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读往来

百花文艺出版社编审徐柏容来信:读7期,愿献疑一、二。第13页“香港《史记》出版”条说香港出版了一本写香港历史的书,书名就叫《史记》,我觉得这事未必妥当,《史记》是中国史籍名著,不应再出一本内容迥异的《史记》,不容《史记》出现双包案。否则应属于取书名不当。因此,颇疑“香港《史记》”是否为“《香港史记》”之误,另外,写香港历史的《史记》,似不能如该文所称之为“香港版《史记》”,“香港版《史记》”只能以之称由香港出版之司马迁《史记》。 第11页言书中之序应排于目录之前,甚是。不仅“现代书籍”如是,据我印象,中国古籍似亦大多如是。这种排列次序是合乎逻辑的。但如目录排在序言之前     

来函照登

贵刊2005年第7期刊发了王彦章先生文章《谬误百出的 “正说”》，对我社出版的《正说清朝三百年》一书提出了批 评，认为“是一部谬误百出、错字满篇的著作”。 我社对此批评高度重视，就王彦章先生文所指出的问题 核对了原书，我社新出《正说清朝三百年》中确有一些差错， 但王文中所指出的许多“谬误”与我社书不符。我们怀疑，王 文所依据的《正说清朝三百年》一书，很有可能是盗版书。     

古今校误拾零

“无错不成书”,不唯当世,倒是自古亦然的。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古人云:‘校书如拂几上尘’,言旋拂旋有也。”他慨叹连韩昌黎的儿子韩昶,也把“金根车”,错校成“金银车”。有人改铸民谚:“校不尽的错字,抓不尽的贼！”既然“错误难免”,便小错不惊,大错不怪了。读书常见错误趣例,录下,对麻木了的校对神经,或可起些微激活作用。 海峡出版社《古今谭概》590页,把荀子误成     

宋代哪来乾亨之年号?

最近,我花了人民币三元,买到一本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武林插图选集》。编者周芜,用力至勤,广搜博采,选图极精。本书印制质量也尚好,封面设计、纸张印刷,在目前的条件下,应该算是上乘之品。可惜的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粗略翻读,错字比比皆是。全书文字部分(序目和图版说明)估计不超过三万,却有五六十处显眼误字(如果能核对原书,可能尚有脱漏讹误之处),如此成品,怎能不使买书的读者遗憾! 下面仅例举几处明显的史实错误。 1页1图有“宋乾亨二年(980年)”之说。按:乾亨是辽年号,宋为太平兴国五年。 48页72图有“清明治六年”(1649年)之说。按:“明治”系“顺治”之误。清朝无明治纪年。     

书刊市场不容“黄毒”泛滥

近几年,各地坚持“扫黄”斗争,取得了显著战果,有效地遏止了黄毒泛滥的势头。但是,在少数地区,淫秽书刊录像带仍在悄悄地、甚至半公开地蔓延。 去年初,在南方沿海地区,曾集中地冒出一批极其淫秽的书刊,其中大多冠有“新潮小说”、“青春小说”、“三级小说”、“成人小说”的字样。书名为《野火春情》、《情爱难忍》、《流男浪女》、《笑女含春》一类煽情字眼。书中绘声绘色、赤裸裸地描写性交、性器官,其情节不外是畸情、乱伦、变态等下流内容。这种书印刷粗糙,字号大,错字非常多,封面、插图形象十分丑恶。薄薄的一本,售价高达四五元。一些个体书摊公开摆卖,有的多达二三十种。这股黄潮,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怒,也引起了当地党政领导的重视。一场声势浩大的集中行动,刹住了黄毒泛滥的势头。     

给我一个拔尖的责编

报上登出了张景然要出版《点校赵忠祥(岁月随想)》一书的消息。消息称赵忠祥说,该书“若真成书我可能对簿公堂”,“现在每个人都应该认认真真地作好自己的工作,而作为公众人物的自己不应该用太多的时间在这件事上,而希望能把工作干得更出色”(《无锡广播电视报》)。一位老教授很关心这件事,他问我:“你怎么看这个事?赵忠祥为自己书里的错字对簿公堂,他怎么说呢?”我看他的疑问有道理。书里的错字多,而且不是出于盗版,在青少年中造成了不     

致《新闻与写作》主编的一封信

尊敬的主编: 您好! 我是一位业余写作爱好者,平时喜读《新闻与写作》,受益匪浅,于是今年也订了一份。昨天收到今年的第一期,爱不释手,直至深夜1:30方读完。《新闻与写作》办刊之优点自不必说,我来信只是针对一个问题谈一谈。 不知您发现没有,贵刊时有一些错字出现,如今年第一期第15页右半部分倒数第6行:“……往往对个问题避而不谈”……”其中漏了“这”字,第16页左半部分正数第5行:“(均见《穆青散文集》年365页)……”其中“年”应改为“第”;第30页左半部分倒数第3行:“……笔者处过理一篇人物专访……”其中“处过理”应改为“处理过”。当然这可     

需要把“消灭错字”的口号提出来

现在有一部分出版物,错字之多,相当惊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师范大学校史》附录《辅仁大学简史》,一页书上有九处错误:“冬赈”、“赈济”的“赈”字,误为“账”字的五处;“拨款”的“拨”字,误为“拔”字的两处;“节日”的“日”字,误为“曰”字的一处;另有一处是逗号错成了顿号(见该书     

页码探源

关于页码起源的推测中国的书文化由来已久,现今的书几乎都是用阿拉伯数字作为页码来表示书页的次序的,但有书伊始并不是这样。在《辞海》和《辞源》中都收有“页”和“码”这两个字,却未收“页码”一词。而在《英汉辞海》和《汉英字典》中却收入了“页码”一词,分别是;“pagination”和“pagenumber”,并解释为:“用来表示一些书页的适当次序的号码或其它数字或标记。”由此,我们猜想现今形态的页可能是中西文化合璧的产物。这种猜想的另一个依据是:表示页码的阿拉伯数字在中国并不是有书伊始便面世,而是在元代,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才传到中国的。不仅是表示页码的阿拉伯数字,     

一个校对员看以字为单位阅读

郭沫若先生曾说:“《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都由我自己校对了几遍,但终不免仍有错字,深感校书之难。” 郭老为什么会校了几遍仍有错字而感叹校对难呢? 各种专业论著所提出的校对主体应当具备的修养或素质,并无大的出入,简单说就是三条:认真的工作态度;广博的知识;进行哪一文种的校对,就要掌握哪一文种的知识。郭老是充分具备这三条的,     

对《中国古代教育诗选注》某些选注的商榷

《中国古代教育诗选注》(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陈汉才编著)一书收集了许多中国古代教育诗,注解非常详细。作者博览群书,搜集资料,论证典故,给读者以阅读古教育诗的钥匙。选注基本是成功的,但有些注释,似乎还值得商榷: 一、《三省》一诗(见该书107页)末句     

《古代办案故事》里有不少错字

最近看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古代办案故事》(1981年1月1版1次印)发现书中错别字不少。后来听说此书已在1982年6月第2次印刷。我又找来一读。出人意料的是,这次重印,书中的错字别字,竟原封不动地出现在读者面前。下面是一些例子: 把“寥如晨星”的“晨”错为“辰”。把趴在平台上不住地叩     

配图张冠李戴的科普书也算合格?北大核心

最近,有读者发现中华书局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科学．发现纵横谈》一书中,一些科学家的照片与名称出现错乱。在书中“引言”的第4页以及正文的第12页,记者发现,书中标注为“牛顿”的照片实为狄德罗,而标注为“焦耳”的照片实为达尔文。（《法制晚报》,1月27日）     

切盼“前言”“后记”短一些

前言、后记,古称序、跋,是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高明者写的序、跋,半页、一页足矣,两页的都少见。《牡丹亭·题词》仅234字,突出“情之至”。《搜神记序》仅287字,突出“发明神道之不诬”。《聊斋志异·自序》,370字,吐出“孤愤”。《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小序,81字,表明“劝戒”。《拍案惊奇》序,1页零3行,希望“闻之者戒”。中国名著如此,外国著作也如此。《大卫·科波菲     

振叶以寻根 观澜而索源——《中国木版水印概说》与印刷术的起源

彩色套印术,古代称“版”,现在称木版水印,与雕版印刷、活字印刷一样是中国对世界印刷文化的又一杰出贡献。从出版印刷史和美术史研究的角度,一直需要一部集历史、理论、方法为一体的学术专著,有关部门也曾明确提出要把“彩色套印术从萌芽到成熟的演变过程”列为课题,利用现有的文献、文物,结合版画工艺加以系统梳理。我们高兴地看到,由冯鹏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９月出版的《中国木版水印概说》（以下简称《概说》）一书填补了这一空白,完成了这一课题。《概说》在结构上很有特色,称得上是匠心独具的集大成之作。全书共分三篇:…     

白敏中神道碑与历史记载

一、有关白敏中神道碑的历史记载从《集古录跋尾》卷九页一二下、《集古录目》卷十页一0上、《宝刻丛编》卷十页四二上及《天下金石志》[陕西]第十三页“华州”著录可以得知,大唐宰相白敏中神道碑,刻于唐咸通三年八月,撰者毕諴, 书者王铎。毕諴以文采知名,《旧唐书》177 卷有传,《新唐书》183卷亦有传。王铎为僖宋朝宰相,封晋国公《旧唐书》164卷有传, 《新唐书》185卷也有传。从新发现的白敏中碑残文中所载官衔可推知此二人。     

中文"历史"一词考源

中文“历史”一词最早出现于何时？何时成为常用名词？葛懋春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一书认为，“历史”一词出于清末；梁宗强编著的《中国历史之最》一书认为，1903年“史学”课更名为“历史”课，这是我国最早出现“历史”一词，并且可能是从日本传入。     

“索引”与“索隐”

在《中国书史简编》(刘国钧著,郑如斯订补,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10月版)一书的第80页中,将《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一书,误印为《史记集解索引正义》。其中将“隐”,误作“引”字。在这里,虽然“引”,“隐”二字     

郭沫若谈校对

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等书初版时,都由作者亲自校对过。1945年郭沫若在校完《十批判书》清样以后,还写了如下的话:“《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都由我自己校对了几遍,但终不免仍有错字,深感校书之难。中国假如由我辈任校对,而有更笃实的学者著书,     

“蒋被捉之日”及其他

徐铸成先生的《报海旧闻》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初版印数十万册,足觇深受欢迎之一斑。可惜书中颇留下一些错文,成为白璧微瑕。而且有一处显系作者本人失记,不干校对同志之事。书中247页《从“西安事变”到“八·一三”》一节里,有这么几段话: 有经验的新闻记者,总把一些有历史意义的日子牢记在脑子里……可是,在旧中国,内忧外患,“多事之秋”,这样的日子实在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