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幻与真实的女性书写——论男女作家对乡村女性形象塑造的差异

文章从"性别"这一女性文学研究的核心概念出发,以评论者较少注意的人物群体--乡村女性为例.分析男女作家对乡村女性形象塑造的差异:男作家注重"性格"的刻画与女作家注重"心理"的探幽入微,男作家的"疏离"日常生活与女作家的"亲近"日常生活,男作家的"理性"书写与女作家的"感性"叙述,其中体现着丰富深刻的性别文化内蕴.     

男权社会中的女性悲歌——浅析毕飞宇“玉米”系列小说

正曾有评论说毕飞宇是"写女性心理最好的男作家"。毕飞宇在一次访谈中回应说:"说起我写的人物女性的比例偏高,可能与我的创作母题有关,我的创作母题是什么呢?简单地说,是伤害"。[1]伤害,是毕飞宇作品的关键词。他的作品中总是弥漫着一种古典的忧伤,他用平实朴素又暗含讽刺的语言叙述了社会对女性爱的缺乏,乡村女性为生存环境改善所作的艰苦努力,以及男权伦理社会对女性无意识的伤害。毕飞宇的"玉米"系列展示了20世纪70年代中国乡村     

"她"的自塑--论新世纪以来王安忆、方方、迟子建笔下的乡村女性

本文从20世纪女性文学的误区入手,通过与男作家笔下的乡村女性作比较,论述了新世纪以来王安忆、方方、迟子建三位女作家描写乡村女性的作品。她们同时对当代底层妇女“苦难”命运进行书写,表现了乡村女性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性格、心灵及命运的嬗变。王安忆从存在主义的哲学层次,表现乡村女性对自我命运选择的自觉;方方从身体伦理学的角度,反映出乡村女性反抗的自觉;而迟子建则从审美伦理学的角度,提升底层人民的精神生活,表现出底层妇女审美的自觉。由此论述这些作品对女性文学发展的意义。     

想象与虚构的女性真相——以路遥的《人生》来谈

从路遥的《人生》中主要塑造的两个女性人物的身上,我们还可以看到路遥作为一个男作家是如何在自己的男权中心意识下想象与虚构出这两位截然不同的女性的。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两个女性形象都是路遥从男性中心的立场出发而作出的对女性形象的设定,而并不是循着女性自身的真实,包括女性的生理、心理状态以及她们与时代的真实联系来刻画的。路遥对这两个女人的刻画仍然是没有脱离男性想象中的"天使与妖女"的范式,女性在男作家笔下又一次失去本真和自我。     

河南女性作家的崛起与当代文学中的“中原经验”

女性作家群体的崛起是河南文坛的新现象。以邵丽、乔叶为代表的女性作家最初大胆书写女性情感经验,接受后现代主义观念,质疑由男性作家主导的本质化宏大叙事,为河南文学提供了新的面相,冲击了当代文学中以表现乡土苦难、批判乡村权力见长的"中原经验"。女性作家的创作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逐渐摆脱了单向度的女性意识表达,对社会历史的复杂性有了深入的体认,开始直面城镇化转型中的中原大地现实,创作出了社会关怀强烈、生活观照深入、情感指向博大的作品,较好地丰富了当代文学中的"中原经验"。     

刘庆邦笔下的进城乡村女性

建国后,由于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使得"逃离土地""到城里去"成为乡村人的普遍梦想,而乡村女性作为进城大军的一部分,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书写的重要对象。作为书写"进城乡村女性"的重要作家之一,刘庆邦从社会身份和性别身份两个层面,关注进城女性的双重焦虑,藉此反思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英国女性作家笔下的“男性”形象

女性作家以其细腻的笔触,特殊的成长经历和情感阅历,刻画出一系列个性坚强独立、性情容忍聪慧、志向远大的女性形象。与之相映照的男主人公形象更是由于女性作家独特的自身经历、写作风格和写作倾向,具有明显的女性作家的写作色彩。因而分析女性作家笔下的男性形象,可以进一步了解女性文学的传统及特点。     

徐玉诺诗歌里的乡村抒写

徐玉诺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有创作实绩的河南籍作家。作为文学研究会成员之一,他坚持"为人生而艺术"的创作主张,在创作中记录了20世纪20年代中原地区乡村生活的真实场景。他的诗歌创作从对乡村人物精神的勘探和对乡村女性的赞美两个方面,体现他对乡村世界的抒写。     

论罗淑乡土文学作品中的女性书写

四川现代女作家罗淑在书写家乡简阳农村地区的女性生活时,从自身性别体验出发,融入自己对女性生存的理解,饱含对女性生命状态的关注。运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文本细读、对比分析的方法,研究罗淑的乡土文学作品,可以发现,罗淑突破了中国现代男性乡土文学作家创作的局限,弥补了中国现代女作家创作的不足,在表现当时乡村女性受父权制社会与男性中心文化压迫的同时,展现了乡村女性在边缘处境中的抗争精神,刻画出她们澄明而美好的心灵。其作品中的女性书写使得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更加多维、立体。     

“小二黑”之死

以自由恋爱闻名的"小二黑",却是因"乱搞男女关系"而死。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造就的乡村爱情悲剧,最终却在作家笔下演变成一出喜剧。     

"身体写作"与女性文学

对待"身体写作",我们不该把它"神圣化",也不该把它"妖魔化",应以冷静的眼光来审视"身体写作",以求客观、公正地认识和评价这一文学现象."身体写作"的初衷是对男权文化的解构和颠覆,但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和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身体写作"非但没有达到预先的目的而从男权文化中突围,反而成了男权文化的俘虏.中国的女性文学如果要健康发展,不能仅仅拘囿于"身体写作".因为"身体写作"关注的毕竟只是人的身体,而非人的灵魂,所以精神的缺席,就导致了神圣和诗意的缺失.只有不断探索,中国当代的女性意识才能建构,具有真正女性意识的中国女性文学才能得到健康发展.     

反思“小女人散文”

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的“小女人散文”之“小”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作品取材上的“小”和意义上“小”的特点;时代和文学本身的因素是“小女人散文”曾经风行并一度出现繁荣景象的原因;而“小女人散文”最终却归于沉寂,其中不乏有尖锐的批评,批评家们大都用传统的文学价值标准去评判“小女人散文”。本文认为客观、合理而公正地看待这种文学现象,是批评家的一种社会责任。     

“落难精英”与“劳动”妇女

知识分子反思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知识分子“落难”后重归辉煌,“落难”过程中总有底层人物特别是底层劳动女性对他们表示青睐乃至崇拜,其背后却是知识分子的自恋和对底层人物的任意扭曲。这是作家精英意识的典型表现之一,暴露了作家潜意识中的自我中心主义,而底层的苦难被边缘化,自身的苦难被无限夸大并成为精英身份的自证之物和炫耀的资本。而且这些“落难精英”重返旧位后的等级越高,往日的底层人物越是被边缘化。     

女权主义在《小妇人》中的体现

本文通过分析《小妇人》中的女性,详细阐述了奥尔科特的女权主义观点,同时于奥尔科特在小说中展现了她的个人经历,因而确认《小妇人》在19世纪美国文学上的显著地位。     

美国文化传统在《小妇人》中的体现

长篇小说《小妇人》是在美国文坛上引起巨大反响的大众文学经典作品之一。本文鉴于文化的重要意义从广义的文化角度对小说进行剖析,以奥尔科特的传记、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文化状况、现代和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等为参考资料,发掘出19世纪中期美国的历史积淀和文化传承在小说中的体现。     

维多利亚时代“妇女问题”的镜子——乔治·艾略特的三部代表作

乔治·艾略特因其作品对道德的严肃探讨和对人性的关怀被当代英国批评家利维斯列为英国文学史上的“伟大传统四大家”之一,在其作品中,艾略特以独特的女性视野塑造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形象,以写实主义的手法“如实再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妇女问题”,即妇女在职业、教育和婚姻方面所面临的困境和困惑。其作品如镜子般地反映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妇女问题”。     

解析《小妇人》中的女性主义

路易莎·梅·奥尔科特通过《小妇人》的创作唤醒了深居人们内心的女性意识。在运用打破性别故事中传统的叙事模式的方法来关注女性成长和争取女性平等话语权以提升女性社会地位方面,《小妇人》无疑是成功的,但不可避免地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存在。     

从皮桑的《妇女城》管窥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文学”

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女作家克里斯蒂娜·德·皮桑是为数不多的杰出知识女性之一,她的代表作<妇女城>,既是文艺复兴时期为女性的权利与地位勇敢呐喊的第一力作,又是代表女性文学文本性质的开篇之作.其社会意义和文学价值应得到足够的肯定.     

《紫色》中的女性形象剖析

在《紫色》这部小说中 ,艾丽丝·沃克描写了黑人女性在种族歧视和夫权专制双重压迫下的种种不幸 ,反映了她们女性意识的觉醒和自我价值的完善过程。艾丽丝·沃克摆脱了善良宽厚、思想简单、逆来顺受的传统女性形象 ,将其对生命的热爱和对幸福的执着追求倾注到文学作品中 ,塑造了一个全新的黑人妇女形象。     

疯癫"女性对传统男权意识的抗争——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女性小说中的"疯癫"女性书写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写作女性不再认同传统男性中心文化创造的"女性神话",她们不约而同地在她们的小说文本中召唤出不甘于男权压抑,并对封建男权、父权表现出强烈反抗精神的"疯癫"女性。写作女性在具体的性别权力关系中对"疯癫"女性的书写,正构成对传统文化书写中"天使"女性的深刻讽刺和无情解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