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扫描

总结海外汉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影响的经验教训，这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前沿问题。2004年的主要进展表现在：历史意识愈加清醒；台港文学被自觉地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范畴；通俗文学研究在争鸣中向前推进；寻绎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化、外国文学的联系，翻译文学的价值愈益看重；经典重读多有收获；现代文学的史料学、文献学问题得到认真关注；文化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学风问题引起高度重视。     

试述1950-1970年代海外汉学著作在中国的译介及启示

1950-1970年代中国大陆翻译的海外汉学著作不下百本,然而学界对此尚无专文介绍。1950年代,为响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国内重版了一批海外考证性汉学著作;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译介出版了为数不少的有关中外关系、帝国主义在华活动等方面的海外汉学著作;十年＂文革＂中后期,则译介出版了一批研究中俄关系、俄国人在中国东北活动的汉学著作。1950年代至1970年代海外汉学著作译介具有不同时期各以不同国家的汉学家著作为主体、选译的标准为作品具有代表性或史料价值、选译的目的主要在于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帝国主义等特点。     

中国留学生对西方汉学的贡献——以20世纪上半期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上半期,在西方汉学亟须发展的态势下,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勉力承担汉语与中国文化教学任务,为各国汉学家充当助手,提供中译外的中国典籍翻译帮助,助力各国汉学的中文文献资料建设,撰写中国题材的学术学位论文,为西方汉学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所做工作,已成为西方汉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成为近代中西文化关系史上的盛事美谈。     

人文素养和文化忧患意识——兼评刘正先生的《图说汉学史》

因中外文化交流而诞生的国外汉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对于中国学术而言,既有知识贡献,亦有学理注入。顺应新时期文化交流的需要,中国学者早已开始致力于以海外汉学为研究对象的汉学研究,而作为海外汉学史的最新研究成果,《图说汉学史》则以其独特的视角阐释了海外汉学给予我们的学理启示:为学者一定要有深厚的人文素养和文化忧患意识。     

几本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新书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央电大现代文学主讲教师黄修己为配合电大语文类开设的中国现代文学课程而写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一书,以及与之相配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由黄老师和中央电大责任教师方谦、李平编选),在海外引起了较大反响。这是电大成立以来,第一次受到海外重视的教材。为了搞好电大的教材建设,编者特将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二日香港《大公报》所载上尹的《几本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新书》一文给以转载,供读者研究参考。     

中国译论构建的汉学主义视角

汉学主义是知识生产中出现的问题。它普遍存在于知识生产的各个领域。中国译论的构建作为一种知识生产行为自然也难逃其影响。对西方译论的盲目崇拜和对古代译论的追捧是汉学主义在中国译论构建中的主要体现。这两种行为一时间给中国译论的构建带来了虚假的繁荣,但是从长远而言,这种繁荣无法持续,并将彻底消解中国译论。因此,在中国译论构建中解构汉学主义势在必行。基于翻译实践基础上的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是中国译论构建的有效途径。     

新时期30年文学的经典化

新时期30年文学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在文学经典化问题上却难以界定。通过梳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确立的过程和在新时期面临的颠覆和重置可以看出,文学经典化既是历史化也是当代化的过程。推进新时期文学经典化,对文学作品反映时代现状、作家创作和读者鉴赏有着积极意义。新时期30年文学经典的构建,需要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和读者的积极参与。     

网络时代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阅读缺失原因探析

伴随着网络技术的日渐成熟和普及,电子传媒已然深入到日常生活的诸多领域,不断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文学现状。这种改变带来的影响是深刻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则具体表现为文学经典生成方式、认知模式的改变,并最终导致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阅读的缺失。本文主要介绍了文学经典生成方式的改变,文学经典认知模式的异化,并对网络时代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阅读缺失的原因作一番探究,力图解析出形成这样现状的深层机理。     

近三十年来海外“中国研究”的范式变迁

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的崛起,综合国力的提升,对海外汉学的推崇和狂热不断升温达到了空前的程度。然而,由于语言、地域、文化等因素约制,国内学界长期存在"会讲中国故事的不懂外语,懂外语的难以讲好中国故事"之瓶颈。日本汉学(中国学)近30年来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的综合研究阙如。鉴于此,日本汉学(中国学)具有深入探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之为镜,反观中国"把握"他者视角下"的中国认知之变迁,能够促使我们客观地全面地审视"文化中国"、"现实中国",可为当今时代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提供借鉴和思考。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传承

我国现代文学经典具有原创性、实践性与历史革命性的特点,是一个时代的文学历史写照。在当今社会,现代文学经典传承存在传承方式难以跟上时代潮流,在文化市场中竞争力较低,商业化冲击带来文学性传承危机等问题。为实现现代文学经典的顺利传承,必须丰富传承内容、更新传承方式、创新阅读方式,将现代文学经典融入人们生活中,理智应对文化商业化现象,从而使我国文化事业取得新突破。     

来华耶稣会士明兴礼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论文基于对原始资料的收集,以明兴礼为个案,较为深入地探讨了来华传教士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作为来华传教士研究中国文学的杰出代表,明兴礼不但对中国现代文学有整体性的研究,也对现代作家特别是巴金有专门的研究。前者主要体现为专著《中国当代文学的顶峰》,后者主要体现为专著《巴金的生活和著作》。这些研究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专业水准,在一定程度上也丰富了汉学研究的成果。     

从文学地理学看中国学的构建

海外"中国学"的名称是从"汉学"转换而来,其研究主体基本上为外国人,其视角是国外的,其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是欧美式的,其目的是为所在国服务的。因而,构建适应现代中国需求的、符合各学科自身规律的中国本土化的学术话语体系已是学界共识。产生于中国本土的文学地理学,以中国本土的材料、数据、成果、观点、体系为主体,吸收西方研究成果,融通古今中西,对构建本土化的中国学做了全方位的有益探索。     

苏慧廉与中国宗教文化的西传

传教士出身的汉学家自明末利玛窦以来不计其数,然而像苏慧廉这样在中西宗教文化交往中影响深远的汉学家并不多。苏慧廉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及对中国宗教的研究,尤其是在中国宗教经典研究及翻译领域。苏氏早期的汉学研究是直接服务于在中国的福音传布,致力于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的会通;后期的汉学研究则透过著书翻译和讲座,促进中西宗教文化交流,尤其是在佛教的西传方面做出很大贡献。     

樊骏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迄今为止主要有三个层面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个性层面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国家社会事业层面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科学(学术)层面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1949年之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还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那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作品还主要停留在个性研究的层面上,彼此之间没有统一的联系,构不成一个统一的整体;1949年之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了一个独立的学科,但这个学科却不是通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自身联系在一起的,而是由国家领导机关通过政治的权力联系在一起的,它构成的是国家社会事业层面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成立,这是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自身的组织,是通过科学(学术)研究联系在一起的,科学(学术)层面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才开始发展起来。而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的是樊骏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樊骏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创新性表现在:无"我"、无"理",而有"道"(整体性),体现了科学研究(学术)层面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总体特征。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研究的接受之维——读陈思广《审美之维:中国现代经典长篇小说接受史论》

中国现代经典长篇小说的研究一直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重头戏,积累深厚,成果丰硕.新世纪以来,文学艺术持续繁荣发展,文艺创作和文艺研究相辅相成,形成了良性互动,国人对文学的心理特性有了更细腻的感悟和更深入的领会.随着中外文化交流日趋广泛深入,文学研究也不断获得新思路、新方法、新眼光、新视野,这一切对现代文学研究也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现代文学经典名作从全新的视角,运用全新的方法进行新的开掘,是现代文学研究在新世纪焕发新的活力和生机的不二法门.陈思广教授的新著《审美之维:中国现代经典长篇小说接受史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版)正是基于现代文学研究的这种新情势应运而生的,它对现代经典长篇小说名作从传播与接受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细致地考察剖析,令人耳目一新.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看法

中Ｂ现代文学已经取得不少成就．但它并不是在综合的研究过程中获得的：要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现代文学,必须加强宏观性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８０年代开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方法上出现了突破。     

基于海外期刊文献和出版单行本的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研究

70年来,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文献种类繁多、研究成果丰硕,但现有研究多从中国本土译介当代文学角度探讨,对海外译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关注不足。本文拟对海外译介中国当代文学文献(期刊刊载文献和发表单行本)进行梳理,对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传播渠道与效果研究)进行反思,探讨汉学期刊、汉学家对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重要意义以及优先宣传如通俗文学等海外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的思想转变。助力当前文学外译政策调整,为中国当代文学更好地走向海外贡献绵薄之力。     

中国现代文学：21世纪竟若何？

到了２１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近代文学的贯通研究将在更大程度上为人们所重视．将其作为＂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而加以研究的趋势亦会更加强化。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国现代文学在台、港、澳以及海外华文文学界、世界文学界的影响将进一步扩大．其研究也将更加深入。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重构"的几个问题

近年来,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重构"出现了若干热点话题,如现代文学史在时间上向当代文学与近代、古代文学的贯通,现代文学是否应该纳入通俗文学、古诗词创作、以及海外华文文学进行横向开拓等问题。对这些重要问题进行脉络上的梳理与学理上的探讨之后,可以发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构",在纵向时间贯穿方面的关键不是无限延长其时间长度,而是凝聚目光,回到现代文学自身上来;在横向空间拓展方面的关键,也不是层层增加研究内容的宽度,而是在多重视野的参照下强化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度;在文学史向学术史提升方面的关键,是不断提升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含量,更加历史地看待现代文学,并由此获取现代文学的现实价值。     

晚清报刊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中国现代文学无论从形式、内容、语言等方面均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但是报刊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具有现代文学观念是现代文学区别于传统文学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现代文学的观念是在历次的文学运动及文学论争的过程中萌发的,报刊是现代文学观念传播的媒介。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大众媒介的登场,文学创作与接受逐渐演变为文学的生产与消费的过程,报刊促进了现代投稿制度及稿酬制度的确立,催生了晚清以降“国民文学”“平民文学”观念的产生与发展,作者群体与读者群体更趋平民化,实现了现代文学的大众化。报刊为白话文的推行提供了有力的阵地,而报刊与白话文的结合,又促使政论文、报告文学等新文体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