其中西文化观主观上试图从学理上抗拒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客观上对今人了解西方文化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有指导和借鉴意义.     

论柳诒徵的史学思想

柳诒徵的史学思想是以传统的史学精华为主兼以吸收西方史学观点的产物。柳诒徵认为,历史学既是关于知识的学问,又是政治学,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其功用是彰功显绩、生成知识和彰往察来。柳先生把传统的变易观与西方的进化论糅合在一起,认为历史是迭次发展的,＂有退化者,有进化者＂,其因则有赖于人们自身的创造、社会制度的组织鼓励和文化传统的积淀。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历史的主体——人本身的本质性和历史文献使得历史是可以认识的;形式上的纵贯和横通,目的上的规律性和特殊性,构成了历史认识的基本类型;＂观事实之始末＂与＂察风气之变迁＂乃是历史认识的两个阶段,而客观的事实与政治的＂礼＂则是历史认识检验的标准。柳先生论著中所体现的史学方法主要是＂明吾民族独造之真迹＂的文化学方法,以及历史主义和经济分析法等。在史料方面,柳先生打破四部分类法,增加志、丛、图三部,成为七部分类法;主张全面地阅读材料、考证史料的来源,充分利用新的史料、遵守学术规范;史料的编纂应当参照政府的组织机构来安排史书的体系,＂治史学若理国事＂。柳先生重视史德,强调史家研究历史,必须去除成见,从历史事实中得出结论;要求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中不断修养自己的品德。柳先生把礼看做是史学的核心灵魂,批评有损于民族文化发展的一切史学行为和对历史事实的错误理解。柳诒徵史学思想的个性特点是新人文主义,其旨趣是守护传统道德、注重精神完善。     

柳诒徵的历史人物评价理论与方法

柳诒徵重视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价,力求对历史人物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是其史学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他在评价标准上提出了民生为本的标准、德义之府的标准、时代特征的标准和时代进步的标准,在评价方法上注重全面评价和对比评价。柳诒徵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与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鲜明特点,丰富了中国近现代史家的历史人物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从三部《京江柳氏宗谱》看国学大师柳诒徵

柳诒徵先生为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他大力提倡利用谱牒资料进行历史研究。本文利用《京江柳氏宗谱》考察柳诒徵成长的家族背景,主张“学行兼崇,不分汉、宋”的家学渊源,同时展示《京江柳氏宗谱》中丰富的家族文化资料。     

柳诒徵诗歌的精神世界与诗学价值

柳诒徵诗歌内容丰富,描写所及,或时代遭遇,或欢庆胜利,或歌吟山水,或赠答酬唱,或祝寿凭吊,或关爱图书,或对外交流,由此折射出时代变幻之风云。他的诗歌具有儒家诗学“温柔敦厚”、“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精神品格,蕴含“雄浑圆健,充实光辉”的艺术风貌,呈现出我国自乾嘉学派以来中国诗坛所形成的“学人之诗”的审美特征。此外,他的崇尚“诗言志”、倡导质实诗风、不因人废诗的诗学思想是颇有价值的。     

简论柳诒徵对中国历史教科书《历代史略》的编纂

历史教科书的编纂是近代史学发生重大变化的一项标志,它预示着历史学在近代开始走向专业化和规范化.柳诒徵编纂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历代史略>,是中国近代较早的历史教科书之一,虽然其体裁是新颖的,但其思想观念属于晚清官方的洋务派体系,其历史观具有洋务派"中体西用"的色彩.作为近代著名的史学家,柳诒徵编纂<历代史略>是他史学研究的起点.     

钱穆的民族文化史观浅析

在20世纪的中国史坛,钱穆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史观占有重要一席。他以＂温情与敬意＂的态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并且在阐发这一史观的同时,对文化内涵、治史方法等都给出了自己独到的阐释,还从不同方面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独特精神进行解释,他的这种以民族特殊性为前提来研究历史文化的理念,对于后世学者的理论借鉴价值和治史方法有重要意义。     

试论“五四”前后学术界对“进化史观”的反省——以章太炎、梁启超、柳诒徴的史学思想为例

五四前后,章太炎、梁启超、柳诒徵在不同的历史、社会境遇下,分别运用:佛教、新康德主义、《易传》等理论资源,对以“进化论”为核心的现代性思想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这些批评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思想景观,在深入分析这些思想家的批评过程中,我们能看到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贺麟的文化史观

贺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黑格尔研究专家,他建构了较为成型而且成熟的文化哲学体系。本文结合贺麟的著作（侧重于1949年以前）,从“人与文化”、“历史与文化（古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中西）”、“赫然名家的‘新心学’”四个层面梳理其文化史观。     

彼得·伯克的文化史观

英国文化史学家彼得·伯克的文化史观可以概括为中和、建构、多维三个层面.他认为,文化是一种普遍、客观、观念和物质的存在,为同一文化体内各阶层所共有;文化观念和养成是一定时空之内有意识的建构;各种文化交互交融,此消彼长,成就了它们的多维与丰富,并无绝对的中心与边缘.这些观点所体现出的大众化、平民化和多维性倾向与我国正在建设的和谐文化在价值取向上有相似性与兼容性.     

文化形态史观对教育史研究的启示

由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首创、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发展的文化形态史观,从文化角度阐释历史的兴衰得失,并将文化看作经历生、长、盛、衰等发展阶段的有机体,强调打破文化中心说,提出文化多元论和等价观,运用挑战与应战来解释历史的衍生和演进等。这些观点为教育史研究提供了诸多新的启示,对于开拓教育史研究的新领域、构建大教育史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文化形态史观探析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原因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结构的转变,促使了这一时期社会学术思想的转变,即由经学独尊到儒、玄、道、佛等多元思想的博弈与互动,在这种博弈与互动中,使得门阀士族为了正门第、保证其高贵门第地位永固和政治经济特权永存而纷纷重视修史;下层寒士阶层为了扬名后世也很重视修史,致使这一时期官修、私修史书繁盛。五胡十六国等少数民族的入侵,使得统一的政治权威碎化为多元的、狭小的单位而出现真空,致使他们在文化上相互交流与融合,他们为争＂正统＂或隐＂僭越＂也很重视重修国史。佛教的传播对这一时期史学也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论阿伽西的多元文化科学史观

基于40多年对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的思考,阿伽西从理性主义批判的角度主张科学史研究要文学化、文化化、宽容化、多元化,形成了其独特的多元文化科学史观。探讨阿伽西科学史观的形成与内涵,不仅可为理解和认知科学史产生新的逻辑起点,亦可反思科学史研究的本体论与方法论。     

论原始彩陶的尚土意识及文化史观

人类的生存状态,包括经济生活方式,都关系着他们采取何种方式造物,以及这种造物的目的和加工制作方法。原始彩陶对泥土的发现和利用,同样体现了人类对自然材料感知、适应、选择的主体性调适的能量。人们从陶土所折射出的生命潜力和精神意蕴中,不仅清晰的感受到了人类生命结构中浓烈的尚土意识,还悄无声息地滋生着一种不可名状的恋土情结。     

浅析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史观

斯塔夫里阿诺斯主张运用全球史观来编纂世界历史,本文试图分析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史观的特点,并指出虽然他提出全球史观来代替西方中心论,但却没有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影响。     

汤因比“文化形态史观”形成因素探

汤因比因其巨著《历史研究》而有"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誉,其"文化形态史观"及"挑战—应战"理论引起史家的极大兴趣,时而兴起研究热潮。本文通过宏观考察,探讨了影响汤因比"文化形态史观"形成的诸因素,认为古典史家的"文化"理念和进程划分,启迪了汤因比"文化形态史观";近代史家的"文化"激情和史学观念,滋养了汤因比"文化形态史观";现代史家的"文化"理论和整体史观,成就了汤因比"文化形态史观"。     

试论《中国文化史》的对比阐述手法

柳诒徵先生正于一个西方现代文明和文化开始猛烈冲击中国古老文明的风云变幻的时代,作品《中国文化史》充满了他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敬仰和热情,通过借古讽今、对比论证的手法来阐发。本文试从对比阐述这一视角出发,进而探讨运用这种手法的原因、表现以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