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整治权属调整中农户认知与行为的一致性研究

农户关于农地权属调整的认知与行为的一致性关系不仅是农地权属调整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其政策制定的重要参考。为了探索农地整治权属调整中农户认知与行为的内在联系,本文在计划行为理论框架下,通过对湖北省7个市（县)644个农户的问卷调查,运用相关性分析法检验农户认知与行为的相关性,并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分析受访者个体和家庭特征、耕地资源特征、村集体特征等因子对农户认知和行为影响的偏效应差异。结果表明：农户的认知状况在认知机制内部表现出不均衡性,农户行为的积极性缺乏;在一致性检验中,相关性分析和模型计量的结果均显示主观规范与行为的一致性较高,行为态度和认知控制与行为之间基本上不具备一致性。在此研究结果基础之上,提出关于信息公开、宣传动员、发挥组织作用等方面的政策建议,以此促进农地权属调整工作的顺利实施。     

农户认知视角下广东省农村土地流转意愿与流转行为研究

以广东省为例,基于446份农户调查数据,从农户自身特征、农户家庭特征、农户生活感知、农村社会保障认知、农地政策制度认知、农户金融服务认知6个方面探寻农地流转意愿主要的影响因素,分析其农地流转行为特征与原因,并剖析了流转意愿与流转行为的差异性及其原因.研究结果表明: ①农户的农村社会保障认知显著影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且和完善农村社保制度相比,稳定的非农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更能提高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土地调整制度的相对稳定性并不能提高农户土地流转的意愿,而土地抛荒现象受惩罚可能性越大时,农户土地流转意愿越大;在当前农村信贷金融市场不健全的背景下,农户金融服务认知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影响不显著;②家庭耕地面积越大、家庭年收入越高、收入来源以非农业为主及家庭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家庭特征能显著提高农户流转意愿,但农户个体特征及对生活的感知对其影响不显著;③样本农户中有土地流转意愿的农户达41.3%,农户土地流转率为33.2%.土地流转形式以出租为主,流转过程中有中介参与,村行政管理部门监督管理土地流转机制不够完善;④广东省农户土地流转的行为特征存在地区差异.与粤东、粤西和粤北相比,珠三角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更规范,流转对象更广泛,村行政管理部门监督管理土地流转机制更完善,土地流转行为更有法律意识;⑤农户土地流转参与意愿越强烈,流转行为越容易发生,但调查农户中仍有30%的农户有流转意愿却未发生流转行为,导致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与行为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土地流转的外部环境.     

农地整治项目农户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以广东省惠州市县城300个农户的调查数据为依据,调查农户对农地整治项目的满意度状况,并通过计量模型对影响农户满意度的因素进行探讨.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计量经济模型法.研究结果:农户对项目的总体满意度为57.87.其中被调查者中24.4％的农户对实施项目比较满意.而影响农户满意度的主要因素包括农户收入结构、耕地资源禀赋、项目推广及农户决策参与度等.研究结论:要提高农户对农地整治项目的整体满意度,必须要通过项目实施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改善农户收入结构水平,转移非农劳动力,积极建立完善的农户参与决策体系等.     

农户分化程度对农地流转行为及规模的影响

研究农地流转行为及规模对完善我国农地流转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中国4省样本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多分类Logistic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分化程度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将农户分化程度分为水平分化程度和垂直分化程度,前者用农户非农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表征,后者用农户人均年纯收入水平表征。研究表明:①农户分化程度对农地流转行为有重要的影响,其中,农户水平分化程度对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对农户的农地转入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与农户水平分化程度的影响不同,农户垂直分化程度对农户农地转出和转入行为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②农户分化程度对农地流转规模的影响与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农户水平分化程度仅对农户农地转出面积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农户农地转入面积的影响不显著;农户垂直分化程度仅对农户农地转入面积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农户农地转出面积的影响不显著。虽然如此,农户农地转出面积主要还是受农户农地资源禀赋约束,而农户农地转入面积则更大程度上受到农户垂直分化程度的影响。     

城市边缘区不同类型农户对宅基地流转的认知与响应——以衡阳市酃湖乡两个典型村为例

利用衡阳市酃湖乡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探讨了城市边缘区不同类型农户宅基地流转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整体上,调查区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偏低,影响不同类型农户决策的因子呈现整体一致、局部差异的特征;②不同类型农户的共同影响因子是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出租和出售是主要的流转方式。流转政策认知程度低、乡土情结重与就业压力大是农户流转决策的主要障碍因子;③纯农业型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受到年龄、劳动力投入量与自然灾害频率的影响。但该类型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最高,以出售为主要流转方式;一兼农业型与农工兼具型农户的影响因子一致,以出租为主要流转方式;二兼农业型农户影响因素最少,流转意愿最低,流转方式以出租和入股为主;纯非农业型农户流转决策受外出务工收入和家庭人口数量影响较大,流转意愿最高,以出租和置换为主要流转方式。研究认为,尽管不同类型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存在差异,但核心问题还在于流转政策。政府应在农户自愿基础上,完善现有农户宅基地流转政策,解决农户后顾之忧,将有助于提高农户流转意愿。     

农户分化对农地功能供给多样化的影响路径

推动农地的多功能利用是顺应“功能拓展”这一现代农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基础。社会化小农阶段,农户渐趋分化,其意愿行为的复杂性直接影响到农地功能供给的多样性。本文通过归纳社会化小农的行为特征,以“农地多功能需求的农户响应”为中介因素,构建了农户分化影响农地功能供给多样化的路径分析概念模型,并使用结构方程（SEM）对该模型进行拟合,分析农户分化对农地功能供给多样化的直接效应及其经由“农地多功能需求的农户响应”这一中介因素对农地功能供给多样化的间接效应的大小、方向及影响因素,以探索小农社会化的趋势下,农户分化对农地多功能供给的影响及其影响路径。在湖北省黄陂、新州、鄂州、江夏、通山、蔡甸共6个县（区）的实证研究表明：①农户分化对农地功能供给的多样化兼有直接和间接的负向影响,即农户拥有的生计资本越多,则其供给的农地功能的多样性越低。②农户分化对农地功能供给多样化的直接负效应主要源于农业生产条件的外部化造成的某些生产要素替代,如优质劳动力的流失引起的劳动力要素和其化肥、农药等要素之间的替代造成的农地生态功能的弱化;③间接负效应则源于社会化小农趋势下渗透型、联结型、物质型3类生产要素的失配,即3类要素的投入没有达成激励相容,从而影响了农地多功能的产出效率。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提出如下建议以推动农地的多功能利用：①重视新型的联接型及渗透型生产要素的投入,并且使两者与实物型生产要素达到激励相容。②拓宽传统的农地利用方式,加深农户对农地外部化生产条件的认知,并通过社保、财政等手段缓解农户对外部化生产条件的依赖,吸引优质农业劳动力回归;③完善农地流转政策,搭建农地流转信息交流平台,推动农地的完全流转。     

技术认知、风险感知对黄土高原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意愿的影响及代际差异

黄土高原农户对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认知和对水土流失风险的感知是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意愿的关键影响因素,探究二者对技术采用意愿的作用有利于促进农户技术采用率的提高、控制水土流失、减少入黄泥沙量、改善生态环境。本文利用黄土高原1237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基于代际差异的视角,采用逐步回归法和分组回归法,分析了农户技术认知和风险感知对其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意愿的影响及代际差异。结果表明：①技术认知对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采用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技术认知对等高耕作、沟垄种植、少免耕、深松耕、秸秆还田、残茬覆盖和地膜覆盖技术采用意愿的作用强度均是新生代农户大于老一代农户。②风险感知对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户等高耕作和沟垄种植技术采用意愿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影响强度存在代际差异;对新生代农户少免耕技术采用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老一代农户深松耕、秸秆还田、残茬覆盖和地膜覆盖技术采用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③风险感知在技术认知和采用意愿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在等高耕作、沟垄种植、残茬覆盖和地膜覆盖技术采用意愿中,风险感知对于老一代农户的调节作用强于新一代;在少免耕、深松耕和秸秆还田技术采用意愿中,风险感知对于新一代农户的调节作用强于老一代。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数量等控制变量对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意愿的影响有显著差异。建议农业技术和政策推广视新老农户区别对待,提供有针对性的补贴,并通过鼓励土地流转为技术采用提供便利。     

农户分化、代际差异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基于宅基地价值认知的中介效应分析

自愿性原则是当前宅基地退出制度的重要实施基础,引导农户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对于实现耕地保护目标、推动城镇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武汉城市圈483个实地调查样本为例,通过考察农户分化与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关系,以及宅基地价值认知、代际差异在两者关系中的作用,探究农户分化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①农户分化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路径包括直接正向影响和通过宅基地价值认知产生的间接正向影响,直接效应占总效应48.54%,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51.46%;②代际差异对宅基地价值认知在农户分化与宅基地退出意愿间所扮演的中介作用起到了调节效应,新生代农户受到的宅基地价值认知中介作用更加强烈和显著,而老一代农户的宅基地价值认知中介作用被削弱并趋于不明显。因此,提升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应从提升农户非农就业水平与引导农户形成合理的宅基地价值认知两个方面着手,并对不同代际农户制定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以推进宅基地有偿退出。     

中国消费者对同一品牌国产与进口产品认知差异的原因及分析

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运用内容分析法,以网络回帖为研究对象,研究了中国消费者对同一品牌国产与进口产品认知差异原因。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消费者对于"进口产品好于国产产品"认知强度呈现下降趋势;中国消费者对所评价产品的知识越丰富,他们对于"进口产品好于国产产品"认知强度越低。     

“三权分置”视域下产权完整性与安全性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基于农户产权认知视角

基于地权细分逻辑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目的在于提高权利束的完整性与安全性。本文立足于“三权分置”改革视域下的地权细分逻辑,利用辽宁省811户农户调研数据,从理论与实证两层面检验了农地产权完整性和安全性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市场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产权完整性和安全性主要通过交易成本减少效应和增值保障效应影响农地流转决策;②从完整性角度看,农户对不同类型权利束完整性的认知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呈现显著差异,表现为农地入股权认知显著激励农户转入和转出决策,农地抵押权认知激励农地转入决策,但是降低农地转出积极性,农地继承权认知激励转出农地,但降低农地转入积极性;③从安全性角度看,农地产权安全性认知激励农地转入和转出决策,表现为认为土地证书对于保护产权越重要的农户,其参与农地流转的积极性越高,而预期未来可能发生土地调整的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积极性越低。因此,为了促进农地流转市场发育,在加快推进“三权分置”制度改革中需要构建一种融合正式国家产权治理规则和非正式村庄治理的协同型产权治理体系：国家产权制度改革应该继续完善法律层面的分权机制和权利保障机制,村庄层面除了保障权利安全性外,更要完善农地流转合约的市场治理机制,畅通农地权利束与产权安全性在流转双方间的转移通道。     

广西农村土地整治中土地权属调整方案研究

自我国农村土地整治工作开始以来,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土地整治工作都进入了白热化阶段,也有部分地区因为资金缺乏或因地块变动后的权属等各种问题得不到解决而进度较慢。据广西上林县国土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厅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广西区内很多地方的土地整治工作就因土地权属变动问题得不到解决而迟迟没有大的进展。文章针对这一问题从当地的土地权属现状进行分析,试图找出合理的方案来解决土地整理后的土地权属问题。     

省级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研究——以广西为例

农村居民点整治是新一轮土地整治专项规划的重点内容之一,而如何更合理地测算省级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往往被现有研究所忽视。本文采取抽样及不同整治模式不同潜力测算方法的研究思路,设计了省级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的流程及方法:根据地形及经济条件,划分不同的整治类型区,并选取样点县(市、区);构建农村居民点综合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以确定居民点整治类型;针对农村居民点不同整治类型,分别构建其潜力测算方法,并利用GIS空间分析功能对土地闲置率法进行改进;利用测算出的样点县(市、区)的出地率均值,外推测算同类型区其他县(市、区)的潜力。并以广西为例,进行实证研究。预计到2020年,广西全区通过农村居民点整治可释放潜力68 102.807hm2,小于人均建设用地法测算的潜力值,同时又大于土地闲置率法测算出的潜力值。表明,本文所设计的流程及方法在测算省级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方面具有可行性及合理性。     

农村居民点整理中的利益分配——以陕西省东樊村为例

运用案例分析法分析农村居民点整理中的利益分配现状与存在的问题,为农村居民点整理利益分配优化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1农村居民点整理项目利益来源于城乡土地区位差别而产生的级差地租,经济上的主要表现形式为指标出让收益,利益分配主要是对指标出让收益的分配;2东樊村项目的利益来源是建新预留区的土地转为城市工业用地而产生的级差地租,中介方和政府、东樊村村集体、B村村集体或村民、东樊村村民和其他方的指标出让收益分配比例为56.32%、26.01%、12.31%、5.11%和0.25%;3现状利益分配存在着土地增值收益范围难以确定、政府在项目中的收益分配界线模糊、中介方收益比例在资金分配结构中比重过大、村民间利益分配存在局部不公平的问题。研究提出5个方面的建议:1界定土地增值收益的概念和范围;2确定各主体利益分配的合理区间;3扩大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平台效应;4建立农村土地和房屋流转制度;5加大农民参与力度,来完善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利益分配。     

基于整治潜力与迫切度的村级农村居民点整治时序研究

整治潜力测算和迫切度评价是安排农村居民点整治时序的基础与依据。本文运用实地调查与访谈、GIS空间分析等手段与方法,深入分析山西省武乡县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结构,并根据用地类型与整治性质的差异将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划分为浅层潜力和深层潜力,测算结果表明武乡县农村居民点的浅层潜力占总潜力的71.88%,说明武乡县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较为粗放,具有较高整治潜力。通过分析村庄属性与发展前景,从自然、社会经济、基础设施和农村发展等4个层面选取16个指标评价抽样村整治迫切度,并根据迫切度评价结果将抽样村分为迫切、较迫切、一般迫切和不迫切4个整治等级。从抽样村迫切度评价等级、抽样村浅层潜力占总潜力比重和总潜力占居民点面积比重等三方面入手分析,选取8种组合类型纳入农村居民点整治规划范畴并安排整治时序,确定近期整治抽样村18个,中期整治抽样村17个,远期整治抽样村19个。     

规划调控下的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研究

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是土地整治的重要内容,也是土地整治规划的核心环节。在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控下,将农村居民点划分为城镇化型及非城镇化型两大类;针对非城镇化型,构建农村居民点综合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其综合影响力,并结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关规定,将其划分为内部改造型、原地优化型及迁村并点型;根据不同整治类型,采用模式法构建相应的整治潜力测算模型。并以宜城市小河镇为例进行实证研究,预计到2020年小河镇通过整治可释放潜力117.83hm²。本研究将为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提供新的思路。     

资本禀赋、感知价值、政府补贴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行为的影响

农户清洁取暖采纳行为是实现农村散煤长效治理和能源结构可持续变迁的关键。为系统阐释农户清洁取暖采纳行为机理,本文基于汾渭平原农户调查数据,采用二元Probit和OLS计量方法实证分析了资本禀赋、感知价值与政府补贴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①作为一组结构性要素资源,资本禀赋反映了农户“能力大小”;作为一套感知评价系统,感知价值反映了农户“有心程度”;当农户“既有心又有力”时,采纳清洁取暖的行为趋向性更明显。②作为清洁取暖采纳的实际行动者,农户的主体性作用十分重要。如果没有资本禀赋等结构性要素资源的支撑,农户大概率不会实施清洁取暖;同时,如果没有农民自发自觉地实施收益要求与成本风险规避考量形成的感知价值判断,结构提供的资源也难以转化为清洁取暖的具体行动,即感知价值在资本禀赋与农户清洁取暖采纳行为间的中介作用存在。③作为一项激励机制,政府补贴可以通过强化农户清洁取暖利益感知、缓解农户清洁取暖成本与风险压力感知,进而正向调节感知价值与农户清洁取暖采纳行为间的影响关系。据此,本文提出了促使农户资本禀赋积累、提升农户清洁取暖感知价值以及落实政府补贴的政策建议。     

农民有效参与对农地整治项目绩效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项目管理行为的中介效应分析

农民有效参与是提升农地整治绩效的有效途径.厘清农民有效参与影响农地整治绩效的基本路径与效应,对农地整治绩效的提升及其相关政策规范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本文结合相关理论,构建了农民有效参与,项目管理行为,农地整治项目绩效三个变量间的影响路径;然后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模型对所构路径及其影响效应进行了实证验证和测算.研究结果表明:农民有效参与主要通过项目管理行为这一中介变量对农地整治项目绩效产生间接正向影响;且效应测算结果显示,在农地整治项目全过程与各阶段中,农民有效参与对农地整治项目绩效的间接效应要远大于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均占到了总效应的90%左右.因此,农民有效参与对农地整治项目绩效的提升路径主要在于项目管理行为的优化;相较于单一地通过农民有效参与度的提高来改善农地整治项目绩效,促进农民有效参与度的提高与项目管理行为的优化"双管"齐下,效果将更显著.     

风险预期、市民化感知及农户认知对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影响

资金和土地问题是“后搬迁”时期易地扶贫搬迁接续推进农户减贫面临的两个重要约束条件,而搬迁农户宅基地退出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本文基于改进的计划行为理论,构建风险预期、市民化感知及农户认知对农户宅基地退出影响路径的理论框架,利用陕西省8县（区）1250份搬迁农户数据,采用混合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检验,并分析了安置模式、农户年龄和政策认知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①风险预期和市民化感知对退出行为产生显著的直接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371和0.379,两者亦通过农户认知和退出意向的传导机制间接影响退出行为。②整体而言,宅基地退出行为受到农户认知的“自发性”、市民化感知的“政策协同性”和风险预期的“约束性”三重机制的影响。③分组结果显示：城镇化安置模式中,风险预期和市民化感知对退出行为的影响都更高;高龄组农户风险预期对行为态度和退出行为的约束性更强,而市民化感知的协同促进作用更低;政策认知会提高农户市民化感知对其退出行为的拉力,而降低风险预期的阻力。要实现宅基地顺利退出,在激活农户参与“自发性”的同时,通过升级农户市民化来提高搬迁对于宅基地退出的“协同性”拉动,同时通过就业扶持、优化搬迁前后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等降低风险预期对宅基地退出的“约束性”作用。应根据不同的安置模式、不同农户年龄采取更加差异化的政策,不断提高农户的政策认知水平,从而精准、高效地推动搬迁农户退出宅基地。     

不同农村宅基地资本化模式中农户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天津、广东、成都三地问卷调查所获数据,探讨不同农村宅基地资本化模式中农户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户主年龄、宅基地距城镇距离、人均住房面积对农户参与宅基地资本化改革的意愿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参保人数、家庭主要从业类型、非农收入比例、家庭拥有宅基地数、经济发展水平、村庄特色、对政府行为的评价、对改革的预期对农户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从模式差异来看,农户在政府主导模式下的参与意愿更多地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和“对政府行为的评价”的显著影响;在市场主导模式下的参与意愿更多地受到“家庭主要从业类型”和“家庭拥有宅基地数”的显著影响;在自主治理模式下的参与意愿更多地受到“村庄特色”和“对资本化改革的预期”的显著影响。因此,地方政府应根据本地区资源禀赋及经济发展水平,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选择适合的农村宅基地资本化模式,同时构建合理的收益分配规则和农民自主治理机制,从而提高农村宅基地资本化改革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