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夫”辨——与松戎同志商榷

凇戎同志在《关于‘千夫’质疑》一文中(本刊今年第三期),认为鲁迅先生《自嘲》诗中的“千夫”“指的是人民大众。”我以为还是解为敌人更妥贴,试谈以下三点。第一,《汉书·王嘉传》里,在“千夫所指,无病而死”句前,明白地写着“里谚曰”,可见这个成语当时已是广泛运用,《王嘉传》只是借用。而借用甚至是引用往往是各取所需。所以“千夫”的本意,单凭《王嘉传》来解,未必正确。这个成     

王昭君籍贯族属辨——兼与祁和晖同志商榷

王昭君,这一两千多年前的“良家女”,不知牵动过历代多少文人学士的心,在不同的时代环境里,他们将一腔民族激情都倾注在昭君的身上。从其故乡秭归写到她“远嫁单于”、“青冢长存”;从历史画卷又搬上艺术舞台,经久不衰。然而,面对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历代文人们只是站在各自时代的立足点上,或发感慨,或哀怜之,“多叙其离别怨恨而已”。很少涉及她出生于何地,出于何族。《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八     

也辨上官大夫夺稿案——兼与张永鑫同志商榷

《史记·屈原列传》载有楚上官大夫欲夺屈原宪令草稿一事,学者对此向有异说。近读张永鑫同志《上官、屈原夺稿辨》(见《文学遗产》季刊一九八一年第三期)一文,颇受启悟,遂对“夺稿”一案也有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草成此篇,以就正于张永鑫同志及诸位方家。我认为,对“夺稿”一案首先须辨明两个问题:一是司马迁对此事记述的原意如何,二是事情的本来面目应该如何。这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问题,不可混淆。先说司马迁对此事的记述。《史记·屈原列传》云:     

也原“恥”——兼与游顺钊同志商榷

游顺钊同志所撰《原“耻”——历史态势学与古文字研究》(载《中国语文》1991年6期)一文(以下简称“游文”),从分析态势语入手,证明古文字“耻”的耻辱、羞耻义与“耳朵”有关。其意义来源是社会性的。游文用目前流行于我国北南方不少地区的妇女们对孩子(或孩子们之间)一边用指头在脸颊上向前(或向下)轻轻擦两三下,一边说取笑对方“没羞、没羞”这种态势语,来说明“耻”义的历史来源。游同志探究语源的方法是值得称道的,但作者因此得出结论说,耻字的“导发因素是个刑例”。即耻的羞耻、耻辱义来源于古代的“(耳刂)刑”——割掉罪犯耳朵的刑罚。那时,指着耳朵的这个手势是警戒别人不要做羞耻行为的讯号,“小心你的耳朵”。往后,这个手势慢慢弱化,今天只作为嘲弄不知羞的动作了。游文认为循着这一结论,可以解释古汉字的字源。我们以为,作者的观点和结论值得商榷。即游文之原“耻”,溯非其源。且循着这一结论,并不能解释另一些从“耳”的古汉字字源。我们不揣浅陋,陈管见如下,以就正于游同志及方家。     

也说“新发于硎”——兼与谢质彬同志商榷

《中国语文》1987年第3期谢质彬文《“新发于硎”解》对庄子此句提出新的解释,似有几处不妥,下陈愚见,就正方家。历来对此句的解释,的确多有失误。盖为说解者臆会庄文,而后代承袭沿用,遂成此误。我认为旧说将“发”简单解释为“磨”,确实欠妥。在这一点上,我与谢文观点一致,     

再论“现代史诗”——兼商榷和答辨于余曲诗同志

敝文《“现代史诗”,自我意识和文化传统的融合》在1987年3月1日的《文论报》(此文同时见于《人大复印资料现当代文学研究》87.3)上发表以后,我又读到了余曲诗同志对该文的批评文章《“现代史诗”刍议》。(87年10月21日《文论报》)文章得到他人之关注,这无疑是作者的幸运。这也正说明了“现代史诗”这个课题有必要再深入探讨下去。下面聊述浅见,以求教于余曲诗同志并诗歌界理论界的前辈与同行。     

“晚”当译作“傍晚”——兼与杨锡敏同志商榷

杨锡敏同志在《能把“晚”译作“傍晚”吗》一文中,认为杜牧《山行》诗“停车坐爱枫叶晚”一句中的“晚”应译作“晚秋”。对此,笔者认为值得商榷。杜牧的《山行》诗写的固然是晚秋时的景色。晚秋霜降时节,枫叶经霜变红,方能出现“霜叶红于二月花”的美景。把“停车坐爱枫     

“课堂主渠道”观点不容置疑——兼与柯登地同志商榷

学校在素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是国家素质教育政策所赋予的,是通过课堂教学的主渠道实现的。坚持“课堂主渠道”观念,必须摒弃那些弱化学校教育和课堂教学的错误观念,改革应试教育下课堂教学存在的问题,探索努力适应素质教育的课堂教学途径。     

也释“步走”——兼与陈绍忠同志商榷

陈绍忠同志在《语文知识》九二年十一期发表《“步走”注释商兑》一文,认为课本(高中语文第一册,中师《文选与写作》第四册)将“操引军从华容道步走,遇泥泞,天又大风,悉使赢兵负草填之,骑(jì骑兵)乃得过。”句中“步走”释为“步行逃跑”是错误的。陈文认为“‘步走’实为     

想起了“东郭先生”与“农夫”——兼与陈璐同志商榷

陈璐同志在《生命关怀意识的缺失》(见《湖南教育》2004年第22期)一文中说,中学语文课本所选《水浒传》中"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一段,在本质上"不过是一个活生生将人打死的故事","一个残害生命的血腥事实","在这里,生命不是一个'崇高'的事实,而是一个出于'豪气'或更为本质性的封建礼教文化或某种先验的价值观念,就可以随意戕害的玩物","看不到……对生命和人     

“早恋”提法不科学——兼与王中彬同志商榷

“早恋”提法不科学——兼与王中彬同志商榷●天津宝坻一中马志国读《一份中学生早恋的调查报告与对策》（《教学与管理》１９９６年第５期）一文，感到作者王中彬同志为“探索青春期教育的规律”所做的研究工作十分有现实意义，提出的“中学生追求异性是青春期生理发展的...     

释“野人与之块”——兼与王忠贤同志商榷

《左传·(?)公二十三年》云:“(晋公子重耳)过卫,卫文公不礼焉.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赐也。’稽首,受而载之.”高中《语文》第二册给“与之块”作的注释是:“给重耳泥块、一说,举起土筐(盛食物的)给重耳.”两说并存,孰优孰劣,何去何从?我们同意第一说:野人给重耳土块,但不是用土筐,而是用食器,如箪之类.理由有四:     

“重”字这么读——兼与王华老师商榷

拜读了贵刊2008年第8期中王老师的一篇文章——《"重"字怎么读》,对于文中"花重锦官城"的"重"(zhòng)应该读"chóng"的观点,想与王老师商榷。     

教学中的“轻”结果与“重”过程

未来的社会,或者说现代教育对受教育者的要求已经不仅是“学到什么”,而更重要的是“学会怎样学习”了。所以,中学生学习的本质,就在于学会怎样学习,学会怎样科学地思维,学会怎样创造。     

“借荆州”问题辨误——兼与岳玉玺先生商榷

“借荆州”问题是三国时代的一个事件，它使孙刘间的同盟关系复杂化，导致了荆州争夺战的发生，最后以孙吴全据荆州的长江中下游部分而告终。而孙权借荆州与刘备，被史学界一致认为是对曹魏的巨大威胁。岳玉玺先生“曹操不忧反喜”的论断是众多观点中独树一帜的新结论，本文拟结合史料对这一观点进行分析评价。     

形象思维之我见——兼与童庆炳同志商榷

《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发表之后，谈论形象思维的文章逐渐多起来了，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伟大方针在文艺界、学术界得到真正贯彻的结果。的确，形象思维多少年来一直是文艺理论与创作上一个极为重要的，然而也是未能彻底弄清的问题。目前发表的许多文章，谈形象思维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的多，谈形象思维的实质及其特征的少。即使谈到形象思维的实质与特征的，也未从心理学的角度深入挖掘思维的奥秘，而是就事论事，仅从文艺方面，或从认识论方面来谈的。其实，这里还有文艺心理的问题，如不涉及，就很难把问题谈清，就难免给人有谈得不深不透不准之感。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七八年第3期上发表的童庆炳同志的文章《略论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以下简称童文）就有此毛病。我是一位心理学工作者，研究思维活动是我的本行，因此，我想就自己研究形象思维的体会，提出一些看法来，和同志们一起探讨。     

“洋务”一词再辨——兼与杨宗亮先生商榷

学界对“洋务运动”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有的研究者对“洋务”一词的界定还存在片面性。“洋务”一词盼含义应包括列强的入侵、清廷对待外敌入侵的回应(如抵抗、谈判、签定条约、对外交涉等)及其引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