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周作人“人的文学”思想

和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先驱者相比,周作人参加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是比较晚的。胡适所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把周作人的一些文章列在“发难后期的文学理论”部分,正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但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主张“思想革命”,召唤“平民文学”,虽然没有先驱者那种举旗冲锋的头功,而他对先驱     

周作人“文抄公体”散文及其他

(一)且看周作人怎样看《游山日记》 周作人散文中有一类“笔记体散文”,钱玄同曾戏称为“文抄公体”。此类散文最易引起争论,因为全篇以引述他人原文为主,其中仅用少量作者自己的话相连缀,不识者常批评其“专抄古书,不发表意见”,言外之意即失去了作者“自己”,这就犯了散文之大忌,也与周作人自己的一贯追求相违。据说周作人的老友林语堂晚年所写的一篇文章里就提出过这样的批评,周作人知道后颇有隔膜之感,在给友人的信中曾略作辩解。强调自己是在作文体实验。举出的例子中就有收入《风雨谈》中的《游山日记》。或许我们正可以从这篇文章     

中国的“文艺复兴”——五四新文化运动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他办《青年》杂志(第二卷改称为《新青年》),是为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1916年底,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他实行“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办学方针,聘请许多新学之士到北大任教。1917年初,陈独秀受聘为文科学长。这时刘半农、钱玄同、沈尹默也在北大文科     

“廛”、“亿”、“囷”考辨

《诗经·魏风·伐檀》中有“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囷兮?”今部编中学课本对“三百廛”的注释是:“许多捆。三百,表示数量多,不一定是实数。廛,同‘缠’,束(量词)。下文‘三百亿’的‘亿’同‘繶’,‘三百囷’的‘囷’同‘捆’,都是‘束’的意思。”同样,现今其他一些中学教学参考材料也均依此说,如杭州大学编的《高中古诗文助读》等。我们认为,中学课本将“三百”看作是“表示数量多,不一定是实数”,这一意见还是     

“她”字不宜滥用

我国新文化运动初期的著名作家、语文学家刘半农,1918年在《新青年》杂志上最先把“她”字作为女性第三人称的代词。鲁迅说:“‘她’和‘它’字是刘半农创造的”,“这是刘半半农打的一个大仗”。 周作人认为,“她”和“他”并用极好,但又怕印刷厂无“她”字之模,所以他主张用“杜撰的法子,在‘他’字下注一个‘女’来代替”。凡遇女性第三人称时,他一概写成“他女”。     

鲁迅笔下的“闰土”原型及其子孙

《少年闰土》节选自鲁迅小说《故乡》,凡读过这篇课文（人教版六年级上册）的人,一定对那位在西瓜地里拿着钢叉刺猹的少年英雄留有深刻印象吧。“‘闰土’虽是一个典型人物,但所取材,不少来自一个真实的‘闰土’。”（周作人《鲁迅与“闰土”》）这个真实的“闰土”就是鲁迅少年时代的好友章闰水。     

陈独秀致《新青年》同人函

新发现的陈独秀1921年1月9日致《新青年》同人函,1通2页,钢笔所书,收信人为胡适（适之）、高一涵、张祖训（慰慈）、李大钊（守常）、陶孟和、鲁迅（豫才）、周作人（启明）、王星拱（撷五）和钱玄同九人,是研究“五四”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新文化杂志《新青年》的珍贵历史文献。     

《硕鼠》释词(两篇) “廛、亿、囷”我见

高中语文第一册《伐檀》中的“胡取禾三百廛兮”,课本注云:“三百廛(chán):许多捆。……廛同‘缠’束(量词)。下文‘三百亿,的‘亿’同‘繶’,‘三百囷’(gūn)的‘囷’同‘稛’,都是‘束’的意思。”课文的注释显然是秉承清代学者俞樾的说法。俞樾在《群经平议》中说:“如《传》义,则三百廛为三百夫之田,其数太多。且一章言廛,二章言亿,三章言囷,义亦不论。疑《传》非义也。《广雅·释诂》:稛、繶、缠,并训束。然则三百廛兮,三百缠也。三百亿兮,三百繶也。三百囷兮,三百稛也。其实皆三百束也。《说文·又部》‘秉,禾束也。’然则三百束者,三百秉也。……”对俞先生的这种讲法,笔者不敢苛同。     

鲁迅杂文的针对性

薛绥之在《聊城师院学报》去年第四期发表文章,指出在研究鲁迅杂文的问题上,存在着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情况。比如《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鲁迅对林语堂是点名批评,对周作人则只是提其事而未提其人。在女师大事件整个斗争中,周作人参加了校务维持会,和鲁站在一起,只是斗争取得初步胜利时,才主张对已下台的章士钊施行‘费厄泼赖’,林语堂则在女师大斗争最艰苦的几个月里南下度假,斗争完全胜利后,又提倡费厄泼赖精神,主张     

“誓违”与“諐违”

《孔雀东南飞》中有“十七遣汝嫁,谓言无誓违。汝今何罪过,不迎而自归”之句。高中语文课本注释为:“誓,似应作‘諐’。諐,古‘愆’字。諐违,过失”。究查课本注释的依据,不外如下:纪荣舒《玉台新咏考异》:“誓违二字,不可通,疑諐违之讹。諐尤‘愆’字”。闻一多《诗选与校笺》:“纪说是也,今握正。”余冠英《乐府诗选》、“誓或疑是‘諐,字之误,是古‘愆,字,过失也。‘违’也是过失。”林庚、冯沅君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上编(一):“‘誓’可能是‘諐’的误字。‘諐,音同qian,同‘愆’。‘愆违’,过失。”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也认为     

评“语丝派”(续)——兼谈周作人

二《语丝》创刊前,孙伏园邀集了十六个人作为长期撰稿人。这十六个人是: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江绍原、章川岛、壬品青、李小峰、顾颉刚、曙天女士(吴曙天)、淦女士(冯沅君)、斐君女士(孙斐君)、章衣萍、林兰女士(蔡漱六)、春台(孙福熙),加上孙伏园自己。其中有的是撰稿人的女友,列名其间,以壮     

“吃酒”、“箸子”辩

在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79年版的《<金瓶梅>探原》中,《金瓶梅》研究者魏子云先生认为,《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可能是一位籍隶江南吴越某地而长于北地的官家之子。其理由是《金瓶梅》中反映的是吴越的生活习俗,用的是江南乡言。“如从头到尾所写的有关茶与洒的饮用,只有一两处谓之‘呵’(喝),其他全叫‘吃茶’,‘吃酒’。茶酒谓之‘吃’,不谓之‘喝’,认真说来,这也是南人的口语。……这一点可以不管它。但‘筷子’是北方话,‘箸’是南方语,自南人北人口语有异之处。可是,《金瓶梅词话》只有一处写的是‘筷子’,还只写在     

“乱”与“乱曰”

正据《中国音乐词典》的定义:"‘乱’是中国古代音乐中的一种曲式术语。在琴曲中称为‘乱声’‘契声’。春秋战国以来的歌曲、乐舞,以及汉、魏相合大曲中,均有‘乱’的歌词实例。"~([1](P24))这就说明"乱"不仅与音乐有关,而且有相对应的歌词存在,即"乱曰"。尽管中国早期文化具有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特征,但为了更好地理解"乱"之内涵,下面将其分开进行详细分述。《乐记》:"《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武》乃《诗经·周颂·大武乐章》中的一篇,至于处在     

“讲评第一”的由来

一管建刚作文教学系列,现在出了四本,分别是《我的作文教学故事》《我的作文教学革命》《我的作文教学主张》和《我的作文训练系统》,我自己最看重的是《我的作文教学主张》,书中我提出了‘生活’重于‘生成’‘发现’重于‘观察’‘多改’重于‘多写’‘讲评’重于     

释“见”、“伤”

一、释“见”。《敕勒歌》结句“风吹草低见牛羊”,可谓全诗的神来之笔和诗眼所在。正确解释这句诗是很重要的。句中的“见”字,语文课本沿用目前流行的注释法,释为:“见,同‘现’,呈现,露出来。”我以为“见”可径直译作“看见”,不必说成“同‘现’”。这可以从几方面进行考察:     

周作人“灵肉一致”思想与英国诗人布莱克之间的关联

周作人的人学思想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在《人的文学》一文中,周作人仅引述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作为“灵肉一致观”的代表。通过研究,有以下发现和结论：首先,周作人虽最先接触到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的“灵肉一致”的文学史观,但在《人的文学》中周却将厨川I所推崇的“灵肉一致”的代表——“惠特曼”改换为“布莱克”,此改动折射出灵肉问题上布莱克之于周作人的重要性;其次,周的“灵肉一致”思想更直接地受到布莱克《天堂与地狱的结婚》中《恶魔之声》的启发;再次,周对布莱克“灵肉一致”思想的接受,是建立在对其“神人合一”的神秘主义思想的理解之上;最后,周也对布的灵肉思想进行了选择性的接受,即消除布氏思想中的神秘气,反增灵肉思想中的启蒙性。     

“声”、“音”褒贬小议

读刘兰同志的《孔子的音乐评论》一文(载八二年第三期《昆明师院学报》),受益领深。但也产生了一点疑问,这里提出来与作者商讨。《孔子的音乐评论》中说:“所谓‘郑声’,是贬义词,古代虽有称其为‘郑卫之音’者,但绝无人称其为‘郑乐’者。”又说:“自古以来都称‘雅乐’,谁听见过称为‘雅声’的呢     

《周易》与《诗经》“物象”及“兴”的比较

一、《周易》的物象在这里谈《周易》的物象指的是卦爻辞的物象。孔颖达《周易正义》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凡易者象也,以物象而明人事,若《诗》之比喻也。或取天地阴阳之象以明义者,若《乾》之‘乾龙’,‘见龙’;《坤》之‘履霜坚冰’,‘龙战’之属是也。或取万物杂象以明意者,若《屯》之六三‘既鹿无虞’,六四‘乘马斑如’之属是也。如此之类,《易》中多矣。或直已人事,不取物象以明意者,若《乾》之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坤》之六三"含章可贞"之例是也。圣人之意,可以取象者取象也,可以取人事者则取人事也。     

“何意”新解

现行高中语文第三册《孔雀东南飞》:‘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课本注:‘何意,岂料。’另处:‘新妇谓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课本未注。想是注者认为‘何意’意思同前。余冠英先生《乐府诗选》注:‘意,料也。’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和林庚、冯沅君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诗歌选》对此诗‘何意’或同余注,或未注。细玩诗意,愚以为‘何意’当注为‘为什么’才更妥贴。     

从“青年必读书”谈起

《鲁迅研究月刊》近来正重新登载1925年《京报副刊》之“青年必读书”。这件事情迄今仍被提及,多半因为鲁迅有名的回答:“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多年后,周作人说:“‘必读书’的鲁迅答案,实乃他的‘高调’——不必读书之一,说得不好听一点,他好立异鸣高,故意的与别人拗一调。他另外有给朋友的儿子开的书目,却是十分简要的。”(1966年2月19日致鲍耀明)鲁迅的举动,在我看来更接近于目下所谓“消解”,针对的是“青年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