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华小说《活着》的苦难主题

余华的《活着》讲述了主人公福贵的苦难人生,面对苦难,主人公所体现出的更多是超越之后的宁静、宽容与大度。同时,在苦难主题的背景下,《活着》引入了另两条叙事线索,即“温情”和“审丑”。“温情”为福贵的苦难人生点缀上一片绚丽的色彩,并造就了福贵的韧性;“审丑”则另辟一副丑陋不堪的景象,直面残酷的现实,还原了对人性、对社会的思考。     

论余华的小说《活着》

小说中余华改变了以往极端冷酷的刻意渲染血腥和暴力的叙事方式,用平静、含蓄、温和而略带忧伤的叙述语言,讲述了一个普通中国农民福贵饱经苦难的一生。     

从《活着》中的温情美看余华创作风格的转变

《活着》是余华从＂极端先锋＂转向＂民间立场＂这一新的叙事空间后的第一部小说。与以往作品不同的是,在这部小说中,余华对于死亡的描述已不再是冷酷、决绝,而是在死亡的氛围中融入多种情感,用一种舒缓的笔调展示苦难中人性的光芒以及温情的力量,使人们从＂在苦难中寻找温情＂而转变为＂在温情中受难＂。这也昭示了余华创作风格的极大转变以及对于＂温情母题＂的回归。究其风格转变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家庭生活的影响以及自身对于新的创作道路的追求是最主要的。     

《活着》与《人的命运》苦难意识比较

余华的《活着》(1992年)与肖洛霍夫的《人的命运》(1956年)都非常关注人的生命存在，但他们对苦难意识的挖掘深度不同。余华和肖洛霍夫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经历影响他们对生命存在的不同理解和认识，导致艺术创作的审美差异，使《活着》止步于对苦难状态的描绘，而《人的命运》提出了更深刻的人生哲理：以生命强力抗议苦难，获得了永恒的生命力。     

苦难的突围——比较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和余华《活着》

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和《活着》都是讲述在苦难面前生命力的坚韧和顽强,不同之处在于面对苦难,索克洛夫顽强反抗,而富贵则更多地呈现出淡然和超脱的姿态。本文在分析两位主人公性格和经历之后,从文化背景、作家个性和写作背景等方面分析两位主人公面对苦难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     

实在的苦难与边缘的生存——评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

《活着》发表之前,余华一直是和先锋文学联系在一起的,但《活着》的发表,让读者看到余华并不总是和先锋保持一致。这部小说摆脱了形式的探索和先锋性,开始关注人物和意义,小说中的人物不再是一些符号,而有了自己的声音和独立的意义,作者所表达的苦难也是实在的、具体的。《活着》显示了余华对价值和意义的认同,也流露了他对过于追求形式的先锋文学的某种反拨。     

苦难中的温情叙述——以迟子建《北极村童话》等小说为考察对象

《北极村童话》奠定了迟子建悲悯中寻找温情的文学风格.通过童年经验和童话故事的支撑,以儿童视角展现了苦难中的温情这一主旨.迟子建在平淡的叙事与言语中,向我们表达她内心最渴望的东西,善良与温暖.而对于人性之恶,迟子建既展示了她悲天悯人的情怀,又以不屈的信念为不幸的人们寻找出路.在叙事和构建过程中,迟子建执着地保持着难得的沉静和安详,穿透人心灵的温情与厚道,继而继续感动着读者.     

论余华作品的苦难意识

余华从先锋时的暴力苦难到后来的现实苦难,从对苦难的对抗态度到对苦难的消解,从残酷到温情。这其中的变化值得思考,本文从探索余华作品苦难意识的来源开始,逐步分析作品中苦难意识的变化及原因,从而揭示苦难的实质和产物。     

从冷漠旁观到苦难希望——余华和张艺谋共有的“活着”

20世纪90年代，文学面对现代媒体传播方式和大众知识消费观念的挑战，在自我完善和创新的文学革新探索过程中，实现了与电影的强强联合，将文字以现代化的手法表现出来。但文学和电影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小说是使用语言文字叙述情节、塑造人物和抒发情感的；而电影则以直观的画面和声音冲击人的视听器官传达影视观念。因此，在对同一主题的阐释上也会采用各具特色的表现手法。从当代著名作家余华的代表作品《活着》和著名导演张艺谋改编的同名电影的相互借鉴融合中，对小说文本和电影作品的情节发展、人物塑造、主题揭示等特点作比较分析，探讨不同的艺术形式和创作者不同的艺术观念对作品的定义和重释，以及作品折射出的人性光辉。     

从冷漠到温情——论余华小说苦难主题的衍变

以余华作品中的苦难主题为线索,揭示其小说在对待苦难的立场上所产生的由冷漠到温情的衍化,并对其变化的现实意义进行探讨。     

论宗教文学与许地山作品的叙事艺术

许地山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位独具特色的作家，其作品受到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叙事艺术上也从宗教文学中汲取了一些有益的手法，许地山的作品直接引用宗教典故、宗教词汇，同时大量借用宗教文化的意象、原型、隐喻了深刻的宗教义理。另外，许地山还借鉴了宗教变文，讲唱文学的文体形式，所有这些方法都为作品从内容上更好地表现许地山受宗教影响的思想起到了不同寻常的作用。     

论桑地亚哥的形象塑造及其社会意义

桑地亚哥是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主人公,他是个技艺精湛的渔夫,也是条硬汉,有着坚忍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在斗争中寻求不败,在真的失败来临之际又能勇敢地接受失败。本文主要通过分析桑地亚哥与大马林鱼斗争中取得物质上的胜利,以及在与鲨鱼斗争中取得精神上的胜利的基础上来浅析桑地亚哥的形象塑造及其社会意义。     

余华小说的先锋意义及其精神内涵

余华的小说具有明显的先锋试验性。他在小说的叙事模式上所进行的大胆变革，颠覆了传统小说对生活的认知方式，开拓出了一个新的审美艺术空间。同时，余华的小说有着独到的精神内涵，即审视人性之恶，展现人生苦难。     

论徐讦小说的精神境界及其浪漫主义特征

从徐讦的创作历程评说,他一生曲折、坎坷、多变,其作品曾风靡文坛,成为40年代大陆著名的畅销书作家;50年代到香港后,又成为最有影响的杰出作家.从徐讦的创作思想分析,他艺术上追求真善美,作品呈现浓郁的民族意识、人生、爱情、人性世界,体现出哲理化倾向.从徐讦的创作方法阐述,浪漫主义的想象,达到极度虚幻化、戏剧化、诗化境界;追求情节的神奇美,把高品位文学传向大众,解决了文学雅俗共赏问题.     

诉权的宪法权利属性及其实现途径

将诉权理解为一般的法律权利,已不足以对我国公民的法律权利提供有效的保护。人民主权原则、人权保障原则以及现有公民基本权利的真正实现,要求确认诉权的宪法权利属性。作为宪法权利的诉权,主要包括诉讼程序发动权和诉讼裁判获得权两个方面的内容。解决我国公民诉权保障方面存在问题的关键是尽快通过宪法确认诉权的宪法基本权利地位,建构专门化宪法诉讼机构。     

《文心雕龙》曹评中的贯文总术之风论

明代学者曹学俭是评点《文心雕龙》的先驱者之一,曹评以独具中国古代文论特色的“风”涵盖“为文之用心”。笔者力求在还原、贯通、参照的基础上,从“风与文思”、“风与通变”、“风与时序”、“风与气、势”四方面对曹评中的“风”做一梳理、总结,古今相参,以指导我们的文学创作实践,充实、提高写作理论研究。     

试论苏轼、苏辙和苏门四学士骚体辞赋的因革与影响

苏轼、苏辙和苏门四学士的骚体辞赋创作对传统的骚体作品多有继承,如内容上继承骚体的骚怨精神,抒发贤人失志之悲,创作方法上有着普遍的祖骚宗汉的倾向,同时也有创新,如思想上兼容儒释道,体制趋于短小,进一步消解辞赋与诗歌、散文之间的区别,风格各异,呈现北宋骚体辞赋的真正面貌,对后世的骚体辞赋创作、屈原形象的确立、骚体文特征的研究影响深远.     

论人治、息讼和宗族意识对法治观念形成的消极影响

法治的建立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法治观念的形成尤为重要,是建立法治的民众基础。笔者试图通过对封建传统文化中对法治的建立起制约作用的人治、息讼和宗族意识的分析,以引起民众的普遍关注,从而自觉抵制封建残余思想,加快法治的进程。     

中国现当代小说对欧美文学思潮的吸纳与剥离

"五四"以来的中国现当代小说对欧美文学思潮的借鉴是积极的、主动地吸纳,"有意味地模仿"。文学作品中隐含的国家民族主义的权力话语欲望,使西方文学中作为主体的个性意识在中国现当代小说中被民族意识所遮蔽,现实主义成为主要思潮。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借鉴,是现当代小说现实主义主潮中的一种变奏,它的消长起伏隐喻着独特的民族文化和现代意识。欧美文学思潮渗入的阶段性特征,展示着20世纪中国文学在开放语境中的自我丰富与文化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