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的深刻感悟--读《自由报人--曹聚仁传》

曹聚仁是一个曾经风云一时却也被记忆长期湮没的人物,早些年这个名字除了在鲁迅先生的书信中时有所见外,其他则很少看到踪迹。近年来这个据说著述多达4000万字的中国现代文化名人,似乎正在抖落历史的尘埃生发出一种令人注目的熠熠丰采,这多半要归功于曹聚仁著作的陆续出版和卢敦基等人所作的曹聚仁传。曹聚仁著作的     

读曹聚仁《听涛室人物谭》

曹聚仁三十年代在上海教大学和办《涛声》杂志时,曾和鲁迅有过交往,多次宴聚,在鲁迅的日记和书简中有所记载。鲁迅有时还托他查一些资料,我记得的有鲁迅请他找《隋书》查隋炀帝“焚草”之变的出典。那时,徐懋庸寄住     

“台儿庄大捷”新闻的首发者

为撰写《曹聚仁传》,我走访曹先生的夫人邓珂云女士的寓所。 无意中她解开了我一个长久以来的困惑。 这就是轰动海内外的“台儿庄大捷”新闻的首发者是谁? 曹聚仁先生原在上海暨南大学执教,“八·一三”凇沪抗战爆发,他放下粉笔,奔赴现场,任中央社战地特派员。住进了孙元良的第88师师部。 1937年11月11目,淞沪前线我军总撤退。曹聚仁随军撤退,次年到了武汉。 蛰居在上海租界的邓珂云,心情非常苦闷。1938年春,曹聚仁函电她去武汉。她毅然离开上海,投入     

鲁迅赞赏过《文坛登龙术》?

鲁迅先生曾经写过一篇《登龙术拾遗》，后来收入杂文集《准风月谈》，这篇文章是由章克标的《文坛登龙术》所引起的，但却一直无缘拜读章氏的大作。四川文艺出版社于１９９９年重印出版了这本书，这当然是应该感谢的。书后还附录了鲁迅的这篇文章，并且由该书的责任编辑龚明德先生专门写了《试读＜登龙术拾遗＞》一文，按照该书“出版说明”的说法，是为了“以助读者了解当年鲁迅先生写作此文的历史背景”。 但令人惊讶的是，龚先生“试读”和“精心解释”的结果，却居然发现了“鲁迅对章克标所著《文坛登龙术》一书没有贬簿之意，倒是很赞…     

谁保存了李大钊的遗稿

李大钊遗稿的整理出版,常提及李乐光和鲁迅,而忽略了赵玉、周作人和曹聚仁的不懈努力……     

“左联”的出版机构——湖风书局

去年,上海书店为纪念鲁迅诞辰百年,特地影印了曾经鲁迅选定、写序并设计封面的《夏娃日记》,原书系湖风书局于1931年10月出版。三十年代初创立的湖风书局虽是小书店,寿命也不久,但由于它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紧密相联,影响很大。阳翰笙同志称它:“是‘左联’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唯一的、自己的出版机构”。鲁迅先生当年委托李兰同志翻译《夏娃日记》,译者与湖风书局有过直接接触,因此,为探索湖风书局的历史情况。我走访了李兰同志。     

熊十力、曹聚仁谈读书

著名学者熊十力的读书方法,提出要选择图书,坚持读书和善于思考。他曾经说过如下的话:“每日于百忙中,须取古今大著读之。至少数页,毋间断。寻玩义理,须向多方体究,更须钻入深处,勿以浮泛知解为实悟也。”而作家曹聚仁在《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中谈到他的读书时,则说:“……真正引起了我的兴趣,百读不厌的,倒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先先后后总读了一百多遍(一本正经地看)。我看《红楼梦》,不如俞平伯师那么多,只有七十多遍……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我读了四五十遍。”(辑)熊十力、曹聚仁谈读书     

鲁迅与广告

有市场经济就会有广告,就会有各种促销手段。鲁迅先生很注意广告。还自己动手写过几则,都是关于图书出版的,他往往写得很实在,例如1936年为三闲书屋(这是鲁迅自费印书的一个名义)出版《死灵魂百图》写的广告,先介绍原作的特色和印本之“纸墨皆良”,接下来又说: 读者于读(《死灵魂》)译本时,并翻此册,则果戈理时代的俄国中     

《苦闷的象征》两种全译本

丰子恺以漫画散文著称,他的《子恺漫画》出版于1925年,《缘缘堂随笔》出版于1931年。但也有翻译集多种,最早出版的是翻译日本文艺评论家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商务印书馆1925年出版)。其时,鲁迅翻译的《苦闷的象征》(作为“未名丛刊”的一种)已由新潮社于1924年出版。鲁迅说:“我翻译的时候,听得丰子恺先生亦有译本,现则闻已付印,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现在我所译的也已经付印,中国就有两种全译本了。”     

语文忧思小札

曹聚仁先生一生的书话、论、史论达四千余万字,皇皇大哉!可惊的是,这些字皆当成作品来写,此不特于知识的增进有大功焉,即当成学来欣赏,也有浓酽至味。其笔下字．似不动声色,实得传统中醺染至重。如谓：“这几天,我只要有些闲暇,便把王长宝女士的遗《欧氛随侍记》看了下去。长宝,她是王景歧先生的长女。景歧先生,他大概和国民党元老李石曾、蔡元培诸氏关系颇深,但他任上海劳动大学校长时,给我印象是庸碌无能。”(见《书林又话》)     

孙伏园写挽联

孙伏园(1894~1966年)是鲁迅的学生和朋友。曾主编北京《晨报》副刊,发表鲁迅的《阿Q正传》。1924年与鲁迅等发起成立语丝社,出版《语丝》周刊。与鲁迅有多年的编、著往来,过从甚密,著有《鲁迅先生二三事》。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后,孙伏园十分悲痛,以鲁迅著译作品及所主编的刊物名称撰成挽联:“踏《莽原》,刈《野草》,《热风》《奔流》,一生《呐喊》;痛《毁灭》,叹《而已》,《十月》噩耗,万众《彷徨》。”寄托哀思。孙伏园写挽联     

再举一个例:编辑改稿续谈

徐铸成先生在1983年10月间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不知老之将至》。文中说:“一九七八年底,香港《文汇报》发表了我的《三十年前》,宣告我冰冻期——冬眠期的结束,直到今天,不停地写,已写了约二百万字,在海内外出版了八本书。”那年,徐先     

鲁迅的第一篇小说

鲁迅写的文言小说《怀旧》,是用笔名“周卓”发表在1913年4月《小说月报》第4卷第1号上,是他写的第一篇小说。而写成于1918年4月的《狂人日记》是用“鲁迅”笔名发表在同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     

标点一定要小心

1934年鲁迅先生写过一篇短文,题为《点句的难》(后收入《花边文学》一书),批评当年出版的标点本古书标点多错,“竞连极平常的句子也点了破句”。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于今为烈”:几乎是无错不成书,而且往往把并不难懂的地方点破了。     

鲁迅和夭折的歌剧《红楼梦》——夜读记疑之二

《红楼梦》是鲁迅先生十分赞赏的一部小说。 也许基于鲁迅对《红楼梦》的好评,围绕《红楼梦》与鲁迅,就有了一系列干系。最近见到的一则是:安徽的《艺术界》杂志,1994年第一期,发表了赵国雄同志写的《鲁迅与夭折的歌剧<红楼梦>》一文。文章大略谓:1936     

传奇人物大汉台吉

我到自治区档案局工作不久，档案馆的副研究馆员李克仁先生就告诉我，他正在写一部传记小说《大汉台吉》。他兴致勃勃地给我讲了那森达赖这个生长在准格尔这块土地上的传奇人物的故事。我听了以后非常感兴趣，请他加快速度尽快出书。2002年冬季，《大汉台吉》正式出版后，克仁先生送我一部。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读毕掩卷而思，那森达赖这个两米多高的蒙古族汉子的形象，在我眼前久久的挥之不去。这个人物是那样鲜活，那样生动，是在鄂尔多斯、准格尔这块土地上独有的人物。     

王任叔与初版《鲁迅全集》

1938年8月,距鲁迅先生逝世一年零十个月,中国第一部《鲁迅全集》600万字煌煌巨作,共20册,便在上海“孤岛”奇迹般地全部出齐.在出版筹备过程中,王任叔做了大量繁重、琐细的具体工作.茅盾在回忆录中说:“实际上编辑工作,只有许广平、郑振铎、王任叔等少数几个人在做.”初版《鲁迅全集》的背后,有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值得细细咀嚼.     

从“笑嬉嬉”说开去

“笑嬉嬉”,是说态度好,这是鲁迅先生用来形容孙伏园的。当时,孙是《晨报》副刊的编辑,常约鲁迅写稿子。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说:“伏园虽然还没有现在这样胖,但已经笑嬉嬉,善于催稿了。每星期来一回,一有机会,就是:‘先生,《阿Q正传》,……明天要付排了。’”《阿Q正传》这部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的杰作,便在孙伏园的“笑嬉嬉”地催促下面,一章又一章地发展着。     

“■”确实笔误为“(革华)”

《出版工作》第十五期二十三页刘争义同志的信,未加查对鲁迅手迹,便说:“鲁迅先生决不会把“(?)”写成“(革华)”是可以肯定的。”我查了线装影印本《鲁迅日记》,(?)确实笔误为(革华)(见第三函第二十四册、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日记)。笔误是常见的事,这也无损于鲁迅先生的光辉。刘争义同志未查对手迹,无可责难。你们在编辑过程中看来也未查对手迹,就不免有些疏忽了。由于这种疏忽,竟造成“一处误排”的“公案”,使排者、校者、编者均蒙其咎,岂不有点冤枉!     

蒋经国归来

曹聚仁,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记者和杰出的爱国人士,五四运动中任学生自治会主席。由其撰述的《蒋经国论》于1948年在上海出版,是中国第一部论述蒋经国的著作。读者从中可以清楚地知道作者心中的蒋经国是什么样子的。l997年首次在台湾出版,这次,在蒋经国诞辰百年的时候,首次以简体字版与内地读者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