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业贿赂犯罪的防控

商业贿赂违法犯罪行为的滋生蔓延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的正常发展,刑法修正案(六)对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和对象进行了扩张。但在我国目前总体的的刑事立法中,涉及商业贿赂犯罪的罪名过于分散,构件要件也存在问题,鉴于此,研究商业贿赂犯罪概念、特征、构件等基本理论问题、探讨存在的问题及立法完善及建议、进而严密法网,无论是对刑法理论还是对正在开展的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刍议我国反商业贿赂刑事法律规制——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后,我国对商业贿赂的治理越来越重视。体现在刑事立法领域,主要有《刑法修案(六)》对有关商业贿赂犯罪的条款作了补充修改和完善,两高《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发布,成效卓著。但在商业贿赂刑事构成、法律责任形式、行贿与受贿关系等方面仍存在着缺陷,为此,完善我国反商业贿赂刑事法律规制有着重大的学术和司法实践意义。     

新罪名司法解释中“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评析

我国《刑法》新罪名司法解释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罪名存在不符合构成要件、不当扩大犯罪主体外延、没有体现犯罪本质和与刑法罪名体系不协调的问题,值得商榷。我国《刑法》应当建立公务受贿罪、业务受贿罪和商业受贿罪的贿赂犯罪体系,并且重定贿赂犯罪的罪名,分别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和商业受贿罪。     

教师吃回扣将以受贿罪论处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针对商业贿赂刑事案件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法律适用依据，特别明确了教师、评标委员会等组成人员构成商业贿赂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     

商业贿赂的刑事对策研究

当前,商业贿赂普遍存在于各行各业,严重危害社会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我国对治理商业贿赂犯罪高度重视,但对有关商业贿赂刑事政策理论研究的严重不足,影响了我国刑事政策在商业贿赂领域的具体落实。主要从刑事法角度界定商业贿赂犯罪的内涵外延,进而对商业贿赂犯罪的成因进行分析,并归纳其危害性,力求从刑事政策理论层面上对我国治理商业贿赂犯罪有所启示和帮助。     

商业贿赂犯罪基础问题研究

本文对广义的商业贿赂犯罪和狭义的商业贿赂进行了研析,认为应确立狭义的商业贿赂概念,以区别于公职贿赂犯罪概念。我国现行商业贿赂罪包括商业行贿罪和商业受贿罪,其中＂贿赂＂的范围以财产性利益说为基准,但应扩及部分非财产性利益;其犯罪构成的＂谋取利益要件＂必须予以保留;回扣、手续费行为,不管其主体如何,应定性为商业受贿罪;医生收受＂红包＂应当以职业道德规范去调整,不应定为受贿罪或者商业受贿罪。本文还就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问题进行了探讨。     

商业贿赂犯罪的客观表现

商业贿赂犯罪发生在商业活动中。经济往来领域不如商业活动领域明确,不能用经济往来领域来界定商业贿赂犯罪发生的范围。商业贿赂所涉刑法罪名中＂利用职务上便利＂规定中的＂职务＂一词应作扩大解释,不宜作职务和劳务的区分,凡是能对商业交易产生实质性影响的职务活动,均能称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理解商业受贿犯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时,可把是否违背职责作为限制条件予以考虑,以体现商业贿赂犯罪与公职贿赂犯罪的区别,起到限制商业贿赂犯罪外延过分扩大的作用。     

商业贿赂罪:从学理罪名向法定罪名之转化——兼论中国刑法商业贿赂罪的立法设计

商业贿赂犯罪以极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侵损着中国社会的市场竞争秩序。商业贿赂罪目前尚仅为一个学理罪名。中国刑法通过现行刑法公务贿赂犯罪、业务贿赂犯罪的规定对商业贿赂罪规制的模式不仅缺乏合理性,同时也难以实现刑法应有效能的最大化。由商业贿赂罪犯罪客体、主客观要件及罪刑配置模式的特殊性所决定,有必要将之设计为独立的犯罪类型。商业贿赂罪从学理罪名向法定罪名的转化,有利于中国贿赂犯罪刑事规制体系的完备。     

浅议商业贿赂犯罪刑罚之完善

游走于违法与犯罪之间的商业贿赂行为,对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和法制秩序造成了巨大危害,日益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商业贿赂行为的泛滥,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立法规制的缺陷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因素。笔者针对我国商业贿赂犯罪刑罚配置上的缺陷,结合国内及国际上的司法实践现状,提出了部分完善建议,以期为我国预防商业贿赂犯罪提供借鉴思路,对有效惩治此类犯罪有所裨益。     

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理念

我国关于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存在诸多瑕疵,应重构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树立正确的理念。主要思路是：以人的欲望为视角,建立理性的刑事政策；在深入研究犯罪原因与犯罪规律的基础上,建立科学的刑事政策；摆正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的关系,建立崇尚法治的刑事政策；正确看待“从重从严”和“大案要案”。树立辩证的刑事政策；改变重惩罚轻预防的做法,建立预防为主的刑事政策；确立亲属共同受贿的推定制度, 建立实效的刑事政策。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热点述评

2011年8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简称《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中夫妻婚前、婚后财产的归属问题,更是触及到了社会公众的敏感神经,备受社会各界的热议。现对《婚姻法》的历史沿革进行了简要阐述,着重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热点、亮点问题进行解析。     

性贿赂不宜犯罪化的刑事政策分析

我国刑法中界定贿赂的范围限定在＂财物＂二字,虽然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07年发布了《办理受贿刑案意见》,其中明确财产性利益属于受贿的范围,然而对于＂性贿赂＂等非财产性利益并无其他明文规定,这也导致性贿赂问题变成了争论的焦点。鉴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首先要求就是谦抑主义背后的非犯罪化趋势,本文认为可以从刑事政策角度理性分析性贿赂不宜犯罪化问题,这也是笔者的基本立场。     

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执行难的成因及对策

根据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本文论述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执行难的成因与对策。     

“性贿赂”的刑法规镦——以女性贿赂为角度

“性贿赂”作为贿赂犯罪的一种新形式,近年来有愈演愈烈之势。但目前刑法对性贿赂尚无明文规定。使性贿赂成为法律的死角,无法予以惩治和打击。性贿赂危害极大,必须在法律中尽快加以规定。在性贿赂的犯罪过程中,女性多为犯罪载体,原因在于社会风气的熏染、女性面临的社会困境、腐朽观念的影响以及充当性贿赂工具女性自身的原因。由于性贿赂隐蔽性的特点,对性贿赂定罪、量刑和取证很困难,但这些性贿赂无法入罪的理由缺乏法理基础。性贿赂符合犯罪的基本特征和犯罪构成。我国古代就已将性贿赂纳入法律调整范围,国外和港台地区关于性贿赂的成熟的立法经验也可供我国内地借鉴,将性贿赂纳入刑法调整的时机已经成熟。性贿赂入罪可采取刑法修正案或司法解释的形式,分别以受贿罪和行贿罪定罪量刑。作为有别于普通的贿赂犯罪,性贿赂的受贿罪和行贿罪的各种情形法律可予以较详尽的规定。对于涉案妇女,则分别以刑法中的行贿罪定罪处罚或以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制裁。     

刑事指导性案例“指导性”要素分析与批判——以“潘玉梅、陈宁受贿案”为样本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刑事指导性案例要获得"共同体共识",就必须符合《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的条件。从第一批刑事指导性案例开始,尽管每个案件裁判要点中包含了入选案件适用法律的基本意见,但是在定罪指导性、法律适用指导性和文书形式指导性等要素方面并不明确,因而难以最大程度地发挥指导性案例的应有功能和价值。以"潘玉梅、陈宁受贿案"为样本分析刑事指导性案例在指导性要素上如何加以改善的问题,或许能够促进我国刑事案例指导制度走向成熟。     

我国死刑复核制度的历史与现实

我国古代死刑复核制度,自汉至明清,经近两千年的发展最终成为承平时期较完备的死刑审判基本制度,具有审慎宽宥性、权限集中性、责任严肃性的特征。同时,有非承平时期的“就地正法”制度。在革命根据地不同阶段人民民主法制的建设中,继承古代基础并结合现实斗争的需要,死刑复核制度呈现新的意义,逐步走向成熟。新中国建国初,党和国家提出“不废除死刑,但坚持少杀、慎杀,防止错杀”的刑事政策。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与人大常委会《关于死刑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的决议》均明确规定：死刑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其后在不同时期,死刑复核权限曾有不同规定,将部分复核权下放至高级人民法院与解放军军事法院行使。200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论交付占有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的地位——兼对《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之检视

《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采用＂登记生效主义＂的不动产物权变动规则忽略了占有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的法律地位,既不符合现实不动产交易的需求,也与其他法律法规存在矛盾与冲突,给司法实践中如何适用不动产物权变动规则带来困扰。物权公示与物权变动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其属性完全不同;交付占有作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方式符合安全、效率、公平的价值;从相关立法规范考察,我国法律法规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以及外国不动产物权变动立法都赋予了交付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物权法应明确交付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的法律效果,交付要件主义加登记对抗主义的不动产物权变动模式应是我国立法和司法的理想选择。     

“性贿赂”何时入罪——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启示谈我国性贿赂入罪的必要性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于贿赂的范围规定为包括"性贿赂"在内的所有不正当好处,各国立法中也将"性贿赂"等非物质利益纳入贿赂类犯罪的调整范围。而中国现有刑法规定的贿赂的范围只包括财产性贿赂,不符合国际潮流。结合当前立法趋势与社会现实,"性贿赂"入罪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同时,"性贿赂"入罪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在可操作性层面也得到了保障。     

我国彩礼返还制度的缺陷及完善初探

彩礼返还问题一直是理论界较难定论、实务界较难操作的问题。一方面是缺乏具体可操作的法律规范;另一方面是对该问题的理论认识尚未取得共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虽然对彩礼返还问题作出规定,但规定过于简略,远远满足不了现实生活需要。因此,面对这个普遍性的法律问题,在司法实践中总是容易出现不同的裁决情况。文章通过对彩礼内涵的界定及其性质的探讨,分析目前彩礼返还制度存在的缺陷,并提出完善相关制度的建议,以期能对现行操作有所推动。     

我国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制度立法:问题与对策

量刑建议制度是检察机关有效制约法官量刑裁量权,加强刑事审判法律检察监督和保护受害人的重要保障。我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的三个司法解释确立了量刑建议制度,但相关立法还存在问题。因此,为保障量刑建议制度功效发挥,我国应针对问题而完善相关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