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适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实质

胡适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其用意是反对包括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一切主义，“问题与主义”之争，是要不要旗帜之争，胡适没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不合乎事实的。当然，认为胡适只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不合乎实际，胡适反对研究和宣传主义，是因为他坚信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能够解决问题，然而否认理论的积极作用，是站不住脚的，因此胡适在《三论》《四论》中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不得不承主义有作用，转而反对教条主义，但是，胡适认为主义的作用，只是一种参考的作用，因而继续抬高方法的作用，而贬低主义的作用。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再评价

五四运动发生后的第二个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起了一些赞同、补充和不同的意见。这就是后人所谓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了。 其实,当时参与讨论的也不过是李大钊、蓝志先二人,胡适本人以后也只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二文。前后时间仅为一个多月。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我们后人并没有认认真真地去查阅当时的有关文章与资料。     

批判胡适的反动政治思想

胡适的政治思想的实质,是帝国主义同中国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反动同盟的集中表现。胡适的政治主张和政治言论以及政治活动,充分说明了他政治思想的反动实质。一、胡适的政治主张是改(?)主义的,彻头彻尾是反人民的胡适的反动政治思想,是美国资产阶级反动哲学实用主义(胡适叫做“实验主义”)在政治方面的应用。胡适自己说过:“我谈政治,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胡适:“我的歧路”) 实用主义哲学是主观唯心论的哲学,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相反,它不承认客观世界和     

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

今天是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马克思诞辰的一百四十周年。从1844年以来,马克思主义一直是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各式各样的反动思潮作斗争,同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各式各样的机会主义思想作斗争。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不断地获得了胜利,因为革命的实践证明了     

关于一九一九年“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评论的商榷——兼谈实验主义和改良主义在“五四”时期的社会影响

一九一九年夏秋,中国最早出现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同竭力鼓吹实验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胡适,围绕着是否应该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怎样改造中国社会的议题,发生的争论,即“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的第一次论战。对于这次论战的结局,以及在当时社会上产生的影响,在我国有关的出版物中,曾作过不少评述。说法不尽相同,或大同小异。下面,仅列举近年来出版或再版的一些著作中的说法为例。     

列宁同俄国马赫主义者波格丹诺夫之流作斗争的简况

马克思主义是在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作斗争中不断发展的。列宁在同俄国马赫主义者波格丹诺夫之流作斗争中,写了光辉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了解列宁如何同马赫主义者作斗争,对于我们深入开展批修整风运动有着重大的意义。     

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

今天是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马克思诞辰的一百四十周年。从1844年以来,马克思主义一直是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各式各样的反动思潮作斗争,同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各式各样的机会主义思想作斗争。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不断地获得了胜利,因为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它的正确。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列宁就是在斗争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上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列宁主义的阶段。现在国际工人运动又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了一个新的神圣任务,就是要同现代修正主义,或者说新的伯恩斯坦主义,进行毫不调和的斗争。这     

“第一”视角看李大钊“开天辟地”之贡献

1919年,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表明其既是在中国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也是最早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先驱。他在1924年出版的《史学要论》,系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之作。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新民主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探索,最早的思考者也是李大钊。1920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北京和北方地区建党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培养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批建党、建军、建国和社会主义建设英才。     

“五四”文学革命

“五四”文学革命是从1917年初至1919年五四运动后一段时期里发生的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变革。 1912年1月,《新青年》杂志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是”五四”文学革命向旧文学发难的第一个信号。1917年,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一文,正式高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陈独秀以激进的战斗姿态,从与社会革命思想革命的关系上阐述了文学革命的必然性,明确提出了以反对封建文学为目标的文学革命“三大主义”。陈独秀这篇富于战斗性的论文,实际上成为发难时期文学革命的纲领和宣言。就文学改革运动理论主张的内容和指导思想的性质来看,到了1918年,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便发生了较明显的变比。一批先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受到十月革命曙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逐渐转变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同一些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起,成为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领导和骨干。文学革命的理论和主张也带上了更为鲜明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色彩。五四运动前后,文学革命有了新的发展。《新青年》自1918年5月第4卷第5号起全部改用白话文。     

论五四前后胡适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影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发展的过程,而且是在与各种不同的“主义”碰撞、交流与斗争中建立与发展的。在这个过程中,胡适作为非马克思主义者,固然是他所坚守的“实证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积极建设者与传播者,但是他对近现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贡献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是应该给予客观公正评价的。     

“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李大钊与胡适关系探析

“问题与主义”之争涉及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之间的最初冲突。虽然李大钊与胡适在论战中各自表达了不同的哲学与社会政治思想,但是这种种冲突具有“原初”性质;在李大钊的“根本解决”与胡适的“点滴改良”之间存在着可以沟通的环节;李大钊与胡适的关系表明,中国革命可以在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第一段]     

学习《1852年马克思对问题的提法》

《1852年马克思对问题的提法》,见于列宁的光辉著作《国家与革命》第二章第三节,是列宁在1919年12月《国家与革命》再版时增写的。 《国家与革命》是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的伟大著作,是无产阶级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锐利的思想武器,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战斗纲领。     

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思考

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思考张明军，陈少晖长期以来，发生在五四时期的中国思想界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被史学界多数论者看作是胡适向马克思主义发动的“猖狂进攻”，其实质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与胡适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两种敌对思想体系的大...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原则——近年来文艺批评面面观

1982年7月24日,在中宣部召开的文艺批评工作座谈会上,贺敬之做了《做一个坚定的、清醒的、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家》的报告,非常中肯地指出: “在文艺界还存在着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存在着无产阶级思想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这段讲话既是对出现于思想解放运动高潮时期的那股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尖锐批评,也是对文艺界发展前景中可能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科学预见。这是完全符合中国新文艺发展的客观事实的。新时期文艺批评发展的实践清楚地给我们展示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在     

胡适思想批判的起源与功过得失

"五四"以来,胡适就是典型的一厢情愿的"世界主义者",这是胡适思想批判的起源.新中国初年的胡适思想批判对于在思想文化领域普及马克思主义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由于一度忽视了思想改造不同于政治斗争的特殊性、长期性和艰巨性而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对此,只有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历史地看待胡适及其思想,才能正确评价胡适思想批判的功过得失,并发挥唯物史观对于思想改造的指南作用.     

绿色易卜生与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人民公敌》在中国一百年

易卜生通过他的戏剧《人民公敌》体现出他对生态的忧虑和重视。中国对易卜生的关注与引进,从1908年鲁迅对易卜生的介绍,胡适在《新青年》的引进,到现在有一百年的历史。胡适在《易卜生主义》里推崇的是易卜生的写实主义和斗争精神,人们对环境危机的忽视,使我们深感易卜生在当今社会的价值与意义。新时期,关于生态的戏剧出现在中国的舞台上,这是值得欣喜的,这也可以说是《人民公敌》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影响。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

“五四”时期,马列主义在我国广泛传播的过程中,同以买办文人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以梁启超、张东荪为代表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以黄凌霜、朱谦之为代表的克鲁包特金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获得了重大胜利。今天,我们回顾一下“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对于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批判和肃清林彪、“四人帮”煽动的无政府主     

胡适译诗《关不住了》的版本考辨

胡适的《尝试集》是中国白话新诗的第一本个人诗集,其译诗《关不住了》被其目为"‘新诗’成立的纪元",成为自己的得意之作。但此诗在胡适亲自审定的由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出版的《尝试集》,以及后来的两套大型文集中都出现了较大的疏漏,与其1919年最初发表于《新青年》的同名版本大异其趣,乃至以讹传讹,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胡适白话诗学的研究。本文特此考辨正之,并旁证胡适白话诗学受到美国意象派的影响。     

中国唯物主义脑髓学说在科学哲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

胡适崇洋媚外,一面吹棒实用主义的祖师爷杜威的“实验主义”,首先把“达尔文一派的进化论拿到哲学上应用”(见《胡适文存》卷8·82页);一面用庸俗进化论歪曲达尔文的学说,否定生物界的发展有飞跃、质变,鼓吹用“一点一滴的变异”(见《胡适讲学近著》第一集631页),来否定物种的质变,诬蔑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     

“东亚地区交流的历史变迁与发展状况”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1923年2月,周恩来以"飞飞"的笔名,在中共旅欧支部创办的刊物《少年》发表了《评胡适的"努力"》一文,批评热衷于政治改良的胡适所鼓吹的"好政府主义"。周恩来在文中以"革命救国"论批评胡适对军阀统治的"迷信",抨击胡对帝国主义列强抱有的幻想。其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已过,胡适已经和周恩来等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上、思想上分道扬镳。从周恩来这则评论看出,五四新文化思潮发生的这种分化是不可避免的。从中分化出的革命救国论者与社会改良论者在政见上既"异中有同",又"同中有异",而最终则他们之"异"大于他们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