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寅科场案详考

关于唐寅科场案,历来众说纷纭。文章通过对官史、私史、笔记、诗文书画的考查以及充分的逻辑论证,揭示了唐寅科场案的真相:徐经和唐寅没有贿赂程敏政而获得试题,华昶的参劾也是依据本身职责作出的。     

明代科场案及其官民应对

明代科场案的发生及其特征与有明一代的政治生态紧密相关。从明初降至明季,随着政治生态的恶化,有明的科场大抵经历了从大抵服帖渐至弊窦丛生,终成积重难返的变动过程。面对着愈益繁复的科场案,官方不断完善考试程式及各种防弊措施。与此同时,民间力量也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影响科场以增加自己中第的可能性。二者之间的互动既促进了科举制度的完善,又使得科举制度不断走向僵化。     

再论清代科场案——以戊午科场案为中心

清代,科场舞弊案层出不穷,在科考前考官与士子交通舞弊,关节条子盛行,致使科场舞弊不断发生,科场大案要案接连出现。为整肃科场、整顿吏治,清代尤其是清前期采取严厉措施惩治舞弊的考官士子,进而整肃科场,使科场秩序有所好转,同时也使吏治廉洁。本文拟以戊午科场案为中心,从整顿吏治的角度以及把此案置于清代整个科场案中两个方面来探讨清代科场案。     

“举案齐眉”之“案”考

对典故"举案齐眉"的"案",后人多解释为托盘或盘。案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家居用具。先秦时的案与人们的生活习俗密切相关,多为席地而踞或跽时的凭依之物,至汉代又有书写、读书、进食等功能。据古人考证和出土文物证实,案源自俎,系为有足的低矮食器,即食案。因食案较轻便,易于搬动,故"举案齐眉"中梁鸿妻托举的案,应为食案。     

“彭翼仲案”真相

清光绪三十二年八月（１９０６年９月），京师外城巡警总厅奉巡警部令，查封《中华报》、《京话日报》，课其社长彭翼仲发配新疆，监禁十年。事为北京历史上前所未有，致舆论大哗，中外震惊，目为国政之要闻。是为“彭翼仲案”。因当局对该案实情讳莫如深，致局外人及后世论者异说纷纭，莫衷一是，俨如疑团。本文据有关资料，辩岐说，考真相，以究明此关系中国近代史、中国报刊史、北京史上久悬之谜。     

“永定陵案”的再探讨

“永定陵案”是指宋仁宗年间为真宗修建永定陵,因工程失期从而导致当时的权臣丁谓落马、内侍雷允恭遭诛的重大事件。但是从堪舆理论的角度观察,通过对《地理新书》与相关史料中记载的进行考察,对本案重新讨论,认为两人的失势应当有更深层的原因。     

“蓉案”再研究——事件幕后策划者问题的探究与考证

1936年,日本欲在成都非法设置领事馆,并派遣人员来蓉,下榻于大川饭店。8月24日,饭店遭围攻,日方人员二死二伤,史称蓉案。关于蓉案事件幕后策划者问题,学界尚无系统论述。回忆录、档案、报刊等史料中记载的中国共产党、四川当局和国民党在川组织在事件中的活动显示出:刘湘为首的四川当局是蓉案的主要幕后策划者,四川当局对游行有周密部署,并暗中派人参与、指挥游行。中国共产党、复兴社与蓉案有关联,但在事件中不起主要作用。     

方案之问:“教”之案还是“学”之案——基于深度学习的视角

随着课程改革进一步深入,传统教案过于强调知识传递、站在教师立场进行设计教学、关注教的细节而忽视与之搭配的评价等弊端日益显露,如今深度学习的提出,要求教师课堂进行深度教学,因此教师的教案需要从教师立场的"教"之案走向学生立场的"学"之案。以英语学科教学方案设计为例,深度学习视野下的"学之案"应该是坚守学生立场,指向真实情境构建,教师搭建支架的教学方案,不但关注知识点的教学,还注重学习内容的统整性,使得课堂教学从过去基于经验走向科学、走向专业。     

一“案”在手 “教”“学”兼优——谈中学历史教学中导学案的编写

在新课程改革的形势下,教育教学的改革不断深入.通过长时间的摸索和实践体会,本文认为学案导学是现阶段适应中学历史教学需要的一种比较成熟和完善的的教学模式,就导学案的编写谈谈体会.     

李鸿章与光绪初年中英云南危机的解决——“滇案”再研究

同光之交,英国欲扩大在华利益,藉口"马嘉理案"与清政府进行交涉,并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云南危机的爆发引起了一系列的边疆危机,清政府应接不暇,顾此失彼。李鸿章本着"力保和局""俾免决裂"的指导思想参与其中,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翻译梅辉立等人进行反复交涉,淋漓尽致的演绎着弱国外交家的两难处境。     

明代太常司卿丘玄清考略

太常寺卿是专门负责祭祀礼乐之官,位列九卿之一。明初丘玄清是最早被选为太常司卿的道士。对丘玄清的生平事迹、与明太祖朱元璋之关系及与当时著名文人的交游等问题略做考证,借此了解明初武当道士与朝廷祭祀礼乐之关系。     

四库馆臣对明代考据学的评价

明代考据学是明代学术史的重要内容,对于明末清初学术风气的转变有着重要的影响。以《四库全书总目》中著录明代考据著作之体要为考察对象,可以洞见四库馆臣这一学术共同体对明代考据学的认识,包括馆臣对明清考据学关系的认识,即承认明代考据学对清代考据学"导夫先路"之功。相对于明代理学末流空疏的学风,馆臣对于明代考据学著作无疑更是偏爱,但由于无法与乾隆时期日趋缜密的学术风气相比,馆臣也对明代考据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明初翰林院沿革考

翰林院发展到明代,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机构,史称"翰林之盛则前代所绝无也".洪武到永乐年间,翰林院制度产生了一系列变化,翰林院的政治地位和作用不断下降和削弱.这些变化与明朝初年皇权的强化和内阁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体现了统治集团统治策略的改变,是明初政局的"晴雨表".     

明《故武略将军李公墓表》考疏

郑州市惠济区岗李村发现明代《故武略将军李公墓表》石碑一通,碑文记述墓主李斌于明初从于行伍,后又参加靖难之役,因屡建战功,由小旗逐步晋升为千户,致仕后卒葬故里,其后世子孙亦承荫世袭千户之职等史实。关于"靖难之役",虽文献记载颇多,但作为碑刻资料目前尚不多见。新发现的李公墓表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明代月食记录研究

中国古代系统的月食记录很晚才开始,宋代以后才有较完整的记录。明代月食记录主要出自《明实录》,但晚期记录依赖于《国榷》和《续文献通考》。从273条原始记录中整理出197条正确记录,覆盖了实际发生月食的82%。月食记录通常非常简单,但部分记录含有时刻、食分、全食和所在星宿的信息。     

明弘治时期的藩王赏赐与国家财政

明弘治时期对藩王赏赐数量之大,是前几朝所罕见的.赏赐的内容大体上有土地、盐引、课钞、之国费用及王府修建费用等.这些活动导致了国家财政收入被大量侵夺.针对藩王赏赐产生的财政问题,明廷想出一些办法和措施给予补救,但从整体上看,这些措施收效不大,藩王赏赐的后果已是积重难返.因此,弘治时期是明代国家财政状况恶化的重要转折点.藩王赏赐活动带来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尤其是财政问题,是国家隐患和社会危机的重要标志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弘治中兴"的说法实际上很难成立.     

唐代《史》《汉》古注考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了 2 2种唐代学者为《史记》、《汉书》所作的古注 ,文章对其注释、音义、杂论、辨疑等 ,一一作出考证。通过考察书目著录和其它史料 ,进而研究诸书撰述的缘起、内容大概、流传影响等 ,并推断其亡佚时代     

明代蜀藩宗室考

有明一代,受封为藩王的皇子共有62人,建有50个藩王府。这些藩府分布在全国各地,只有册封在成都的蜀王,是在一省范围内唯一存在的一个宗藩。本文依据文献及近年来出土的文物,系统梳理和考证了明代蜀藩世系、宗室嗣位与后裔下落,以及蜀藩府署与陵墓等历史情况,揭示了这个＂二百七十年富庶之藩封＂的兴亡轨迹,及其与朱明朝廷、宗室内部和人民大众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明史·诸王世表》续补

张廷玉在编撰《明史》时特意将亲、郡王袭封信息以先尊后卑顺序做成世表,内容可谓清晰而厚实,是研究明宗室制度的基本依据之一。然而,《诸王世表》错讹和遗漏不少,需要加以校勘和补证。现依据各大文献资料和圹志信息主要围绕出生时间的计算对中华书局点校本《明史·诸王世表》中36例记载信息进行考辨修正,当有助于厘清与认识明朝宗王问题。     

再论客家形成于明代

客家问题是一个文化问题。客家民系的形成,需要时间与文化的积淀,需要有一个相对固定的生存地域与空间,同时必须形成共同的语言、心理、生活方式与信仰,而且成为民系的自觉。判断客家是否形成,首要的是看是否具备了形成的各种条件,并有无文献及实物为证。客家是族群融合的产物,这一融合大约于明代中期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