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为诗”不始于陶渊明——兼与高建新先生商榷

唐代以前，诗的地位重于文、诗影响其它文体；宋代以后，文的地位重于诗，文影响诗。“以文为诗”产生于唐代诗与文的地位发生根本转变的背景之下，又是古文运动的副产品。“以文为诗”有其特定的内涵和时间限定。陶渊明的时代，似乎还谈不上“以文为诗”的问题。陶诗脱胎于玄言诗，但他摆脱了玄言诗过分“文化”的不足，力图恢复诗歌的诗意，他是在“以诗为诗”而不是“以文为诗”。尽管其诗中尚残留一些散文的特点，也不宜称之为“以文为诗”。从玄言诗到陶诗与韩愈等人从散文到诗的道路是相反的，前者是在排除“文”的特点，后者却是在引进。“以文为诗”始于陶渊明的说法，还有商量的余地。而对于陶诗所取得的高度成就，也不宜归结为所谓“以文为诗”的结果。     

钱钟书“桐城亦有诗派”续说

从清代桐城籍诗人的实际创作看,不仅文在桐城,诗亦在桐城。桐城派诗人谨守家法,有较为自觉的流派意识,以“正雅祛邪”为己任。姚范诗学观深刻影响了桐城诗派,以姚范为诗派的发端者,有合理一面,又不尽合理。重道不废文,唐宋兼取,刚柔并举,融通的诗学观,使得桐城诗派影响甚大。     

卢仝及其诗歌创作简论

卢仝虽然隐居一生，但他身随心不隐，希望走“终南捷径”，只不过未被征召；卢仝死于“甘露之变”的说法基本可信；其诗歌具有平直和险怪两种风格，险怪诗多写于元和四年至元和六年，表现出题材怪异、以文为诗、抒情直露、调笑浅俗的特点；卢仝的诗歌创作对韩孟诗派其他人具有一定的影响。     

韩愈“以文为诗”举隅

所谓“以文为诗”,即是用做文章的手段来做诗;这是韩愈诗歌艺术方面的基本特点。最早提出这一点的是宋代诗人黄庭坚:“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见陈师道《后山诗话》) 先让我们看看韩愈是怎样以文为诗的:     

论桐城诗派的两条诗学路径

桐城诗派由姚范、刘大櫆开宗立派,在姚鼐、朱孝纯手中发扬光大,形成奇险与雄奇两条风格互补的诗学路径。奇险支派是桐城诗派的主流,重视学习黄庭坚、韩愈与杜甫,姚范诗作往往以学问为诗,爱用生词僻字,好用事用典,常以虚字入诗,对姚鼐一脉产生一定影响。雄奇支派逐渐被熔铸唐宋的诗学传统所淹,在桐城诗派史上不显,刘大櫆以才气为诗,通过句式变化与夸饰手法创造雄奇诗风;朱孝纯游历较广,其雄奇诗风多得山川之助。     

试论元结诗歌的散文化

元结是唐代第一个大力“以文为诗”的作者,其诗歌的散文化程度大大超过后来的韩愈。本文把元结的近百首诗分成三类,分析“以文为诗”在三类诗歌中的不同特色,进而把元结的“以文为诗”跟韩愈作比较,以突出元结诗在诗歌发展史上的意义。     

谈谈宋人的“以文为诗”

“以文为诗”,按约定俗成的说法,就是指严羽批评宋诗的“以文字为诗”。(《沧浪诗话·诗辨》)它与“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共同构成了宋人诗歌的三大时代特色。 “以文为诗”,就是以作散文的某些手法(尤其是语言文字方面的)来作诗。具体说来,宋人的“以文为诗”,其表现形态约略可概括为以下8种: 一是句式参差。它不再在一首诗中,拘守于只用西言、五言或七言等比较固定的模式,而是随着感情的变化,和所要表达的内容的不同情况,错杂运用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直至十七言等自由伸缩、灵活机动的散文句式,而不讲划一。但又总以某一种句式为主,构成大体整齐的样子,不失“诗”本体的特征。如郑侠《谢太守惠酒》、(《宋诗钞·西塘诗钞》一诗以七言句式为主,而杂以三言、四     

韩愈“以诗为戏”论

韩愈的“以诗为戏”有“战诗”和嘲戏谐谑两种形式，其创作目的主要是获取乐趣，与传统的“诗言志”不同。因此，创作手段也不同，这是韩愈“以文为诗”创作手法形成的原因之一。     

陈用光与桐城诗派的传衍

就桐城诗派传衍和清代诗学发展而言,陈用光的作用一直被遮蔽。他将桐城诗学带入都下,并在都门交游中推动桐城诗派参与构建嘉道宗宋诗风;他宣诗布文,开启了桐城诗派的统绪书写。进入文学史“过程”的研究视角,揭示出陈用光传衍桐城的深层意涵。在桐城诗派传衍格局中,陈用光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一代宗主,应当被重新认识和评价。     

从诗序看苏轼对“以文为诗”的发展

苏轼的诗歌中有一百二十多首有序言,其诗序的实质就是直接以“文”的形式作为“诗”的一部分,就是“以文为诗”。苏轼的诗序内容丰富、具有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同时,诗序与诗歌正文在内容、用韵、意蕴、风格方面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只有在诗歌整体中,超越诗序与诗歌正文的内容意义与审美风格才会呈现出来,诗序只有在诗歌整体中才能实现其价值与功用的最大化。“文”成为“诗”中不可分割的有机体,苏轼就这样以诗序的形式对“以文为诗”作出了发展。而苏轼笔下的诗序之所以有如此风貌,既根源于宋代的文化思潮,也是苏轼精神主体之彰显、内在素质自然流露的结果。     

北宋“以文为诗”观念及其对词与书画的影响

“以文为诗”的新变与北宋经学、词与书画等领域的新变异体同质,都是北宋思想文化革新的产物。北宋士人的新文化理念,施于经学则是独具特色的“元祐新经义”;施于文则接续中唐韩、柳的古文运动;施于诗则打破自《诗经》以来“以诗为诗”的诗歌传统,代之“以文为诗”;施于词则是打破词的乐体本质与“花间宗风”,“以诗为词”,成曲子中缚不住的士大夫之词;施于书画则是打破晋唐以来“尚法”的书画之风,成“士人书画”一体。     

论桐城派的诗学观

桐城派是我国文学史上作家最多、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个散文流派,它从兴起到终结有200余年的历史,以古文创作和古文理论名世,但该派成员也不乏善持诗论者,他们以古文理论入诗学,形成了一个独有的流派——桐城诗派,与桐城文派并驾齐驱。清末安徽绩溪人程秉钊曾有“论诗转贵桐城派,比似文章孰重轻”之说,对桐城派诗歌的地位作了充分肯定。     

韩愈"以诗为戏"论

韩愈的“以诗为戏”有“战诗”和嘲戏谐谑两种形式,其创作目的主要是获取乐趣,与传统的“诗言志”不同。因此,创作手段也不同,这是韩愈“以文为诗”创作手法形成的原因之一。     

韩愈以赋为诗论(上)

韩愈诗，多有汪洋恣肆之篇。形成这种风格的原因，从写作方式上看，当与人所习论的以文为诗有关。但这里的“文”，内涵较广，除广义的散文之外．还应当包含赋这一文体的因素。清代注家朱彝尊、顾嗣立、方世举等注意到韩愈《南山诗》、《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用其韵》及诸联句诗在遣词造句及结构章法上明显地表现了与汉赋的写法相类似之处。人们在讨论韩愈以文为诗的时候，虽也言及其用作赋的手法写诗，但把以赋为诗作为专题来研究的，似属少见。文章借诸公之发轫，收拾绪余，整理成篇，欲证成韩愈以赋为诗之论。     

方东树论苏诗对桐城家法的承继与突破

作为桐城文派的后劲，方东树的苏诗论评颇受其古文理论主张的影响。首先，方氏以古文之法探讨苏诗七古，注重开合起承、格局布置、虚实详略、字句气节等写作技巧。其次，桐城先辈论文的一些概念与术语也被方氏用来评述苏诗。再次，方氏还以是否有文法来重评苏轼某些为前人所争议诗的优劣高下。方东树亦有突破桐城家法的地方：第一，桐城派文人标举江西诗派与黄庭坚，方氏则认为苏诗胜黄庭坚诗。第二，在方氏看来，苏诗摆脱蹊径，自成一家。第三，方氏崇信义理，其苏诗评论难免染有理学色彩。     

从赋法、议论、选材、用韵看韩愈的"以文为诗"

韩愈诗歌在选材上扩大了搜求领域,以“不诗为诗”;在表现手法上融入了散文的清新笔调,并以充沛之才气、不世出之笔力为之,使其诗为“唐诗之一大变”(叶燮《原诗》),表现出“以文为诗”的创作倾向,具体表现有:以赋为诗,以议论为诗,选材奇杰,用韵独特,诗文互释等诸多方面。     

吴汝纶对近代桐城诗派的贡献

吴汝纶是桐城文派的末代宗师,这一点早已为人所熟知。而对于他是近代桐城诗派的中心人物,学术界则鲜有论及。吴汝纶对近代桐城诗派的发展主要做出了以下三方面贡献:一是为近代为桐城诗派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二是为近代桐城诗派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营养;三是为近代桐城诗派的发展培养了后备人才。     

试论皮陆诗派尚才自娱的唱和观及其表现形态

皮陆诗派是唐末吴中出现的以皮日休、陆龟蒙为主角，由下层士人组成的地区唱和群体。诗派成员过人的才气、共同的闲人身份和“未为尧舜用，且向烟霞托”的心态孕育了尚才自娱的诗歌唱和观；诗派成员在此 观下呈现出从内容层面到形式层面全方位追求逞才自娱的创作倾向；其中的“以为诗”、“以学问为诗”和自娱自嬉的种种表现，奠定了这一诗派在唐宋诗演变中的重要地位。     

论韩愈“以文为诗”的艺术表现

韩愈的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种地位的确立与他＂以文为诗＂的创作倾向息息相关。韩愈的＂以文为诗＂具体表现为：以散文题材入诗;以古文章法、句法、字法入诗;以议论为诗;以赋笔为诗。这是韩愈诗体诗风开拓创新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文体文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论“以文为诗”始于陶渊明——兼答张明华、魏宏灿先生的质疑

陶渊明的“以文为诗”首先是一个写作方法问题,是诗歌艺术表现手法,跟“运动”不“运动”实在是没有什么关系!至于“以文为诗”应“载道”问题就更是如此。陶渊明要表达的是现实人生中的真情、真境,而“以文为诗”作为一种艺术手法,自然朴实,无需雕饰,正好应和了陶渊明的这种需求。所以“以文为诗”由陶渊明发端,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