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学即理学"到"六经皆史"说

明末清初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命题 ,开一代考据学之风。乾嘉年间 ,考据学发展至鼎盛 ,并日益脱离社会现实 ,流弊日显。针对这一学术风气 ,著名思想家和史学家章学诚提出了“六经皆史”说 ,强调学说不应脱离人事 ,反对为考据而考据 ,企图以此挽回一代惠戴之风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探微

明末清初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命题 ,开一代考据学之风。乾嘉年间 ,考据学发展到鼎盛 ,并日益脱离社会现实 ,流弊日显。针对这一学术风气 ,著名思想家和史学家章学诚提出了“六经皆史”说 ,强调学说不应脱离人事 ,反对为考据而考据 ,企图以此挽回一代惠戴之风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探微

明末清初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命题，开一代考掘学之风。乾嘉年间，考据学发展到鼎盛，并日益脱离社会现实，流弊日显，针对这一学术风气，著名思想家和史学家章学诚提出了“六经皆史”说，强调学说不应脱离人事，反对为考据而考据，试图以此挽回一代惠戴之风。     

从“经学即理学”到“六经皆史”说

明末清初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命题，开一代考据学之风。乾嘉年间，考据学发展至鼎盛，并日益脱离社会现实，流弊日显。针对这一学术风气，著名思想家和史学家章学诚提出了“六经皆史”说，强调学说不应脱离人事，反对为考据而考据，企图以此挽回一代惠戴之风。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探微

明末清初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命题，开一代考据学之风。乾嘉年间，考据学发展到鼎盛，并日益脱离社会现实，流井日显。针对这一学术风气，名思想家和史学家章学诚提出了“六经皆史”说，强调学说不应脱离人事，反对为考据而考据，企图以此挽回一代惠戴之风。     

顾炎武“理学，经学也”新释

顾炎武“理学,经学也”这一著名命题,是试图对“理学”概念作一种历史释解,并表明了他所提倡的社会改造理论的一种致思趋向。现代著名学者侯外庐先生批评了全祖望的说法,以为全氏之说缩小了顾炎武“经学”所涵盖的内容,而认为顾炎武此论主要是区别古今思想的异同离合和批判理学－禅学式脱离现实的空谈。宋人所论“理学”,即顾炎武所述的“今之所谓‘理学’,已非孔子儒学;其专论“心”、“性”,空谈义理,故顾炎武斥之为“禅学”。     

“谁为哀者”辩

《五人墓碑记》中有一个句子:“谁为哀者?”课文没有注解,而《教参》中释为:“谁是哀痛的人?”我以为这种解释是不确切的。我们先看两个相仿的句子:     

以德修身而求治世——试论顾炎武《易》学中的道德修养

顾炎武(1613—1682)一生"身涉万里,名满天下"。其学行可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来概括。顾氏倡导博学,反对空谈,强调务实经学以取代空谈心性的理学。所谓"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与施愚山书》秉持着经世致用理念,开风气之先,被梁启超誉为"清学开山之祖"。《清代经学之建设》虽顾氏重视实事求是之学,然在《易》学方面,却是承袭"程朱义理学",借《易》论事,或借事论《易》,惟不承继邵雍的图书象数之学。其治《易》亦反对空谈,力主实用,希能"体之于身,施之于政"。然问题是,顾氏反对宋明儒的空谈性理与天道,但宋明《易》学多论性理与天道内涵,因此,在顾氏承继"程朱《易》学"时,其如何将《易》理切于实用,抛却性理与天道之论?在此,顾炎武《易》学中所强调的道德修养又是如何?诸如此类问题,则是本论文所欲探讨的。     

郭氏之墟

昔者,齐桓公出游于野,见亡国故城郭氏之墟。问于野人曰:“是为何墟?”野人曰:“是为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曷为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恶恶。”桓公曰:“善善而恶恶,人之善行也,其所以为墟音,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恶恶而不能去,是以为墟也。”——《新序》     

援琴而撞

晋平公与群臣饮,饮酣,乃喟然叹曰:“莫乐于为人君,唯其言而莫之违。”师旷侍坐于前,援琴撞之。公披衽(rn)而避,琴坏于壁。公 è曰:“太师谁撞?”师旷曰:“今者有小人言于侧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师旷曰:“哑!是非君子者之言也。”左右请除之,公曰:“释之,以为寡人戒。” ——《韩非子》译文: 晋平公和群臣饮酒,喝的很畅快,于是感叹说:“没有什么比当国君更快乐了,只有他的话没有人敢违背它。”师旷在前面陪坐,拿起琴就去撞平公,平公撕裂了衣襟才避开,琴在墙壁上撞坏了。平公说:“太师你撞谁?”师旷说:“现在有小人在旁边说话,所…     

钱宾四先生与《清儒学案》

钱宾四(穆)先生早年著《清儒学案》,因稿沉长江而失传,所幸有《清儒学案序目》将其大要先期刊出,因此,原稿虽失,精义尚存。研读《清儒学案序目》可知,钱先生以为,以学案体记清儒学术,有唐镜海(鉴)、徐菊人(世昌)二家在先,但一嫌陋狭,一嫌泛滥,均无法与《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相提并论。清代学术有两个特点最宜注意。第一,“理学本包孕经学为再生”,清代并非“理学之衰世”。第二,清代理学“无主峰可指,难寻其脉络筋节”。故仍主张用学案体。他的《清儒学案》即围绕64位案主,分四阶段述一代理学之演进。第一阶段晚明诸遗老之精深笃实,远迈宋明;第二阶段顺康雍时理学成为压束社会之利器;第三阶段乾嘉诸儒沉浸经籍,“理学本包孕经学为再生”,与晚明诸遗老异曲同工;第四阶段为晚清70年,道成同光四朝,理学俨若复兴,然而,倏尔之间便成陈迹,其成就尚不及顺康雍时期,问题之症结乃在不能因应世变,转而益进。     

文史见道——章学诚“六经皆史”论

章学诚与其说是一位史学家、文论家,不如说是一位思想家。乾嘉学者为考据而考据,章学诚却在思考学术的意义何在。他提出＂六经皆史也＂与传统经学之＂经学即理学＂相抗衡。他认为＂六经皆器＂,只不过是＂先王之政典＂,因此经学训诂不足以明道,而通过文史却可以见道。由＂文史见道＂,章学诚将文、史、哲都结合到了一起,指向了最基本的社会生活,使文与史都有了哲学意义,也使哲学不流于空泛。因此,他站在＂道＂的高度论文议史,直指文心史意,见前人及时人所未见之处。     

苏轼论“苏门四学士”——东坡诗话辑评之一

轼始见足下诗文于孙莘老之坐土.耸然异之,以为非今世之人也.莘老言:“此人,人知之者尚少.子可为称扬其名.”轼笑曰:“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将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称扬为?”然现其文以求其为     

张载

张载(1020—1077),字子厚,北宋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人,是有名的教育家。他讲学关中,其学派称为“关学”。“关学”是理学四大派之一。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他提出了一整套教和学的主张。张载认为,教师要了解学生,并根据教材的难易而因材施教,所以他说:“教人者必知至学之难易,知人之美恶;当知谁可先传此,谁将后传此。”除了正面的施教,他还认为,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他在《正蒙·中正篇》中写道:“‘有如时雨化之者’,当其可,乘其间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为而后教之     

略论李堞经学转向之动因

李举在继承和发展廒元学术的过程中,借鉴经学考据方法,具有极为明确的学术目的。其真正动因是为了辨理学之非,证颜学之是,是为了更好的传播颜元学说,构建颜孛学之。义理”。使颜李学成为系统的理论,为王者立法提供依据,从而迭剃与程朱理学抗衡。甚至取代程朱理学的目的。     

重现明代《诗经》学的辉煌：刘毓庆《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评介

明末清初朴学宗师顾炎武以传统经学价值取向为标准品评、抨击明代学术之空疏浅陋,认为古学弃于明,经学亡于明,剽窃之风盛于明,改窜古书之习猖獗于明,制义所利在“空疏之人”,最没有学问的也就数明代人了(参见《日知录》)。此后,在《诗经》学史研究中,学者对明代《诗经》学多为贬抑之词,以为“明人之学,在义理一方面言,不如宋人之精;在考证一方面言,不及汉唐之密”(胡朴安《诗经学》)。多以为“明代《诗经》学”学者不过数位,著作不过数部,而且或真伪不辨,或“无甚精义”,或“多凭臆说”,没有什么研究价值。山西大学教授刘毓庆先生在北京大学师从褚斌杰先生     

商龙不曾司雨考

行龙司雨,自秦汉以降,多见诸文人墨迹与画卷之中。世人以为,龙自夏商产生以后,便独具司雨之功能。今吾人所见之文献,无过于殷商甲骨者。本文利用大量卜辞之“龙”、“雨”辞条,排比考鉴,发现此二字基本不在同一龟版中出现,故作出“商龙不曾司雨”之结论。有商一代,主雨者乃全能之“帝”。商人祈雨,卜问的对象是帝。帝可令“雨”,亦可令“不雨”。亦有焚巫尪以祈雨者?疚目疾炝私醪反?仅发现五条“龙”、“雨”并现者。然其中四条读作“宠”,一条系地名“龙田”,均与司雨无涉。     

文言文阅读测试

阅读下文及其注释 ,按要求逐一答题。晏子之晋 ,至中牟① ,睹敝冠反裘负刍② ,息于途侧者 ,以为君子也。使人问焉 ,曰 :“子何为者也 ?”对曰 :“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 :“何为至此 ?”曰 :“吾为人臣③ ,仆于中牟 ,见使将归。”晏子曰 :“何为为仆 ?”对曰 :“不免冰饿之切吾身 ,是以为仆也。”晏子曰 :“为仆几何 ?”对曰 :“三年矣。”晏子曰 :“可得赎乎 ?”对曰 :“可。”遂解左骖以赎之 ,因载而与之俱归。至舍 ,不辞而入 ,越石父怒而请绝 ,晏子使人应之曰 :“吾未尝得交夫子也 ,子为仆三年 ,吾乃今日睹而赎之 ,吾于子尚未可乎 ?子何…     

赵宣子荐贤

赵宣子言韩献子于灵公;以为司马。河曲之役,赵孟使人以其乘车干行, 献子执而戮之。众咸曰:“韩厥必不没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车,其谁安之?”宣子召而礼之,曰:“吾闻事君者,比而不党。夫周以举义,比也;举以其私,党也。夫军事无犯,犯而不隐,义也。吾言女于     

从清代前期学术流变看桐城派与“汉学”关系——“桐城派与汉宋学之争”札记之二

“汉宋学之争”是清代学术史上的焦点之一。最初，以姚鼐与戴震之间的争论最为引人注目，“汉宋学之争”也因此而成为桐城派研究中常常涉及的问题。但学术界多从“扬汉抑宋”角度评论这场争论，或用戴震拒绝姚鼐师从的请求来解释这场争论的发生。“汉宋学之争”是关于儒学本质与功能之争，它是清代学术流变的产物，即“汉学”家放弃了顾炎武所倡导的“通经致用”的“实学”思想，而将经学蜕变为考据训诂之学，并以考据训诂作为汉、宋学的分界线，从而引发了“汉宋学之争”；其导火线则是戴震在谈到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关系时，以“考核”自诩而视文章为“等而末者”，贬抑了义理、文章，从而引起与姚鼐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