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的凝结——从《白鹿原》中黑娃的形象看作家的创作心态

陈忠实在《白鹿原》中所表现出的创作心态是矛盾的,黑娃的形象便是这种矛盾创作心态的集中反映。黑娃对传统的反叛寄寓了作家对封建传统文化的审视与批判;黑娃对儒家传统的皈依,又体现了作家对传统文化的景仰和膜拜。也许正是这种复杂的心态,才使得《白鹿原》具有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道家思想与苏轼书法创作

苏轼作为书法家位列“宋四家”之首,其思想深受儒、道、释三家的影响。本文试图从道家思想出发,阐述其对苏轼的书法创作心态及具体创作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其对创作心态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游”和“无意,”而在具体创作上则表现为苏轼独特的执笔方式和“无法”的创作方法。     

寻根作家创作心态的迷茫与文本的缺陷

寻根作家创作心态的迷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寻根作家对传统文化赞美与批判的迷茫心态,二是寻根作家对外国文学排拒与借鉴的迷茫心态。这种迷茫的创作心态导致了寻根文学的经典文本《棋王》出现瑕疵,《爸爸爸》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有一定的局限。     

屈原的“男女君臣之喻”与汉赋作家的女性人格

在中国文化史上,自从“一之谓道”的命题一出,中国人的两性人格标准便向来以“阳刚”与“阴柔”来划分,男子应有“阳刚之气”,女子则应具“阴柔之美”。按照这种社会标准化的两性人格来划分,那么,汉赋应当是最具有“阳刚之气”的文学,因为汉赋的创作主体都是男性。然而,恰恰相反,汉赋却是一种最具“阴柔之美”的文学,汉赋作家是一群最具女性人格的创作群体！他们的心灵非常强烈地表现出女性心态的色调来。 那么,为什么在一个以男性为本位文化的社会里,其创作主体人格何以如此一致的女性化呢?这种文学现象的始作甬者为谁呢?     

恋耶?审耶?--浅析《白鹿原》的文化创作心态

陈忠实在《白鹿原》的创作中体现出的文化心态是矛盾重重的。从对白嘉轩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中,我们可以看出作家对传统儒家道德的景仰和膜拜。但在塑造悲剧女性形象田小娥时,又显示出作家对封建文化“吃人”本质的质疑与批判。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复杂的心态,《白鹿原》作为传统伦理规范的一曲挽歌才显得意味深长。     

象征与反讽──京派作家的城市小说

以“乡下人”为审美主体的创作活动赋予了京派作家一个相同的共性：抒写乡土时的抒情和依恋与审视城市时的嘲讽和厌倦，这嘲讽不是用直露的方式来实现，而是遵循“和谐”、“适度”的审美原则。象征与反讽就契合了这种审美特点，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力，实现了京派作家对城市的文化审视，使人性的异化现象得以鲜明而集中的表现，象征与反讽构成了京派作家城市小说内容与形式相互和谐的整体。     

施蛰存小说对都市女性主体意识的开掘与张扬

海派作家施蛰存在现代都市小说创作中一直擅长抒写女性心理体验和妇女命运。他的小说文本明显蕴含和突出时代都市女性的主体意识和形象．关注和表现理想女性与现实女性、传统道德与都市文化的碰撞、消解和平衡。本文通过对他前后期代表小说文本和人物的解析,从作家创作态度、视点。手法比较分析其女性主体意识的独特内涵和表现。并从作家创作素养和背景局限分析这种意识成因与特质。     

论屈原的创作意识

本文所谓“创作意识”,不同于一般所泛指的“创作心理”。它指的是从艺术本体出发,参照其产生的理论背景,去揣摩、追寻以至再现创作主体在进行实际创作时艺术思维的理智程度,从而说明创作主体从事艺术创作的自觉性或不自觉性。可见,“创作意识”在这里仅指向主体创作意识的自觉与否,而不被其种种创作心理机制本身所缠系。所谓“自觉”,我以为这一概念本该有两种含义:第一,指人们在相当程度上认识并掌握某种特定事物的客观规律,且已形成比较严整的理论体系,然后有意识地以这一理论为指导去从事某一活动。在这种状态下进行创作的文学家,就是自觉的文学家,他的作品也就是自觉的文学。如果代表一个时代文学主流的大多数作家都在这种状态下从     

语言选择与文化自觉——广西少数民族作家汉语写作研究

广西少数民族作家一般情况下只能选择汉语进行创作,这是由特定的文化条件决定的.在这种非母语创作中,他们获得了新的身份和希望.由于共同的生产方式和历史境遇,他们书写的,常常是整个“中华民族”中的个人所拥有的命运.粗略地说,这种书写常常反映的是普遍的生活状况,而与特定的民族身份与文化身份无关.当然,也有些作家强调了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性.     

从《尘埃落定》看“知识场域”中女性地位的缺失

阿来《尘埃落定》的写作,是当代少数族裔作家文本创作所取得的辉煌成绩。如今学界对其文本的解读,可谓巨细靡遗,但是将其创作放置到作家所在的以族裔、性别文化为根本建立的场域中去思考却鲜有人涉及。选取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作为依据,提炼出作家创作过程中深受其影响的——“知识场域”这一内涵,进而从文本内外解析作为创作主体的阿来,以及文本的消费者和评论者,是如何共同利用这种“知识场域”,消解女性的话语权,造成女性地位缺失的。     

失落的创作主体——试析创作主体对十七年小说创作的影响

十七年文学创作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开端,但创作成果不甚理想。本文从创作主体即作家的因素分析入手,重点分析作家的文化水平、创作态度及创作心态对其创作的影响。从中可以看出,由于创作主体的失落,使十七年的文学创作缺少了文学性。     

从"家"的缺失看现代作家的创作心态

该文从“家”的缺失的主题现象来探讨现代作家的共同的创作心态,作者认为“家”的文本显示了创作主体共同的人文型心态和共同的审美理想。     

"寻根文学":定义的困境和出路

“寻根文学”作为新时期出现的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 ,对其界定往往是沿着“写的是什么”的思路来求索的 ,把触及了“文化之根”即传统文化的文学都聚合到“寻根文学”的旗帜下 ,实际上也就处在了一种无边的状态。而通过考察作家在表现“文化之根”时所持的态度和所作出的艺术化处理就会发现 ,“寻根文学”表现的是作家面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深度的困惑 ,这是新时期文学创作中一道独特的景观 ,是作家一段特殊心路历程的写照 ,可见 ,沿着“怎么样表现”的思路可以充分揭示“寻根文学”的特征。     

精神的消解——新写实小说作家创作心态的探讨

“新写实小说”作家们不是自觉结盟的创作群体，这个群体的出现反映了当时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中国作家的心态。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商业化进程高速推进，社会风尚转向了实用化与世俗化，新写实作家们对他们一向承担的启蒙、引导事业感到了迷惑，于是把眼光落在了在庸常生活中的普通人身上，他们在貌似零度情感的叙事中表述了他们的生存哲学。他们的新的“写实主义”是作家们对“小人物”式的自我身份的体认。对这种创作心态作深入研究可发现它与中国当代作家的两种特质有关：良知的并不坚定和理性的匮乏。     

作家审美心态特征刍议

:“存在决定意识”,创作主体的审美心态特征 ,就是大量的内在图式的储存、对客观刺激敏锐的反应能力以及丰富的审美情感。作家的这种心态特征既是历史积淀也是个人经验积淀的产物     

眩惑中的下意识叙事——浅论明代早期长篇小说作家的创作心态

本文力图揭示介入早期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创作的作家的心理机制。这些作家具有鲜明的“予史”人格，作为小说创作主体的人格反而缺失，导致了当时小说家的缺位。在书商、市场和读者的影响下作家的精神在特定时空中暂时的“下野”，以及因惊“奇”而出现的眩惑，都一定程度改变了自己的现实人格，逐渐与文体要求达成一致。在创作过程中，面对的特定题材，使作家的自觉意志再次改变，最终完成小说家人格的嬗变。早期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创作。是作家的一场眩惑中的七采梦。这些小说中最有意义的部分，往往也因作家的眩惑而生成。     

洞悉作家思想感情的潮汐(二)

一、有的作家讲的“表现自我”,是指文学创作的艺术个性和艺术特点。是说作家的创作是个体的精神劳动,是创作激情与生活燧石的撞击所点燃的灵感火花,是作家“这一个”（黑格尔）对社会生活的观察认识,是属于形象思维的范畴,它不能不具有作家个人思维、观念、艺术的独特之点,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品不能不带有作家“自我”的色彩和印记。     

诗有别材--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的"才性"论

中国古代文论认为，创作主体有无“才性”是能否从事创作的先决条件之一。“才性”来自于作家的先天禀赋，它是创作主体敏锐艺术感受力的一种表现，对创作主体的想象能力、审美感兴能力以及艺术表达能力有着直接的作用和影响。中国批评家突出“才性”的功用。同时又强调作家的“才”必须与“胆”、“识”、“力”以及后天的“学”等因素相结合。这种阐发深刻洞察到艺术创造的本质。     

从《狂奔》中父子伦理叙事看苏童的叙事伦理

作家在叙写“父子伦理”这种富含传统文化价值隐喻意义的关系时,都在某种程度上彰显着创作主体“时代性”和“文化性”的价值理念和艺术观念。在现代文学三十年中,父子伦理关系多被简单地叙写成现行历史观主导下的文化象征符号对立模式。而到了苏童处,文本中“寻父”、“审父”和“弑父”的情节显示着创作主体对于父子伦理关系更为人本化和复杂化的叙事探索。     

茅盾小说创作心态初探

<正> 文学是色彩缤纷的精神创造领地。在这领地中,作家的个性气质、创作心态都为作品打上自己的印记。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巨匠,茅盾的小说创作是独具特色的,而这种特色又同他独特的创作心态紧密相关。茅盾极强调文学的“真”的品格,将“真”置于压倒一切的首要地位。他认为:创作“总先得有了客观的手段”,要客观地观察研究社会生活,客观地描写社会生活。在小说创作中,他总是努力将个人的主观态度隐蔽于客观真实的描绘背后,不让主观因素干扰作品的客观真实性,从而显示出客观化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