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忠旗笺证》序

一九六○年到一九六四年前后,戏剧界展开了一场关于历史剧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历史剧创作中关于史实与虚构的关系问题。当时众说纷纭,现在也无须一一详述,但其中有一种意见,认为历史剧描写历史人物,应该与历史人物一模一样。即以写历史人物岳飞为例,认为对岳飞的封建忠君思想与岳飞的爱国主义思想应该并重,甚至认为岳飞的爱国主义思想是通过封建忠君思想(忠于宋高宗赵构)表现出来的,因为赵构是代表当时整个国家民族的。所以描写了岳飞的封建忠君思想(忠于投降派赵构)也     

杀害岳飞的罪魁究竟是谁?

在杭州西湖岳飞墓前,有四个铁铸的跪像——秦桧夫妇、万俟莴和张俊。人们很可能认为这四个男女就是杀害抗金名将岳飞的罪魁祸首。 其实不然。杀害岳飞的真正罪魁是当时的最高封建统治者——南宋皇帝宋高宗赵构。秦桧等人则是帮凶。 公元1127年,金兵攻下汴京,宋朝皇帝徽宗、钦宗被俘,北宋王朝遂告灭亡。宋钦宗的弟弟赵构     

文章妙天下 翰墨香千秋——宋四家书艺评介

宋代,在我国书法史上,也是书家辈出的一个朝代。如北宋的欧阳修、苏元舜、钦兄弟,还有李建中、林逋、王安石、范仲淹、米友仁等。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家也都是北宋人。此外,还有南宋的第一个皇帝高宗赵构,他就是我国著名的瘦劲体的开创者。再往下数,便有岳飞、陆游、朱熹、王庭筠、姜夔、文天祥、赵秉文等等。     

儒家义利之辨的核心——行为准则之辨

儒家义利之辨所言之＂利＂指行为主体的私利。义利之辨的核心是主体行为准则之辨。首先,在人与人之间关系层面,义利之辨是主体行为所依据的准则之辨,即主体是以＂义＂为行为所依据的准则,还是以＂私利＂为行为所依据的准则;其次,在群体间、国家间层面,义利之辨是群体或国家行为所依据的准则之辨,即群体、国家是以＂义＂为行为所依据的准则,还是以＂群体利益＂、＂国家利益＂为行为所依据的准则。     

也谈岳飞之死*

岳飞是宋金双方合谋杀害的：为保有黄淮以北占领区是金朝和议的动因,也是岳飞冤死的外部原因;南宋君臣、主战主和各派举朝一致主张收兵权,贯彻祖宗家法和赵构、秦桧等企图保有半壁江山,是岳飞之死的内部原因。在杀害岳飞这事件上,赵构、秦桧无所谓主次之分。收兵权是当时的趋势,金方收兵权早于宋方。从吴曦叛国降金事件来看,世将的危险是存在的,收兵权也并非毫无积极意义。秦桧的内奸作用,导致绍兴和约成为一个屈辱的、不平等的条约,但是绍兴和议对宋金双方休养生息仍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也谈岳飞的“忠君”与“爱国”思想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 ,人们很难把“君”与“国”严格区分开来 ,因此 ,古代封建社会的爱国主义者们 ,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 ,往往把“忠君”当作“爱国” ,把“勤王”当作“救国” ,岳飞在宋金战争时期的“忠君”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爱国” ,他献身赵宋政权就是为了“救国”。岳飞“忠君”思想的形成 ,与他童年时代就打上“三纲五常”烙印和赵构对他的提拔重用密切相关 ,岳飞的“爱国”思想是对他心目中的祖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深厚的感情。而且是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始终没有改变 ;岳飞是既“忠君”又“爱国” ,并非那种只知有君、不知有国…     

冲突与协调:国家权力、信用社与农民利益——“大跃进”背景下的山东省农村信用社

“大跃进”时期,农民利益因农村信用管理体制的改组而受到极大损害.弱势民众在其利益表达渠道淤塞的情况下,只能借助“弱者的武器”进行“反行为”的利益表达.农民的消极抵制,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重视,随后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恢复农村信用管理体制的措施.国家政策的适时调整,及时保护了农民的基本利益.     

岳飞冤狱谁铸成——读文征明《满江红》

这首词是明代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文征明在杭州看到宋高宗赵构当年赐岳飞手诏石刻残碑时有感而作的。时隔四百年,文征明从依稀可读的碑文想到岳飞的千古奇冤,仍激愤难平,重提“岳飞冤狱谁铸成”的旧话,矛头     

铜钿眼里翻跟头

南宋时,有个奸臣叫张俊,因为他曾经和秦桧一道陷害过忠臣岳飞,大家恨死他了。一天,宋高宗过生日宴请群臣,高宗听腻了宫廷音乐,就叫了一班民间艺人前来助兴。一个老     

教师职业的灵魂——良心

“良心是隐藏在人内心的意识活动,它能使人自觉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道德责任.“教师的工作关系到人的命运,关系到人的前途.教师的工作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凭良心做的,我们应该经常对自己的行为作以反思,看是否问心无愧.一个教师,如果缺乏良心,工作就会只图私利,只为报酬.……     

韩非与马基雅弗利的非道德权力观

韩非与马基雅弗利在政治倾向上相似又相异；人性生来是恶的，好利恶害是人所共性；君主应该以霸术巩固统治。     

董仲舒对《春秋》“灾异”的诠释

天命灾异是董仲舒之天的哲学的重要内容。董仲舒诠释《春秋》、《公羊传》,大谈灾异与人事的天人感应。灾异是天之所命,是天意的表现。人君的行为失道,天以灾异谴告、警惧,人君见灾异,＂内动于心志,外见于事情,修身审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灾异自会消失;如果人君不能反省改过,则伤败乃至。因此,天命灾异表现了天的道德理性,肯定了人君的主体性,加强了人君无可逃避的责任感。董仲舒著《灾异之记》,以阴阳之道解释《春秋》灾异。董仲舒的天命灾异思想,虽无知识的意义,但有道德的价值。     

从"亨利五世"看莎士比亚的帝王观

莎士比亚借历史剧中的君主形象表明了他的帝王观：君主应有合法的继承权，且德才兼备。为了表达这一观点，莎士比亚在剧本的创作中更改了史实，赋予亨利五世以理想的君主形象。他相信在这样的君主的治理下就能实现国家的统一和富强。     

“君-臣-寇”——初兴期章回小说人物体系的建构

文章从分析初兴期１０部历史传奇的形象复现及结构模式入手,指出这些小说及其余《西游》、《封神》、《金瓶梅》等,都在乱世的背景上,以放纵与约束为中轴建立“君－臣－寇”的人物体系。该体系在象征意义上,集中书写了市民阶层徘徊于儒家传统与自身欲望之间的矛盾心态。小说正是以这一心理范式,逐步构建了中心人物及其辅佐及其其他人物。同时,中心人物的身分在“君－臣－寇”这一三角结构上移置变换,以空前的人物循环最终建构起了整个文本;进一步地将整个初兴期章回小说也纳入了一个大文本中     

《商君书》君主观探析

《商君书》摒弃了笼罩在君主身上的神秘光环,认为君主存在的合理性在于顺应社会政治发展和统一政府管理理念的需要。君主的职责是缘法治国,壹赏、壹刑、壹教,构建人人自律的道德化理想社会。君主要完成其职责,需通过严密的制度建设,形成臣民不得不遵守国家法令的客观形势（势）,造成官吏互相制衡、互相监督的局面,控制官吏渎职犯罪（术）。《商君书》的君主观是先秦诸子学说中最具真理成分的君主观。     

试析中世纪英国税收理论

在封君封臣制度下,中世纪英国国王具有全国最高封君和国君的双重身份.作为最高封建主,国王应该"靠自己过活",即以来自王领的"正常收入"维持王室生活和日常行政开支,但是经常入不敷出.于是国王以国君身份,以"共同利益"和"共同需要"为由,向全国臣民征收动产税--特别收入,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行政和军事开支.议会通过充当"共同利益"的判断者取得批税权,推动了中世纪英国宪政的发展.     

马基雅弗利的新君主及其道德

在《君主论》中,马基雅弗利提出了一套新君主理论。从意大利统一的现实需要出发,他论证了君主制的必要性。他认为君主的目的是保有自己的国家,围绕着这个目的,马基雅弗利设定了君主要具备的一系列主客观条件。这一套新君主理论体现了马基雅弗利现实主义的政治思维方式和不同于基督教的世俗伦理观。     

郭子仪评说——读《旧唐书·郭子仪传》有感

郭子仪是一位被唐代名相、著名史臣裴垍评为＂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的人物。他为唐朝立下收复两京、平定安史之乱、平定仆固怀恩之乱、抵御边疆少数名族侵扰等等赫赫战功,但也获得了高官厚禄、家族显赫、子孙富贵,同时流芳百世,至今受人称道。他有不世的将帅之才,有自足常乐、谦恭自谨、防奸杜倖、不挟憾以报仇雠的为人之道,有竭诚尽忠、委婉进谏、尽职尽责、失宠无怨、以天下安危为己任、以身作则的为官之道。从古至今他都是个焦点人物,他各个方面都值得后人去称颂,去研究,去学习。笔者认为,从郭子仪身上可以看到成大事者必须具备几点：一要为国家尽职尽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二是不能居功自傲,即使立了大功也要谦虚谨慎;三是知道激流勇退,不贪功;四是教育好子孙。     

韩复榘与冯玉祥的恩怨三十年

清末乱世，韩复榘结识了爱国将领冯玉祥，并由此在冯玉祥的培养下，开始了他在民国军政舞台上风云一时的表演。但随着其个人地位的提高，为了追求更大的个人权势，在民初政争中，他一次次地叛离冯玉祥，加速了冯玉祥军事集团的分化；抗日战争初期，他甚至不惜为了一己之私利而置民族与国家大义于不顾，拒绝执行冯玉祥的抗日调遣，弃地不守，媚敌自保，成为背叛民族与国家的历史罪人。     

《离骚》"求女"指意探微

关于《离骚》“求女”的蕴意说法甚多,然以王逸的“求贤臣”之说最为确当。“高丘之女”象征楚国王廷里的近臣。“下女”,也即闺中待嫁之女,象征即将成为楚王近臣的楚国地方官员或楚国贵族。他国之女象征其他侯国的臣僚。屈原“求贤臣”的目的乃是希望通过这些贤臣的帮助,获得楚国或他国国君的信任,以顺利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