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古蜀与近东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

古蜀三星堆文明发现了大量异域气息浓烈的青铜器、金器、神树、琉璃珠等。与之类似的异域因子在古蜀的周边和中原地区并未发现,而在古代近东地区却有大量的相同和相似的发现。根据这些器物所根植的主要内涵进行分类,将金杖、金面罩归为政治因素,将琉璃珠、丝绸贸易归为经济因素,将青铜雕像群、青铜神树归为文化因素,通过深入研究和剖析古蜀与近东在这三个方面考古物证之间存在的相同和相似点,以及各自的特色、形式和传播路径等,从而求证出古蜀与近东地区切实存在着的交流关系。     

怎样讲好《三星堆遗址——古蜀文明之谜》

“一醒惊天下”的丰富内涵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称得上是“一醒惊天下”的考古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受到极大重视。在我国出版界，展现三星堆文化的书籍众多。如：《三星堆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众神之国三星堆》（中国言实出版社2002年版）、《三星堆奥妙》（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三星堆文化探秘》（昆仑出版社2001年版）、《点击三星堆》（广东旅游出版社2001年版）、《古蜀的辉煌》（巴蜀书社2002年版）、《三星堆与巴蜀文化论文集》（巴蜀书社1993年版）等等。     

探寻古蜀文明 再现青铜作坊——四川省成都高新区石羊小学

“蜀”．自古以来就以其瑰丽神秘的特色而引人入胜。在古代文人墨客的笔下，无论是扬雄的《蜀王本纪》或是李白的《蜀道难》．都给人扑朔迷离之感。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古蜀文明的突然湮没，使得缺少文字记载的古蜀历史和五彩缤纷的古蜀传说交织在一起，给了后人各种猜测和遐想的空间。     

三星堆文化与文明

考古发现证明,三星堆遗址有大量的青铜器、有城墙环绕的城市、有大型的祭祀场所,是一个已具有一定规模、功能比较完备的奴隶制国家,但没有出现成熟的文字。按学术界对于古代文明的界定,三星堆文化已步入了文明的门槛,但处于人类文明的童年时期。古蜀人生活在由他们自身通过实践活动创造的"人"的环境中,在"自然的人化"过程中,开始了其非自觉的、非独立的审美活动。     

古蜀史料辨伪

古蜀史是指公元前316年秦国灭蜀以前西蜀地域的历史。在古蜀史料中关于＂蜀之为国,肇自人皇＂、＂蜀王,黄帝后世也＂、＂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鱼凫、开明＂的记载皆出于战国后期及秦汉时期。从有关这些史料的典籍的时代及所述史事的考辨,可以证实近世所建立的古蜀世系观念是由传说而＂层累＂地造成的,它仍属传说的性质,并非信史。近年学术界在研究巴蜀文化时存在一种以＂信古＂的倾向出发而将传说与史实混淆,未能对有关史料进行辨伪,以致难以认识古蜀社会性质的真实。     

蜀人:创造远古文明奇迹的神秘部落(下)

三星堆遗址等一系列古蜀遗址的发现,证明了夏商周时期的古蜀是中国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更证明了古蜀人曾对中华文明作出过重要贡献。关于三星堆文明的创立者,学者们将考古发现与古史传说的记载相结合,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闪烁着古蜀文明光泽的成都街名

成都历史悠久,文化厚重。老街,是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年轮和根脉。许多街巷的形成和名称,记载着我们古蜀文化、文明的遗迹,闪烁着古蜀文明的光泽。     

三星堆文化来自羌夏文明的传播

广汉三星堆文明来自中原羌夏文明的携带和传播,由史前氐羌大族有缗·蜀族携带入蜀,出土的近千件器物构成一组庞大的傩祭组器,它们是夏文化中的核心神明祭祀文明。令“岷山羌人”就是正宗的有缗·蜀族即三星堆文明开创者的后裔,他们一直承继着汉民族的先祖文明即羌夏文化。     

三星堆边璋图像与古蜀记事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边璋,正反两面有四幅相同的五层图像,图像上部第一、二层表明巫师施法动机。迫使山水之神低头,消灾弭祸;下部第四、五层表明对自然神施法须用的装束、体态和全套法器。可见边璋相当于巫师的文书档案。巫文化中手势具有重要作用。图像中巨手压抑大山,意在对山神既崇又压,软硬兼施;下图代替巨手的牙璋插在山坡处,也发挥压的功能,并非祭祀之意。而象牙的巫术功能,是企图使洪水淹没区干涸。牙璋和象牙,分别是弓鱼族巫师镇山和镇水的法器。三星堆有圈手铜人,金沙遗址、宝鸡茹家庄也有。根据这一手势特征及其他线索推测,殷商中晚期三星堆蜀人开始往成都迁移,以金沙为都城;在西周时被封为渔伯,向渭河南岸迁徙。     

三苗部族名称解析

综合苗语黔东北次方言语汇、古代文献及考古材料,发现三苗诸部族的名称大多与动物图腾尤其是人类驯化的动物有关,这是三苗部族联盟以畜牧养殖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远古农业文明发展达到较高水平的标志。这种在部落联盟内群体性以动物名称命名各部族的现象,是远古时代部族及部族联盟产生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特殊现象。     

古蜀神话中的民族精神

古蜀神话中的主体大多有着淳厚朴实的善良秉性与不畏险阻的进取精神,早期蜀族社会也盛行着崇道德、尚名节、重礼教的风俗习气.这种淳厚朴实、积极进取、崇德重礼的民族精神对蜀民的社会文化生活产生着重要影响.     

对茂县营盘山古蜀文化遗址保护与展示的构想

营盘山古蜀文化遗址是长江上游地区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时代最早、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大型中心聚落,它代表了5000年前整个长江上游地区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准。本文拟就建设营盘山古蜀文化遗址保护展示园区的必要性、旅游前景、设计理念、开发举措、规划构想五个方面的问题略抒管见,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抛砖引玉,进而推进营盘山古蜀文化的保护和利用。     

蜀学的性质与文化渊源及其与巴蜀文化的关系

蜀学概念内涵的丰富和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西汉时期,引进并接受中原儒学以发展文教事业;两宋时期逐渐形成以苏学为代表的地域学术特色而在学术史上产生重大影响;迄于近代它又吸收新学而获得新的活力。在此过程中,蜀学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传统。它以四川自西汉迄今的学、术为研究对象,重点是经学、哲学、史学和文学,而以它们体现的学术思想的研究为核心,包括蜀学理论、蜀学史、蜀中学者、蜀学文献等方面的研究,是四川文化中高层次的理论研究。从文化渊源看．蜀学是中国学术的一部分．它与“巴蜀文化”是毫无关系的。     

论古蜀人的太阳崇拜和历法

太阳崇拜和历法分别代表着神话和科学,是古蜀人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认识,都是古蜀文化中的重要因素。从蚕丛氏到开明氏等古蜀人都是崇拜太阳的,他们使用的历法由太阳历向阴阳历发展演变,且都与太阳崇拜有关,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太阳崇拜的影响。     

唤起法律文化历史的记忆——从法律文化角度解读《唐律疏议》

从法律文化的角度对《唐律疏议》进行文本解读，指出其包含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两个基本特征，即由礼所实现的道德法与实在法之间的统一性和古代律学在法律方法论上对于内部解释与外部解释的兼顾。     

古蜀时期的原始宗教与历法

不同时期的蜀地有不同的原始宗教反映，而历法应该与之有着必然联系。本文从古蜀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原始宗教入手，借助蜀地的考古发现，分析原始宗教与历法之间的辩证关系。研究表明，古蜀地区从日月崇拜向月亮崇拜、太阳崇拜的演变，历法也由太阳历分10月、12月而演变为阴阳合历。     

试论《梁书》 《陈书》的文学性

姚察、姚思廉父子二人所撰的<梁书>、<陈书>不仅在我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且还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其文学性虽已不能与"四史"相比,但将其部分篇章立于"史传文学"之列,亦当之无愧.<梁>、<陈>二书的文学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姚氏父子以质朴散文写史实为古文运动的先声;叙事简严,文笔洗炼;写人善写"独至".     

苏氏蜀学文艺思想的巴蜀文化特征

苏氏蜀学为宋学的重要学派、也是巴蜀化中极具特色的一支。蜀学之成，始于三苏父子。就苏氏蜀学中的艺思想与巴蜀化的密切关系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苏氏艺思想的形成与巴蜀化中的两汉先贤意识、杂学色彩、切人事重抒情、尚操守重节气、富异端色彩和反叛精神等关系至密，苏氏蜀学既孕育于巴蜀化之中，又为巴蜀化增添了无数光彩。     

滇和巴蜀的汉化过程分析

滇和巴蜀是我国起源较早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和中原汉族很早就有着自然的交流.然而,战国秦汉时期两者受到中原汉族文化的巨大影响.本文结合考古发现和文献论述滇和巴蜀之汉化过程,并分析两者汉化不同特点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