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生态学视野中的反智主义与反智论

反智主义是上世纪在对大众文化研究中发现的一种思想倾向,但却很少在大众传播中作为对受众情态的考察而被研究。二者在研究范畴上,随着大众传播媒介权威的建立而在外延上趋向重合。本文从对反智主义的认识入手,探讨中国传播生态中反智主义的存在,并分析这种情态可能对传播效果和传播生态带来的影响。     

媒介批判视野下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现实困惑

在集权主义理论的论述中,几乎很少有人对前人或之前的媒介进行批评,因为之前的媒体是不独立的,对社会的作用也微乎其微.但到了自由主义新闻理论阶段,就有了大量对媒介理论或媒介体制的批评.它是对哲学原理的发展,也同样是对政治体制的发展,对促进新闻自由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但是,冷静看待当前西方媒体的发展状况,我们就会发现当前西方媒介的发展并不是如自由主义期待的那样.自由主义媒介规范理论在指导当前西方媒体的实践中遇到了一系列问题.     

媒介霸权论:理论溯源、权力构成与现实向度

大众传媒权力扩张、全球传播格局失衡和主流媒体话语偏向让"媒介霸权"成为当下热门批判话语.本文拟从媒介立场展开理论溯源,揭示媒介霸权的理论开拓者、建桥者和领跑者;从媒介角度分析其权力构成,发现依附性权力、生产性权力和资源性权力在媒介霸权中的运行;以媒介为起点考察其现实向度,呈现学界对媒介作为帝国霸权、话语霸权和技术霸权的研究取向;在此基础上,指出"媒介霸权"诸权依附、合谋、扩散、自然化的特征,并主张针对上述特征理性而系统地展开媒介霸权理论研究,同时为在实践中提升跨文化、跨国际、跨媒介、跨阶层的媒介霸权批判和回应能力提供学术支撑.     

从媒介现实到受众现实——从框架理论着《长江商报》对四川地震灾害的报道

报纸作为主流媒介之一,全面,真实地报道四川地震灾情,积极主动寻求并构建议题,形成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趋同,取得舆论引导的主动权,从而发挥出强大的力量。由此引发的传播现象仍值得总结和反思。     

历史观照与现实反思:共同体理论的媒介维度批判

在共同体理论的发展中,媒介总是参与其中并成为建构不同类型共同体的关键因素。当前媒介理论的发展为建构共同体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将共同体视为基于不同物质属性媒介的连接之物,媒介的物质属性与共同体形态的关系成为考察的对象。共同体在媒介融合的语境中,逐渐向全球一体、互联互通的方向发展,超越想象层面,形成现实连接。超国家、超民族、超文化是构建人类统一共同体理论必须考虑的前提与特征。因此,基于元媒介则可能建构出一种全球经验的共同体理论:全球一体的元媒介连接、多元并存的文化形态,即一体多元的新的全人类共同体理论。     

西方视频传播的理论与媒介策略

无论从技术分析、传播意图、受众体验、文化价值还是市场机遇上,视频传播已经成为新媒体时代的主要传播现象,网络电视、户外视屏、手机电视等移动终端等全媒体传播渠道开发,视觉时代的图像传播迅速改变了受众的阅读习惯并激发阅读热情,不但丰富了传播的多元化格局,也为创新视频媒介策略创造了机遇。西方视频媒介和报业的尝试已经取得丰富经验,并为我国视频媒介发展和开发全媒体提供了宝贵借鉴。本文试图以视频传播的理论来源为借鉴,以西方视频传播的媒介策略为内容,深入探索视频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反思新闻“反智主义”日常化——以《中国好声音》报道为例

当前中国新闻报道中的“反智主义”倾向,在新闻生产层面表现为悬置知识、误读通俗和弱化知识分子身份,在受众层面,表现为过分介入私人领域,忽视受众知识需求、低估受众认知能力,以及质疑大众接受高蹈价值观的能力.新闻“反智主义”倾向是新闻“娱乐化”盛行的重要因素,这两者互相强化,最终导致主流媒体新闻功能的偏失,以及理性商谈意义上的公共文化空间的萎缩.     

镜像与现实——网络空间中粉丝形象的媒介呈现与主观现实研究

大众关于粉丝的印象,大部分来源于媒介的呈现,粉丝的媒介形象以存像的状态连接着客观现实与主观想象,成为大众认识粉丝的重要渠道与参照框架,但媒介建构的粉丝形象并非简单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局部地反映某些事实.本文从媒介呈现和主观现实两方面入手,探究传统媒体、商业媒体、自媒体如何呈现粉丝媒介形象并最终给大众留下.主观想象,研究发现媒体所建构的粉丝形象是政治力量、经济力量整合的结果,而大众的主观现实带有时代烙印和主观情绪,造成粉丝的负面形象深入人心,引发圈层代际之间的矛盾.     

另一种“边缘突破”:基于智媒体必要的理论视角——兼与学界诸位老师商榷

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改变了新闻传播业界的传统样态,学界也为此创生了诸多新的术语,但它们对闻传播学科范畴是否具有构建意义?对此本文运用了词汇学和逻辑学的理论、原则,从人们的社会言语和学者们的学术言语活动中,对"媒介、媒体、智媒体、智媒介"等术语进行了语用考察,发现在网络出现之后新的信息载体语境下,媒体和媒介这两个术语概念走向了同一。而在这两个术语中,人们更偏爱媒体,所以,根据词汇形成的客观规律,笔者选择了智媒体这一术语作为新闻与传播学学科范畴的概念。并从智媒体这一客观事物属性的研究中,总结出它的概念含义——智媒体是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类人化的、处理和传播信息的系统化载体。     

智媒体时代科技期刊传播力提升路径思考——基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医学期刊知识生产和传播机制的观察

科技期刊是开展学术交流与传播、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阵地。智媒体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人们获取知识的方式,也为科技期刊的知识生产与传播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智媒体背景下,开放、协作的知识生产环境已然形成,知识分发和传播更加迅速而多元,用户成为重要节点和纽带。科技期刊要想在智媒体时代提升自己的传播力与影响力,需及时回应科技前沿,积极推动其他生产主体的卷入与互动;需增强对新媒体的理解力与运营能力,增强媒介融合,破除学术壁垒,扩大科学知识的分享与普及,促使更广泛公民科学的实现。     

文化研究的限度与政治经济学的理性回归——基于当代西方媒介批判理论的反思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文化研究日益成为西方媒介批判领域的显学,它反对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经济化约论"倾向,通过对媒介文本及受众的聚焦来实现对意识形态控制与抵抗过程的分析。然而,由于对资本权力和生产性体制的忽视以及对"话语"和"快感"的过分沉湎,致使文化研究流连于象征性抵抗,并逐渐从意识形态批判领域撤离、隐匿于代码之后。因此,只有破除对政治经济学的偏见,保持经济与观念的历史辩证性,将文本和受众分析置于更为宏观和广阔的结构语境中,才能纠正晚近文化研究中的后现代主义虚假批判走向,恢复其激进性和政治性锋芒。     

受众议程、媒介议程与真正现实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 ,从经济领域检验受众议程、媒介议程与真正现实三者之间的关系。文章认为 ,三者之间是否吻合 ,不仅涉及到客观现实 ,而且关系到主观标准 ,因此 ,三者之间的吻合与否具有一定的多样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与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对中国图书馆学反本质主义批判的理性思考

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整体上并不存在“后现代”意义上的所谓“本质主义”,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受意识形态和制度权力制约的把某种特定理论观点作为“中心话语”去贯彻的“本质化”意义上的“本质主义”.批判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存在“本质主义”思维的学者,其实是把图书馆学理论受时代和文化制约的“可变性”的历史状况,与人们借用“意识形态”、“权力”等对某种理论观点的“真理化”、“本质化”的超稳定干预相混淆了.而后现代主义学者之所以有这样的误判,除了与近代以来中国特殊的“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以及研究者对后现代理论的机械套用有关之外,也与本质主义同意识形态具有诸多内在的一致性有关.可以认为,源于人文艺术领域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尽管它的某些观点可能对图书馆学研究有所启发,但由于它不是一种相对成熟的理论,也不适于当代中国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发展需要,因而不能作为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应然指向”.     

"批判型受众"的培养——德国青少年媒介批判能力培养的传统、实践与理论范式

"批判型受众"是德国青少年媒介素养培养领域中的重要概念。本文通过对德国战后五十年媒介批判能力教育发展情况的历史分析,介绍了德国学者关于媒介批判素养教育的理论研究范式,并结合当代德国著名的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杂志——Spinxx的项目案例,指出在新媒介情境下,德国青少年"批判型受众"培养模式的作用与意义。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讨论了这一模式对我国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的借鉴意义。     

出版自由与传播垄断——论哈罗德·英尼斯对媒介帝国主义的批判

哈罗德·英尼斯研究了美国《权利法案》保障下的“出版自由”,指出印刷媒介的空间偏向促进了美国获取空间霸权的倾向,提出了对媒介帝国主义的批判,并启示人们对印刷媒介的局限保持清醒认识。     

技术进步、社会变迁和媒介多样性——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传播的历史维度考察

早期媒介、印刷媒介、电视媒介、数字媒介在疫情期间的传播中都有所体现,反映了技术进步、社会变迁和媒介多样性.同时,我们要防止媒介弊端,鉴别虚构和非虚构,避免被假新闻误导,这是公众媒介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风险传播悖论与平衡报道追求——基于媒介生态视角的考察

风险视域下,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既构成公众认识外部世界的"传媒镜像",同时又在"充满矛盾的丛林中"通过媒介生态不平衡到平衡的有机运动过程完成。本文拟从媒介生态视角考察当下特定情境中的风险传播,提出良好健康的风险传播生态既有赖于外在特定环境屏障的形成,更需要大众传媒在媒介生态规律和原则指导下,通过微观上的平衡报道手段达成。同时,本文也讨论了平衡报道在风险化解上的现实意义及风险报道失衡对媒介生态所产生的后果。在当前风险社会背景下,平衡报道有助于化解风险,形成和谐的媒介生态。     

技术进步、社会变迁和媒介多样性——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传播的历史维度考察北大核心

早期媒介、印刷媒介、电视媒介、数字媒介在疫情期间的传播中都有所体现,反映了技术进步、社会变迁和媒介多样性。同时,我们要防止媒介弊端,鉴别虚构和非虚构,避免被假新闻误导,这是公众媒介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认知传播的理论溯源、建构模式与现实考察

认知传播概念以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认知传播学,是应时代发展而提出.就“认知传播”这一全新研究范式而言,首要任务是明确其理论溯源;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关于“认知”思想的梳理,到德国哲学中关于传媒与认知关系的探讨,再到认知传播的神经基础,这既是认知传播的理论溯源,也是一种身份自觉;继而探讨认知传播的模式建构,回归到认知传播的核心——意义共享与互动关系;提出认知传播是具有现实属性的创新之举,其具有感知特性、注意特性以及记忆特性,在“互联网+”战略发展的今天,虚拟交互更是凸显关于“意识认知”研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这也是提升华人传播学研究影响力的有效路径之一.     

媒介化社会语境下的网络女性主义现实困境与逻辑进路——基于对互联网场域中“反剩女”话语的考察

随着互联网的勃兴和广泛应用,社会实体及其延伸的不断媒介化,人们的性别观念与实践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发生微妙的变迁。与后现代女性主义相呼应,多元价值取向的互联网场域也在不断解构并重构相关的女性话语,"反剩女"话语随之应运而生。同时,立足于媒介化社会的现实语境,女性主义及话语及其表征在众声喧哗的互联网场域中也面临着被异化和被殖民化的双重可能。本研究将从"剩女"的话语建构路径出发,以互联网场域中的"反剩女"话语为考察对象,揭示媒介化社会语境下女性主义的现实困境和逻辑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