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和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探源

十月革命后,苏俄和共产国际为摆脱孤立的局面,在中国实施其东方战略,采取的方针是北联吴佩孚,南联陈炯明。其初衷破灭后,在联合对象上才进行转向,加速了联合孙中山的步伐。这段历史是苏俄和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实质关系的开端。     

苏俄、共产国际与陈炯明的关系

苏俄、共产国际与陈炯明的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不久。1918年下半年,陈炯明在孙中山敦促下,率领粤军攻占了福建漳州界地,建立了在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下的第一块根据地。刚刚建立的苏俄政府得知这个消息后很快就表示了赞扬和支持的态度。苏俄政府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亲自撰写文章,称赞上述事件是“在中国实现苏维埃代表制”(1)。旅居俄国华工联合会负责人刘绍周也在彼得格勒的一次群众集会上赞扬     

关于鲍罗廷抵达广州时间的考订

鲍罗廷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苏俄政府派到中国指导中国革命的至为关键的人物。他不仅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而且以苏俄老革命家的身份受孙中山之聘担任广州革命政府特别顾问。关于鲍罗廷抵达广州的时间,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写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孙中山年谱》记为1923年8月;苏俄驻华军事顾问亚·伊·切列潘诺夫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书则认为是1923年10月初。笔者认为,后者比较符合史实。苏俄政府之所以派鲍罗廷出使中国帮助孙中山政府,其直接起因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博士代表     

苏俄与孙中山国民党的合作、矛盾及其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影响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在苏俄与共产国际的大力推动和指导下实现的,同时也是苏俄政府对华政策的产物,体现了苏俄与共产国际推动世界革命的意识形态追求和维护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考虑的矛盾与交织。苏俄对华政策的矛盾性使得其与孙中山国民党的联合确立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并在合作的过程中由于各自意识形态与民族利益的不同,不可避免地产生分歧与矛盾,这种分歧与矛盾又加剧了民主革命阵线内部的斗争,并最终导致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陈炯明并未举兵叛变、围攻总统府

1922年6月16日,驻广州的陈炯明所属部队在粤军总指挥叶举、粤军司令杨坤如、粤军第二师师长洪兆麟等率领下突然围攻孙中山总统府,并炮轰孙中山住所粤秀楼。孙中山事先得到密报,前往永丰舰避难。关于这一事件,海内外从来一致认为是陈炯明主谋的。也即,“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围攻总统府”。笔者认为,此说值得商榷。首先看此说的理由: 一,事变前陈炯明与孙中山因政治主张不同已产生矛盾,而这次叛变的军队又是陈家军。一些人因此而断定事变的主谋者是陈炯明,连孙中山也不例外。6月15日也即事变前夕,孙中山还不相信陈炯明会叛     

孙中山、陈独秀对国共合作认识的歧异

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孙中山与陈独秀对国共合作认识的出发点不同：孙中山试图通过国共合作要共产党人服庸其三民主义,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希望借国共合作壮大自己的力量;对国共合作前途的认识也不同：孙中山是要建立以三民主义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陈独秀则根据马克恿列宁主义建立苏维埃政权;在国共合作的领导权上,孙中山要中共完全服从国民党的领导,而陈独秀则强调共产党的独立性。歧异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两党的理论基础差异、现实政治需要不同,以及共产国际的指导。     

陈炯明并未举兵叛变、围攻总统府

1922年6月16日,驻广州的陈炯明所属部队在粤军总指挥叶举、粤军司令杨坤如、粤军第二师师长洪兆麟等率领下突然围攻孙中山总统府,并炮轰孙中山住所粤秀楼。孙中山事先得到密报,前往永丰舰避难。关于这一事件,海内外从来一致认为是陈炯明主谋的。也即,“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围攻总统府”。笔者认为,此说值得商榷。首先看此说的理由: 一,事变前陈炯明与孙中山因政治主张不同已产生矛盾,而这次叛变的军队又是陈家军。一些人因此而断定事变的主谋者是陈炯明,连孙中山也不例外。6月15日也即事变前夕,孙中山还不相信陈炯明会叛乱,但当陈家军炮击总统府后,便在永丰舰上对记者说:“余信上星期五晨之轰击,乃出于陈炯明命令。”自此,陈炯明是主谋这一说法便广泛流传。     

苏俄(联)对孙中山的援助为何既迟又少?--兼论土耳其民族运动的阴影

孙中山生产得到的苏俄（联）援助可说既迟又少。原因－是苏俄（联）为解决中东铁路和蒙古问题急于先同北京政府建立邦交;二是孙中山联合张作霖反对吴佩孚,刚好与苏俄（联）联吴反张的策略相左;三是俄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共内部对援孙有不同意见。此外,土耳其民族运动的阴影使俄共（布）对援孙心存犹疑。文章进而指出,俄共（布）在实施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援助时,既体现出追求本国利益与“世界革命”理想的矛盾,也反映出     

试论孙中山联俄政策的内在动因

孙中山实行联俄政策 ,不但是因为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 ,更主要是自身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 ,即孙中山对欧美资本主义的批判 ,对社会主义的向往 ,奠定了联俄的思想基础 ;五四运动后孙中山对帝国主义本质认识的加深 ,奠定了联俄的外交政策基础 ;孙中山实行联俄政策还出于现实斗争的需要 ,促使孙中山最后下决心走联俄道路的是陈炯明的叛变     

共产国际、俄共（布）对于中国革命联合对象的选择——以吴佩孚、陈炯明和孙中山为例

共产国际、俄共（布）的对华政策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推进中国革命与东方革命,以便打击帝国主义后方,摧毁其殖民体系,从而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要同当时中国的合法政府——北京政府,甚至地方军阀保持外交和经济关系,从而保留沙俄在中国遗留的部分特权。共产国际与俄共（布）最初选择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吴佩孚为合作对象,后又极力促使吴佩孚与孙中山组成亲俄政府,还曾瞩目于南方的实力派陈炯明。几经波折之后,才把关注的重心转向实力和地位不断上升的孙中山。     

倡建国共合作的第一人--马林

国共合作在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发挥过重大作用。实行国共合作是一个外国人最早提出,并强行“推销”给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外国人就是对中国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马林,原名斯内夫利特(1883—1942),荷兰人,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活动家。1921年6月,马林肩负着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重大使命来到中国。他一改过去共产国际及苏俄政府批评孙中山、忽视国民党的立场,很快与上海的国民党总部取得了联系,并与国民党代表张继举行了多次会谈。1921年底,马林在张太雷陪同下,到广西桂林秘密拜访了孙中山,与他进行了三次长谈,随后南下广州,拜会…     

冻炯明与致公党

洪门致公堂曾经与孙中山关系密切，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贡献良多。但是，在孙中山当上临时大总统后，致公堂因在国内立案事与孙中山渐生矛盾，关系愈趋愈远，与孙中山在政治上的死敌陈炯明则日趋接近。1925年10月，中国致公党成立，陈炯明出任致公党总理，直至1933年去世，其间对致公党多有谋划。陈炯明对致公党的影响，在其生前死后都显而易见。     

党内合作政策是大革命失败的根源

苏俄提出中共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政策，是为其推行“东方战略”服务的，完全是为了自己利益，不符合中国实际，是孙中山与工产国际代表直接磋商的结果，中共和国民党内部都反对这一政策，共产国以持国民党，而共产党的活动受到共产国际的强迫和国民党的严格限制，这是大革命失败的根源所在。     

效法与抵拒:孙中山晚年对苏俄道路的选择性认同

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在经历了不断的挫折和失败后,将目光转向苏俄,并在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开始了"联俄""师俄"历程。但孙中山的"以俄为师"并非"全盘俄化",而是有所取舍,带有明显的选择性倾向。他始终以是否适合中国国情和实际需要为标准,在积极效法苏共组织模式、学习借鉴苏俄建军经验的同时,对苏俄国家现代化的终极制度目标及其指导思想都持抵拒态度,认为中国可以通过社会改革而不必经过阶级斗争实现各阶级人民均享幸福的大同世界。     

从吴佩孚、陈炯明到孙中山——共产国际、俄共（布）在中国革命联合对象上的选择

共产国际自成立以后,其对华政策是由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最高领导人决定的,并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推进中国革命与东方革命,以便打击帝国主义后方,摧毁其殖民体系,从而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要同当时中国的合法政府———北京政府,甚至地方军阀保持外交和经济关系,从而保留沙俄在中国遗留的部分特权,继续攫取利益。共产国际与俄共（布）最初选择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吴佩孚为合作对象,后又极力促使吴佩孚与孙中山组成亲俄政府,还曾瞩目于南方的实力派陈炯明。几经波折之后,才把关注的重心转向实力和地位不断上升的孙中山,从而确定了中国革命的联合对象。     

廖仲恺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作用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廖仲恺努力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制定和坚决执行三大政策,对促成、巩固和发展第一次国共合作所起的作用仅次于孙中山。首先,廖仲恺是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最得力助手。廖仲恺通过同苏俄、共产国际代表的一系列接触和会谈和与中共的接触。逐步坚定了改组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的信心．并为改组国民党做了大量工作。其次．廖仲恺是实现国共合作的核心人物。他积极协助孙中山排除干扰,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保证了国民党“一大”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第三,廖仲恺在巩固国共合作方面作了不懈努力。他坚决贯彻大会的决议,努力创办黄埔军校,积极进行反帝运动,贯彻三大政策．与破坏国共合作的行为做斗争。     

建党初期中共对吴佩孚的统战工作

建党初期，中共的统战工作明显地印上了共产国际的印记。苏俄在十分革命后的对华政策中，在协助中共建党的同时，积极寻求同中国其他势力建立关系，首先是孙中山，而后是吴佩孚，最后又是孙中山。这种政策的变化必须对中共与吴佩孚的关系产生影响，并最终导致中共与吴佩孚关系的彻底破裂。     

国共分歧与大革命失败(一)——国共走向合作的策略考虑和分歧焦点

大革命时期,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直接推动下,国共两党基于各自政治需要,都把两党合作作为推进国民革命的政治策略。中共同意与国民党实现党内合作是为了把国民党改造成为领导国民革命的群众性政党;国民党容共则是为了借助于中共及其苏俄的支持,进而统一中国。国民党内对"容共"政策的质疑普遍存在,由此国民党内掀起反对中共跨党的暗潮。孙中山在世时,能够运用自己的权威把国共两党的矛盾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随着孙中山的去世,国共之间的调节杠杆不复存在,国共矛盾发展由此进入白热化的状态。     

张作霖为何要杀李大钊

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时宣布“本人原为第三国际共产党员。”他实际上负有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理人角色。在北方直接和苏联驻华大使联系。李大钊在中共党内,在国共合作中,在吴佩孚、冯玉祥与苏俄的联系中,李大钊是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代理身份。当时苏俄对在中国建立红色政权投入很大,包括军事援助。苏俄最早任命的5个元帅,其中两个被派往中国,加仑将军是其一。     

论孙中山晚年联俄

孙中山晚年曾确立过联俄政策,并将之付诸实践,联合当时社会主义的苏俄进行革命斗争,这是国内外史学界几乎公认的。然而,对孙中山晚年为什么转向联合苏俄等问题,国内外史家却有不同的解释。本人拟就孙中山晚年联俄的动因、目的及其思想实践等问题,进行一些探讨,以期说明孙中山联俄是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这里既有他思想上对苏俄革命事业的认同,又有他寻求苏俄帮助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也有他遭帝国主义列强冷遇后的觉悟,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