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的人生佛教及其人文維度

太虚的人生佛教提出,是以其人心的人文維度作中國近代佛教的新開端。社會時勢發展中的現代性,直接影響了他的佛學理論立場與對弘揚佛法的方法思考。人生佛教的智啓,與儒家的君子修養,目標取向是一致的。《佛乘宗要論》的特點,是以本對化,是佛法應化現代人心之需要。在詮釋中,他總是站在回顧和檢討中國佛教的整個現狀,結合社會的現實狀態。融科學、哲學於佛教,顯示着太虚個人與人生佛教巨大的知識能量。1923年,先後輸送四批人才去各國訪學,是中國佛學走向世界的先驅之路。以入世之覺讓判教圓融人性,讓佛教注入現代性,形成圓融新説,是太虚讓大乘添了新活力。     

中国佛教的因果报应论

本文着重从中印佛教思想文化交涉的視角,揭示因果報應論所包含的人本論、因果論、生死觀和來世觀等哲學内涵,强調因果報應、三世輪回說是一種以自我道德行為來改變未來生命的理論。由於這種理論把道德律和自然律結合起來,作為一種社會行為準則,而為廣大佛教信徒所接受,成為中國古代儒、道以外别樹一幟的人生理論,而發揮了補充儒、道思想的作用。文章通过與中國固有的報應觀念和印度佛教因果報應說兩方面的比较,指出中國佛教因果報應論所受中國本土的分命說、天命論、神話、傳說、泰山崇拜、儒家倫理道德思想和心性論的影響,同時又構成為對中國固有報應觀念乃至宗教觀念的重大衝擊,指出中國佛教因果報應論是既繼承又區别於印度佛教因果報應說的帶有自身民族思想色彩的獨特學說。     

群聚與群分 荀子群學思想探源

數千年的古老文明造就了中國社會完密的階層,精細的分工,嚴整的制度,繁縟的禮儀,深邃的思想,其社會關係之完善,於先秦時期即已頗具系統。顯然,中國之有社會學是毫無疑問的。昔嚴復、梁啓超皆以中國傳統之社會學肇端於荀子之群學,然而荀子之思想並非其所自創,必有更古老的來源本文通過考辨商周甲骨文、金文"羣"字,從羣字造字本義及字義的發展、中國古人主張人獸之分及相關概念的借用等角度,構建了前荀子時代的群聚與群分思想,最後通過梳理荀子群學思想的特點,分析其群學理論的思想來源及理論基礎,指出其源出周人思想的事實,從而建立了中國社會學思想的完整文脉。     

原典精神与近代化运动

有一種解釋中國近代化進程的理論叫做“衝擊——反應”論,認為中國社會本是一個封閉自足體系,只是受到西方衝擊以後,方被動反應,勉强走上近代化歷程,西方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影響是中國近代化的唯一動力。這種理論是不符合     

讀來國龍《幽冥之旅:楚地宗教的考古學研究》

《幽冥之旅》一書以戰國秦漢時期中國南方的墓葬考古材料爲主,對其背後所反映的喪葬禮制、宗教觀念做了系统而深入的考察,從考古學的角度成功地揭示了該時期社會政治變化與喪葬禮制之間的辯證關係。是書自成體系,富有創見,既是一本考古學著作,也是一本宗教史、藝術史、思想史、禮制史的佳作。     

“累黍”與“指律”:中國古代度量衡思想略論

本文提出了"度量衡思想"研究的重要性,并對中國古代度量衡思想的發展和演燮作一略述在對"度量衡"和"度量衡思想"的概念和定義做出明確的界定後,文章對"度量衡思想"的範疇给出例證并簡要闡述;之後,着重就中國古代度量衡思想中的核心内容"律度量衡"理論體系加以分析和评評價;最终考察這一體系如何受到挑戰,從嘗試修復到接受现状的過程,以及北宋时期的論争和革新通過封中國古代度量衡思想中的核心體系"律度量衡"演變過程的考察,文章展示了度量衡思想的發展脉络、走向以及它與政治、社會經濟、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     

試說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的總體特徵

本文對二十世紀中國小說从總體上作了若干探討。二十世紀中國小說以改造民族靈魂為總主题,以悲壯、悲涼為美感上的主色調。悲涼背後常蘊含着不少“意識到的歷史内容”,它是“文學在思考”而且思考得相當深刻的標誌。在西方是歷時的文學思潮,至中國而為共時,創作方法的多元化於是成為本世紀中國小說的另一特徵。這種文化背景造就了一批小說大家,促進了創作個性的發展和小說流派的繁榮。藝術上長期保持開放的勢頭,形式豐富多變,是本世紀中國小說的又一特徵,這使它與世界文學潮流保持同步發展。     

馬一浮易學管窺

一 究明經術 對馬一浮先生的研究,目前實仍處於泛說階段,論者大抵僅能就大方向論其學術匡廓與規模,說明其性質,對於內部問題還較少探究.最明顯的,是其經學. 大家都知道馬一浮學宗六藝、以六藝攝一切學術,可是說來說去不過介紹馬一浮先生此一態度而已,對於他的六藝之學具體內容如何,其實論析甚少.馬先生在辦復性書院時,曾以“講明經術,注重義理,欲使學者知類通達,深造自得,養成剛大貞固之才”為宗旨.開講日亦明以“經術義理”之學示諸生,可見其六藝學,具體說也可稱爲經術義理之學.     

“文化讬命”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

中國現代學術以何時為開端?歷史學界通常把1840年鴉片戰争至1919年五四運動,稱為中國歷史的近代時期,而以1919年五四運動至1949年為現代時期。但學術史和文化史的分期也以此為依據,不容易解释清末民初以來的許多文化現象。用政治事變來例同學術文化變遷,反映不出學術文化本身的嬗變規律。實際上,中國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型,可以追溯到晚清的经今文學運動,現代學術的種子即埋藏其中。但今文學運動本身还不具有現代學術的特徵。1898年嚴復發表《論治學治事宜分二途》,1902年梁啓超發表《論學術之势力左右世界》和《新史學》,1904年王國維發表《紅樓夢評論》,現代學術思想和學術规範得到比較集中的體現。因此中國現代學術發端的時間,應為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標誌是承認學術具有独立之價值,並在研究中開始吸收西方現代的觀念和方法;代表人物是嚴復、梁啓超、王國維等,而尤以王国維扮演着現代學術開山祖的角色。王國維1927年自沉於颐和園魚藻軒,社會上異說異是,察察為揣。惟史學家陳寅恪能够從文化興衰和一代學者的命运的角度,對王氏的死因给以正解。包括王、陳在内的中國現代学者中的大師巨子,聲聞顯晦或有所殊異,但与本民族的文化共同着命运,欲以學術為宗基“承續先哲將墜之业”,同為一代文化所託命之人則一。他們的學術流向包涵着省察傳统和回應西學兩個方面,既不忘記本民族的地位,又能够做到与世界文化對話交流,為中國現代學術奠立了難能可貴的傳统。但中國現代學術的發展仍然困難重重。就學者的主觀认知而言,有四重障蔽應予以破除。第一、學術是手段还是目的;第二、“有用之學”舆“無用之學”;第三、中學和西學之争;第四、新旧古今之辨。這四個問题所以產生,主要是中國傳统學術一向缺少學術独立的傳統,特别是“經世致用”之說束縛了人們的頭腦,使人們忽視學問本身的独立價值。王國維、梁啓超等現代學術的開聞人物,為破除這四重障蔽曾作出巨大努力,可是時至今日,也不能說此一問题已獲致完全解決。任公先生說:“就純粹的學者之见地論之,只當問成為學不成為學,不必問有用与無用,非如此則學問不能独立,不能發达。”又說:“為學問而學問,斷不以學問供學問以外之手段,故其性耿介,其志專一,雖苦不周於世用,然每一時代文化之進展,必賴有此等人。”信哉斯言。學術之求得独立,首先還要有独立的學者。四重障蔽不能破除,宜乎中國現代學者難於安身立命也。     

开元十五年前後——论盛唐诗的形成与分期

殷璠《河嶽英靈集》序論中曾說“開元十五年後,聲律風骨兼備矣”,這段話雖被廣泛使用,但它所標示的時間的深刻内涵却被人忽略,其實,開元十五年前後正是唐詩風貌變化的重要轉折點。本文通过對開元十五年前後詩人結構的轉變、社會風尚的轉變及其對詩人群體心理素質影響的考證與分析,指出了盛唐之音的特點及形成原因,並清理了盛唐詩歌風格的來龍去脈。     

關於中國早期文獻書寫問題的若干思考《周秦漢唐讀書會文匯》第三輯讀後

這些年,周秦漢唐讀書會舉辦了多種形式的硏討會,從最初的理論探討,逐漸深入到具體文本與作者背景硏究.硏究者在涉獵這些問題時,背後多隱含著這樣一個目標,即都想爲古書確定作者和成書年代.在先唐典籍中,無論書寫者,還是記錄者,總有一個"作者"在,追尋這樣的"作者",是很多硏究者的學術目標.問題的複雜性在於,很多著作,幷不是一位...     

陶寺觀象 古天文學在新石器時代向早期國家發展的標志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發掘是20世紀後期到21世紀初期中國重要的田野考古收獲,這裏是黄河中游地區的新石器時代基本結束,早期階級國家已經形成的階段的一個統治中心區域所在。通過考古學的發掘與研究,在這裏發現的天文觀象建築和有關的儀器,結合《尚書·堯典》的關於古天文的記載,可以認爲在當時的陶寺都邑之中已經出現了專門的天文職官,出現了“國家級”的天文學觀象建築,出現了早期配套的天文觀測儀器。由此可以看出,當時中國古代天文學的發展,奠定了中國式的太陽曆,促成了“赤黄體系”雛形的形成,促使人們對於早期天學理論的思考。“陶寺觀象臺”不僅是中國古天文學在新石器時代向早期國家發展階段的重要標志,并且在世界古代天文學的發展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得意忘言舆義疏之學——魏晋至唐代的古典解釋

魏晉以來,中國的古典解釋出現了一些新面貌,雖然在經書解釋史上,有的學者還是將這一時期總歸為漢唐階段①。這種劃分從歷史的長時段來看,自然有其成立的理由,但對于長時段中各個短時段的變化,學者理應予以必要的注意。概括地說,這些新面貌可以歸結為兩點,即“得意忘言”與“義疏之學”。前者是精神上的,後者是體式上的。經典解釋的這些新特徵,對于文學解釋來說,也起到了不容忽視的先導和影響作用。     

繼成的人性論:道體論的論點

現實的人性之外尚有超越層的人性,這超越的人性被視爲真正的人性,而且被視爲人的原初狀態,這是主流理學家常見的主張。但現實之人限於感性與智性的生命分化作用,必然會偏離本性,所以學者需要透過逆覺的過程以"復其初",這種"復性"的主張也是理學工夫論常見的主張。理學家這種人性論一方面提升了"人"這個概念的高度,但一方面也造成理念與現實的矛盾。理學的道體論可視爲程朱理學、陸王心學之外的第三系,道體論儒者,反對復性説,但也反對自然主義儒學去除超越性的主張。道體論儒者的代表人物有張載、方以智、王夫之,他們主張繼成的人性論,也可説是體用互涵的人性論。他們主張人性具有無限性的本體之義,但作爲本體的本心需要在時間中展現,也就是在"繼"的活動中增加新的内容以完成本心,它也需要在空間性的對偶性中增加他者性的内容以完成本心。繼成的人性論具矛盾性的自我統一的構造,它是理學人性論發展的高峰。     

“求是”与“致用”——章太炎學術思想覈论

“實事求是”與“經世致用”,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學術思路。雖說为人为己、成德成學、有用無用之類學術分途的辨析,先秦以下代不乏人,但真正標榜並實踐儒家經世之學的,當推明清之際諸大儒;而把求是之學推到極致的,則是隨之而來的乾嘉學派。清代學者談求是與致用,態度都比較決絕;到了晚清,求是與致用之爭更演變成了既含學派又含政術的大論戰。這場論戰對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思想文化界的影響,至今仍未消除。這並非一般意義上的學術是非之爭,更多的是體現適應傳統變革要求以及面對西方思想文化衝擊時中國知識分子     

编後

如果闡釋學的循環闡釋(bermeneuitic circle)理論我們可以接受的話,那末對研究主體和研究對象之間的關係以及相應的研究方法不斷回思、省察,應成为學術與文化研究的不可或缺的一環。为此本期特闢“中國文化研究的檢討與展望”專欄,刊出三篇專論:一为李學勤先生的《走出“疑古時代”》,結合現代考古學的發掘成果,提出在本世紀產生巨大影響的古史辨學派,一方面對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變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製造了不少“冤假錯案”,今天我們應該從“疑古”     

辛鼎銘文與西周蜡祭

中國古代的年終蜡祭是爲傳統的感恩節,其索享先嗇、司嗇、百種、農官、郵表畷、禽獸、坊與水庸八神而祭之,並及先祖、五祀,遍涉天地萬物與祖先神明,體現了先民博大的宇宙觀與仁至義盡的人文關懷。蜡祭之儀節先蜡而後臘,並以田獵之物爲牲,爾後行飫禮而正齒位,目的在於感謝天地萬物神明之恩助有年,勞農以休息之,使明孝悌德行。古蜡、臘分明,秦以後以臘代蜡,漸失其禮,今之臘祭臘八,僅其孑遺而已。西周之蜡祭可據辛鼎銘文得以揭示,祭名本作"罝",主行獵獻牲,其儀節儀注皆與文獻所載密合,這是我們第一次從金文中辨識出西周的蜡祭。周人以行蜡明德,並以仁德作爲作人之標準,祈願以德傳家,萬年爲人,足見西周社會崇德明禮之風尚。     

曹丕《典論·論文》“齊氣”發覆

曹丕(187-226)的“文氣說”對我國文學批評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他的理論體系中,“氣”是評論作家作品的一個重要標准,正如劉勰(465?-520)《文心雕龍·風骨》所言: 故魏文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論孔融,則云“體氣高妙”;論徐幹,則云“時有齊氣”;論劉楨,則云“有逸氣”.公干亦云:“孔氏卓卓,信含異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并重氣之旨也.     

方以智《物理小識》與近代“科學革命”

晚明之際,中國的傳統知識和學術發展到一個相對成熟的階段,催生出總結的需要,方以智編撰的《物理小識》即屬此類。無論從旨趣上還是内容上,它只能算中國傳統博物學的總結之作。其中雖有吉光片羽之論,但總體而言於具體科學知識方面成就不高。方以智在探求物理上有很强的理論意識,其自然哲學貫徹兩間皆氣、理在氣中、以心即理的一元論哲學觀,將萬物之理三分爲"至理、物理、宰理",并闡發了一套"質測"與"通幾"的方法論體系尤其是他强調用"數度"鏈接質測與通幾,慧眼獨具,這在中國傳統中獨樹一幟。對照同時期西方的自然哲學,方氏的缺陷也是中國傳統的缺失,即源自古希臘的唯理論和數理演繹思想資源,以及近代以來歐洲在精密實驗方法論體系上的突破,這些最終成就了"科學革命"。     

十八世紀法國耶穌會士的“北京經驗”以《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爲中心的討論

十八世紀是法國耶穌會士主導西方"北京經驗"的時代.不管從來京耶穌會士的人數及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考處,還是從留下有關"北京經驗"文獻材料所占的分量估衡,法國耶穌會士在西方來京人士中均占有優勢.同其它國家傳教士舆羅爲教廷的密切關係相對有别,法國耶穌會士從其1700年成立傳教區以來,就自成一體,保持着自己内部比較密切的組織關係和通訊聯系.本文主要以法國 《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以下簡稱《書簡集》)爲考察對象,探討這一文本所展示的法國耶穌會士豐富的"北京經驗".誠如法國學者德爾尼所説:"這些書簡目前仍未失掉其重要意義.首先,它們具有歷史文獻的價值,而且也是中國在十八世紀曾對歐洲施加過巨大影響的見證."①歐洲學者對這些歷史材料頗爲重視,許多學者投入這項課題研究,詹嘉玲指出:"在歐洲保留下來的數量大得驚人的資料(它們在中國本土却很稀少,也很難得到),使之成爲一項整個歐洲大陸範國内的課題.這些檔案也形成了有關中國最古老的西文文獻特藏."②由於語言的障礙和材料的缺乏,現有的中文研究成果相對薄弱,中國學者最早專門研究這些文獻的是閻宗臨先生,他早年在法國撰寫的博士論文《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③對《中華帝國全志》和《書簡集》有較爲系統的研究和較多的利用.近期張國剛的 《從中西初識到禮儀之争——明清傳教士舆中西文化交流》、張西平的 《歐洲早期漢學史——中西文化交流舆西方漢學的與起》兩書亦闢有專節探討、研究《中華帝國志》和《 書簡集》,④篇幅相對比較簡略.其它相關成果多集中於法國耶穌會士舆中西文化交流(特别是科技交流).⑤本文限於篇幅,主要發掘和解讀《書簡集》舆北京有關的材料.事實上,十八世紀歐洲的"中國熱"(Chinoiserie)舆法國耶穌會士在他們書簡、報告中對其"北京經驗"的濃重渲染,有着直接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