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困境与解决路径

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新亮点的官员问责制,是推动政治文明的又一显著标志。所谓问责制,是指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一切行为和后果都必须而且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21世纪以来,问责制在我国已取得了很大发展,但还存在着职能分界模糊权责不对等、责制主体缺位、制度不完善、问责的政治文化缺失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需要实施厘清官员职能分界而实现权责对等、加强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完善问责制度和繁荣官员问责文化等具体措施。     

制度安排与伦理建设:完善官员问责制的路径选择

官员问责这一举措自启动以来,在实践和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同时也还存在主、客体不够清晰、制度未健全以及监督和救济缺失等问题,这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作用的发挥。为使官员问责从一项政策变为一项制度,从而稳定而有效地发挥制约和监督的作用,提出制度安排和伦理建设是完善官员问责制的路径选择。其中制度安排上要加强官员问责制自身建设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从而起到外部控制和事后补救的作用;而伦理建设着眼于减少官员失职行为发生的可能。     

论一国两制下香港公务员制度的发展、困局与对策

公务员制度不仅是国家政治体制的重要一环,更是政府运作的基石,它植根于政治、经济、社会的环境系统中,更是历史文化演进下的产物。依据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公务员制度的演变与发展,进行香港公务员制度研究,探讨其所面临的问题及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及展望。随着问责制于2002年7月1日实施,香港政府最高层的官员,包括三位司级局长和合并后的政策局局长,全部列入问责制范围。因此,其未来发展与变革,必将影响国家的施政走向与体制的变迁。     

浅议我国官员问责制度的基本原则

中国政府在2003年非典危机中启动的问责制,已从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走向了制度化的轨道。“可问责政府”的理念在中国的行政改革中得到全面推行。问责制一方面彰显着广泛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又存在着推行过程中某些与实际不相符合的情况,这使得对于规范我国官员问责的执行过程成为必要。特别是基本原则的研究对于我国官员问责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本文关于基本原则涉及的具体内容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提出了责任法定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和民主参与原则。     

浅析中国高校问责制的建设

问责制发源于西方在行政领域对政府官员的责任追究.从国际方面来看,构建问责任制顺应了世界行政改革趋势.政治领域的行政问责制、经济领域的公司问责制、社会领域的问责制等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已比较成熟.问责制在教育领域、特别是高等教育领域的应用也于20世纪中后期在英美等国开始流行,其制度也臻于完善.     

透视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实践

自2003年以来,我国官员问责再掀高潮。这是一项响彻中国政坛的重大体制改革措施,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文章通过问责制所依据的法律规范性文件和问责制的实际执行两个方面的分析,指出官员问责制实践中存在的种种具体问题,以期对于我国官员问责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行政问责制的法理逻辑与现实悖论分析

行政问责制的法理逻辑表明,人民主权是政府权力的逻辑基础,如果没有人民主权,也就不可能有政府权力,因此,政府权力必然要受人民主权的制约,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应对人民负责.而在我国行政问责制实施过程中,一些地方却出现了权高于民,权大于法,问责执行机关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等现象.生成我国行政问责制现实悖论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历史传统的原因,也有政治体系发展不健全、配套制度与改革相对落后的原因.解决此问题的关键,需要一些政府官员转变观念,树立"权为民所用"的服务意识,同时,要健全各级政府的责任体系,强化制度执行的针对性以及建立有效的责任追究控制机制等.     

对被问责官员复出现象的几点认识

自2003年非典时期开始,问责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行政问责从非常时期的"临危受命"到现在的"走进制度的笼子",反映了问责体制的科学化、制度化。而问责方兴未艾,曾被问责的官员复出又成为焦点。目前,我国问责制的现状和瓶颈是在我国官员问责制不断科学与合理的情况下,由于相关规定的缺乏和不完善,致使官员复出机制不健全。近段时期以来,由于问责而"落马"的官员纷纷复出,加上缺乏程序上的公开和透明,使得公众对于问责制的公正性、合理性及合法性产生怀疑。     

"引咎辞职":呼唤中国走向官员"问责制"

2004年上半年，我国对三起重大安全事故的处理，使“引咎辞职”和官员“问责制”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两个重要术语。“问责制”突出了行政管理中行政权力与行政责任一致的原则，是政府实现其行政责任的一种自律或自我控制。实施“问责制”是我国干部制度改革和行政体制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必将大大拉近市民与政府之间的距离，大大提升政府形象，加快推进塑造出一个高效政府、诚信政府和责任政府。     

我国官员问责制之问题及完善进路

实行官员问责是我国推进政府体制改革,打造责任政府的一项重要举措.当前,官员问责制在我国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如何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官员问责制度仍有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索.明确权责划分、扩大问责范围、规范问责标准、加强异体问责、完善问责程序、建立合理复出机制、培养问责文化是完善这一制度的必由之路.     

我国现阶段问责制的问题分析

“问责制”是指对政府及主要负责人的一切行政行为和后果都必须而且能够追究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的制度，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以人为本、对人民负责的理念，有利于政府的依法行政，是我国建设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监督主体和问责主体缺位、职责不清、缺乏透明性和程序性是目前我国问责制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有助于问责制度的逐步成熟和完善。     

我国官员问责制的缺陷与对策

近年来,官员问责在我国行政生活中屡见不鲜,但其远不是规范制度下的产物。通过对中国官员问责制的制度缺陷和本身缺陷进行分析,并借鉴域外多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所实行的官员问责制,进而提出政策性建议。     

行政问责制下的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研究

行政问责制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是构建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的重要途径。自2003年“非典”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度构建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无可否认,其制度建设还处在初级阶段,在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构建中仍存在许多缺陷和不足。本文从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概念着手,分析机制混乱的现象和原因,并提出相关建议,完善制度构建。     

官员问责制——"执政为民"的制度化反映

官员问责制是当代政治文明和政治实践的重要成果。文章分析了官员问责制的内涵,以及我国官员问责制在制度化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认为只有建立健全官员问责制,才能实现党“执政为民”的目标。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官员财产申报困境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制度反腐的重要举措,也有助于保护官员的合法财产。但长期以来,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始终局限于公布单个政策性文件,而迟迟未能形成完整的制度体系。因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确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面临着诸多困难。用制度变迁理论的观点去看待并解释现阶段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和障碍,并得出以下结论:个人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的内在价值冲突,法律地位较低,政策文本本身的缺憾,来自既得利益者的阻力,改革的潜在风险较大,监督约束机制不足等是影响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建立的制约因素。基于此,寻找可以有效化解困境的未来发展路径,为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尽快完善和最终确立做出有益探索。     

中国实施官员“问责制”初探

问责制，这个在“非典”的非常时期所采取的非常措施在我国走上了制度化的轨道。问责制的建设是建立现代责任政府的重要标志和组成部分之一。以引咎辞职为开端的问责制，给我国的政治改革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波，其正面意义是不言而喻，但其发展任重而道远。     

高校问责制的国际比较及对我国高校评价模式改革的启示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对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改革高校评价模式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在分析我国高等教育问责制实施现状的基础上,总结了英国、美国、巴西、荷兰等教育发达国家高等教育问责制的特点,通过国际比较和充分借鉴,从评价机构独立化、评价指标差异化、评价过程动态化、评价结果等级化和评价报告公开化5个方面对我国建立健全高校问责制,进行现代化大学制度背景下的高校评价模式改革提出政策建议。     

高校问责制的国际比较及对我国高校评价模式改革的启示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对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改革高校评价模式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在分析我国高等教育问责制实施现状的基础上,总结了英国、美国、巴西、荷兰等教育发达国家高等教育问责制的特点,通过国际比较和充分借鉴,从评价机构独立化、评价指标差异化、评价过程动态化、评价结果等级化和评价报告公开化5个方面对我国建立健全高校问责制,进行现代化大学制度背景下的高校评价模式改革提出政策建议.     

元朝的退休制度

元朝的退休制度是和迁转法联系在一起的，元朝建立之初，也有官员巡休的记载，但具体的政策规定则不得而知，可能是沿袭前朝，邓金朝致仕制度规定，对致仕官员给予半俸的待遇，元政府正式实施致仕制度始于至元二十八（1291）年，规定各级官员年龄到七十岁的，应按规定退休；其后制度逐渐完善，以礼致仕，在元朝表现得比较明显。     

国家精品课程建设七年回望——一个政策评价框架的初步运用

国家精品课程政策实施七年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也面临难以维系的尴尬局面。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通过引入行动舞台的概念来分析、预测和解释特定制度安排下的行为,故具有制度评价的功用。国家精品课程政策实施效果不佳源于行动者机会主义行为,机会主义行为源于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国家精品课程政策在效率、公平、问责制、弹性和灵活性等方面都存在一定问题,因此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国家精品课程制度创新的关键是建立复核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