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与文人及梁代前期文学之关系

南朝帝王与文人的关系,与汉代帝王对文士“俳优蓄之”的观念不同,在南朝诸帝中,梁武帝虽称不上很杰出的政治家,但他以帝王之尊,引纳赏接文士,梁代著名的文人,几乎都和他有过文学活动上的关系。梁武帝的爱好文学和驭下宽容,多少给当时的文人创造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使他们能够比较安心地创作,促进了梁代前期文学的繁荣。     

试论“忆语”文的文体传承

以<影梅庵忆语>、<浮生六记>等为代表的"忆语"文是清代文人记录私人琐屑生活的回忆性文字,它以内容的生活化和私密性,形式的新颖独特,情感的真挚缠绵,于清代文坛独树一帜,另辟传统,成为清代文苑中一支绚丽的奇葩.这种文体的形成受到晚明小品、传记文学、小说戏曲、笔记和悼亡文学等多种文体或文类的影响,但又不是某种文体或文类所能简单涵盖的.它是清代文人熔铸百家而自成一体,天才地创造出来的一种"五侯鲭"、"群芳谱"式的文体.     

重庆石柱清代文人文学述论

重庆石柱人文底蕴深厚,山水风光秀美,民族风情独特,石柱文人文学经远古至明的孕育和发展,在清代走向成熟,并表现在作者、题材和体裁等方面.重庆石柱清代文人文学作者身份复杂,文人诗歌以近体诗为主而题材丰富,散文创作日渐成熟,词和杂剧等体裁亦有所见.重庆石柱清代文人文学发展的原因主要包括人文环境的影响、经济的发展、政治的促进、文化的交流和教育的推动等.     

从清吴兆骞的边塞诗看民族融合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清代流人文学是十分值得重视的文学现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当属吴兆骞。流放期间他创作了大量的东北边塞诗,从而成为杰出的边塞诗人。而流人文学的发生、发展和繁荣是以民族融合为时代背景的。清代高度的民族融合为南北文学的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而流放文人则充当了沟通南北的桥梁。     

略论清代对《桃花扇》的文学接受

自《桃花扇》问世以来,清代社会的各个群体无不为之倾倒。对于清代文人群体而言,他们对于《桃花扇》的文学接受,集中显现在对李香君这一人物形象的认同和肯定上。以咏剧诗和题画诗为代表,清代文人群体不仅歌颂和赞美了李香君的美貌,还由衷地赞颂其忠烈表现和高风亮节。     

中国古代文学桃源意蕴的文学表达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南朝文学中桃源意蕴的仙境、唐代文学中桃源意蕴的个性化、清代文学中桃源意蕴的追求等,以桃源意蕴承载着中国古代文人美好希冀的文学表达。     

清代游幕与小说家的创作视野

有清一代文人以幕友为谋生手段是平常的社会现象.在幕友中出现了大量小说家,则是清代比较突出的文学现象.从阅读视野来看,清代除了官僚以外,一般落第的贫寒书生是没有条件得以博览群书的,而幕友的身份恰好给他们提供了优良的阅读条件.幕友不仅能阅读官方、幕主的藏书,还可以阅读"邸报".从社会视野来看,清代埋头举业和考据的文人,与社会现实较为疏离,他们或不关心,或没有机会观察社会上发生的种种事情.然幕友在处理刑名、钱谷、征比等事务中,通过各种渠道获取社会信息,其社会视野比埋头书斋的文人要开阔得多.清代小说家的游幕生活为小说创作提供了优良的条件,清代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小说作品,与作家广泛的游幕生活不无关系.     

论南朝"四史"史传人物的文学赏会

南朝“四史”即《宋书》、《南齐书》、《梁书》和《陈书》中记载了南朝文人很多重要的文学集会活动,概名之“文义赏会”、“文章赏会”或是“文学赏会”。南朝时期的文学赏会是帝王宗室、士族文人最主要的社会活动。随着时间的发展,其性质、内容、规模都有很大改变,即从最初游园之会的赏乐形式发展到以文学创作为主的交流活动,这种发展趋势极大地促进了文学集团的成熟。     

乍得兴酣如意舞,谁令驱使不留行——评朱丽霞《明清之际文人游幕与文学生态》

叶绍本《兼山堂诗序》云：“自古诗人多出幕僚。”文人游幕是历朝都存在的文化现象,分别在战国、唐代、清代达到三次高潮。而战国乃文学的非自觉时期,游士活动尽管对其时文学产生影响,但很难作为文学专题进行学术研究。唐代,文人游幕极为普遍,亦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戴伟华先生《唐代幕府与文学》（北京现代出版社,1990）、《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即最早对文人游幕问题进行细致和深入研究的重要成果。而与幕府密切关联的明代中后期文学及清代文学的发展则没有引起学界应有的关注。     

从家族文化传承看清代泰州女性文学繁荣的原因与特征

在泰州地域文化史上,清代的女性文学曾繁荣一时.清代泰州女性文人人数众多,创作成就显著.他们中大多数出身本地区文化世家,而家族化也因此成为清代泰州女性文学繁荣的最主要的原因与最显著的特征.     

从唐太宗六月四日事的演变看文学书写的趋俗心理

六月四日事最初进入文学领域是作为唐太宗入冥的原因,是整个故事的核心和主体。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文学的演进,六月四日事在后世的文学书写中主要体现为两个系统:一是融入唐太宗入冥故事,并在与梦斩泾河龙故事的博弈中逐渐淡化出故事重心;一是在明清历史演义中作为不可回避并浓墨书写的篇章,但随着故事本身政治神秘色彩和伦理道德色彩的丧失,其艺术感染力也逐渐衰退。     

青木正儿论中华文人艺术生活的自然崇拜

在20世纪30年代,青木正儿就已经开始运用"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模式展开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通过中华文人艺术生活的考证与复原,他试图折射出中国文学思想史的发展轨迹。在道家思想的影响下,"自然"成为中华文人艺术生活的最高理想。这种自然崇拜不仅在中华文人的艺术生活点滴中呈现,而且在中国文艺的美学追求中表现。     

楚图南与艾思奇抗战文艺思想比较谈

楚图南与艾思奇同是云南籍的文化学者、政治活动家,他们对抗战文艺及其作用发表过不少重要言论和指导意见,具体体现在对文艺作为抗战力量的重视、对文艺形式的运用、对鲁迅及其精神的认识等方面。两人有着文学家型的政治活动家和哲学家型的政治活动家在思维视野、理性思辨能力以及党派性上的差异,更有近现代以来云南知识分子、文化人士所特有的朴素、务实和识大体、顾大局的观念,无愧于近现代以来云南人的优秀代表。其抗战文艺思想对今天的文艺工作也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中国文人的魏晋传统

魏晋时期形成的中国文人传统,对中国文人品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追求精神上的高蹈与超越,徘徊于庙堂山林之间,逍遥于艺术人生,寄情于诗酒玄言形成了魏晋文人生存的基本状态。研究中国文化的魏晋传统,对认识中国传统文人的人格精神具有重要的价值。     

清初词坛“辛酉唱和”述论

康熙朝中后期的唱和活动不多,也少有人关注。辛酉年(康熙二十年),唐梦赉、吴陈琰等人在游吴越途中,创作多人步韵唱和词354首,是清初词坛存群体步韵词数量最多的一次创作。通过考述"辛酉唱和"概况,展示当时词坛的一些创作现象,呈认为这次唱和的创作主题和内容,与清初三十年的多次唱和、甚至几年前的阳羡词人群唱和都有所不同,开始了走出易代风霜、追求生命智慧的"后易代"时期。在词风上并个性化的多元风格。     

浅析当今中国文学批评界的审美范式转换研究

20世纪末以来,从人文精神大讨论、文学终结性话题的争鸣到文艺边界问题的争论,文学批评界已经关涉到了当今中国文学审美范式转换的问题。近几年以来,学界对此课题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直接研究。这些研究及时捕捉到了当今中国文学发展中的新情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其中的问题依然不容忽视。     

宋文帝论

宋帝作为南朝时期在位时间较长的君主，他在义方面的提倡对于南朝学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作为一代守成之主、治之君，宋帝无疑是成功的，但其过于宽恕乃至宽纵的性格特征也是他北伐失利以及身遭屠弑的主要原因之一。     

文学间性：比较文学学科存在的前提

文章提出一个总的观点:"文学间性"是比较文学学科存在的前提,并以"文学间性"这样一个新的概念来界定从前各国学者所从事的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不外乎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民族文学与民族文学(国家文学与国家文学、语种文学与语种文学)之间的关系;二是文学与其他自然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三是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四是文学与文化、文明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上,文章提出"文学间性"是比较文学的学科特性的观点,是因为:首先,文学间性要求比较文学研究者在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之间要有距离与空间;其次,文学间性要求我们所选定的研究对象不能只是同一个来源,而是要有两个以上的来源;再次,"文学间性"要求要以文学或者文学性为中心,不能离开文学或文学性来从事所谓的比较文学研究。同时,笔者也认为:比较文学研究不能离开文学与文学性,离开了文学与文学性的比较文学研究,对于比较文学学者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汉高祖与西汉文学

汉高祖对西汉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作为一位特殊读者,他的艺术娱乐需求,推动了娱乐性强的楚声艺术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使楚声、《巴渝舞》等俗乐走进宫廷,登上大雅之堂.他的政教艺术需求,推动了汉代宗庙乐的制作和汉初反思文学的涌现.作为一位特殊作者,他的楚歌创作也对西汉文学起到了重要的示范性影响.由此可见,在古代等级制度下,帝王凭藉国家权力对文学艺术的影响是巨大的.     

批评理论与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型——以《文坛边上的搜索》为视点

世纪之交的文学研究更加强调理论建构的批评化,这突出表现为对文本的细读性开掘。同时,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型,也预示着文艺学的多元转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龚举善教授的专著《文坛边上的搜索》适时出版,对转型期的文艺现象与文学文本、文艺政策与文艺理论、生命哲学与文化想象、影视艺术与美育路径等问题进行了大跨度探讨。该著以其浓厚的文化研究情结、可贵的文学批评精神积极地为当下批评理论与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型催生、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