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批评的科学标准

音乐批评的正反经验教训证明,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一定的社会条件下,音乐批评出现了两种标准: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有一种主观的“标准”,其审美价值判断主     

赛义德的"对位阅读"批评方法--解读赛义德的《简·奥斯丁与帝国》

在《简.奥斯丁与帝国》中,赛义德以后殖民批评的视角,采用“对位阅读”的批评方法,对19世纪英国小说家简.奥斯丁的小说《曼斯菲尔德庄园》进行了解读,提出了“地理”“、空间”体系概念,分析阐述了“叙述与社会空间”的关系。赛义德对于“文化”与“帝国主义”的“共谋”关系的理论见解,以及对文本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文化策略,使文学和文化批评具有广阔的历史文化视域。赛义德的《简.奥斯丁与帝国》为后殖民批评的美学分析提供了经典范例。该文结合这个范例,研究赛义德的“对位阅读”批评方法,不仅对于透彻理解他的后殖民理论有所助益,而且对于我们的文学批评方法的丰富发展也有诸多启示。     

“中国视野”与后殖民语境下的西方音乐研究述论

本文将西方音乐研究的“中国视野”置于后殖民语境下中国学术的大背景中,借助后殖民批评话语,考察“中国视野”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与价值;阐释其超越后殖民批评思维局限的哲学基础,即“和而不同”;探讨后殖民语境中西方音乐研究的发展愿景,即“不同而和”,这也是“中国视野”西方音乐研究彰显出学术民族化、个性化、多元化特点的体现.     

20世纪西方语言批评视域下的话语分析

随着语言研究与文学理论、文化研究的不断发展与深入。话语分析在20世纪西方文论、文学批评及文化研究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并最终成为当今文学、文化批评和历史解读的最重要的理论武器之一。话语分析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的发展历程与特征。展示了其与20世纪前期西方语言形式批评的关系。自20世纪西方文学研究’出现“语言学转向”以来,语言批评经历了一个从前期对“语言形式”的关注转变到后期关注“语言文化”的发展变化过程。     

论舒曼音乐评论的个性特征与表现方式

舒曼在西方音乐评论史上创造了一种独特的个性特征与表现方式,使其音乐评论达到了相当的艺术高度。他音乐评论的鲜明个性特征是：敏锐的历史敏感和切中时弊的政论批评,真情实感,客观公正的辩证态度,强烈的诗意与文学性。他创造“大卫同盟”这一虚拟组织作为代言人,运用性格迥异的人物辩论表达辨证的音乐思想。本文以舒曼音乐评论的主要作品《论音乐与音乐家》批评文本为研究对象,试对舒曼音乐评论的个性特征与表现方式进行分析论述。     

批评范式的嬗变与文化研究的意义

当代文学批评理论范式经历了从意识形态批评、后现代主义批评到文化研究的嬗变。将“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放在当代文学批评理论范式的演进历程中来看,它作为经由意识形态批评、后现代主义批评而实现的一个“正题—反题—合题”的辩证综合过程的结果,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化处境相关。因此,具备总体性视野与一种正向的、综合的力量的“文化研究”带有了“存在论”与“人类学”的性质,这样也使得“文化研究”不仅具备“跨学科”的广度,同时具备探测人类存在的思想的深度。     

音乐人类学视野中的中国艺术歌曲——意境是中国艺术歌曲表演之灵魂

音乐人类学作为一种方法、思维、观念。作用并适用于人类任何音乐文化的研究。中国艺术歌曲作为人类音乐文化系统中的一员,涵盖于音乐人类学研究的大视野中;运用音乐人类学独特的文化视角对中国艺术歌曲进行解读,透视出其在中华重“意”文化背景下的“诗”、“乐”、“画”意境相融的本质特征;而作为美学范畴的“意境”本身也是一种中华文化审美的象征。中华民族音乐倾向于以“文”来化“乐”,即从表达诗词内容和歌词语言的音韵关系上决定音乐的形式。这一思维特征运用于中国艺术歌曲的创作就表现为“乐”与“诗”密切结合以使音乐与歌词切实、整体地共同刻画诗的意境与神韵．因此．意境的刻画与准确诠耘便成了中国艺柬歌曲轰洁曲妻醺．     

探寻与构建“互联网+音乐”的核心价值

互联网已经对音乐的创作、表演和接受、传播、研究等传统内容进行了深度改变.它增加了音乐的开放性、广泛性、、及时性、共享性与可欣赏等新特征,因其低成本实现音乐传播的平等互动与大众化.但是,“互联网+音乐”的商业性和大众化特征极大地冲击了音乐文化,也带来了“文化种族主义”.“互联网+音乐”的发展必须坚持其音乐本质,互联网只是一种工具.音乐人必须坚持自己的主体性,坚持这个最可坚守的音乐内核,坚持音乐的美学本质和文化价值,并掌握“互联网+音乐”的话语权,才能重建音乐世界的精神,建构“互联网+音乐”自己的价值体系.     

“质”“量”平衡——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深度理解

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必须要让学生能够丰富了解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音乐所具有的不同的审美价值、不同的音乐风格、音乐体系、音乐的表现方式等等,一般认为,这需要建立在广泛地展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音乐的基础上。然而“吸纳所有的音乐”的美好的理想,单从“量”上理解恐难实现,多元文化音乐教学中更重要应该是培养学生在这方面的基本态度和能力,以实现他们对于多元音乐文化理解上的可持续发展,或者更客观一点说,学校多元文化音乐教学,应追求“量”与“质”的平衡。     

浅谈音乐教学中的民族音乐教育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随着新课程标准的实施．音乐教材的编写中加大了民族音乐的比例,“学校的音乐应牢固地建立在民族音乐的基础上”。一脉相承的汉族文化和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共同支撑着华夏文明的根基。因此．在中小学音乐教学中突出民族音乐特色．“弘扬民族音乐”,促进教学,成为了各地区音乐教育的重心工作。     

商朝音乐浅说

商朝是我国第二个奴隶制社会,在其统治的600年中,出现了非常珍贵的“青铜文化”和甲骨文。商族是一个崇尚鬼神的民族,出于统治需要和个人享乐,音乐形式主要是歌和乐舞蹈,其中巫乐占有很大的成份,大型乐舞《濩》则是祭祀活动中的主要乐种。     

谈跨文化交际及其对外语教学改革的启示

跨化交际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对外语教学来说是一个新的方向。通过比较交际能力、跨化交际能力的概念和分析我国目前外语教学的现状，探讨了我国外语教学改革的趋向，对当前外语教学的改革提出了从理想的交际过渡到跨化交际的建议。     

永恒的经典——卡农（Canon）曲式

当今人们的生活和音乐越来越不可分割,无论是在热闹的大街上或是优雅的公园里随处都可以听见各种音乐,在形形色色的音乐之中就有不少各种形式的＂卡农＂充斥在其中。在许多人看来,这些音乐它只是一首曲子、一个作品,我们现在熟悉的仅仅是这种曲式的代表作品,很多人对于这种曲式形式还并不了解。其实,卡农曲式是西方复调音乐曲式的一种常见形式。     

《诗经》音乐结构探微

《诗经》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第一部音乐著作。从“音乐学”角度入手,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各种理论研究方法,对《诗经》的音乐结构特点及其成因进行初步的探索,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诗经》句式以四言齐言为基本句式,兼有从二言至九言不等的长短句,主要是由《诗经》音乐的物质性因素、长短句与齐言的协调配合因素以及抒情性因素所决定的;《诗经》以三段体为主要格式,其形成与《诗经》本身的音乐性有紧密的关系;《诗经》的曲式可重新归纳为同一曲调反复、主附结构、主副歌体、联缀体四大类十种曲式。     

浅析琵琶曲《霸王卸甲》的悲剧表现手段

通过对《霸王卸甲》的背景、传谱、题材、演奏形式等进行探析,挖掘琵琶“以悲为美”的器乐特性,从表现、手段上加深对乐曲艺术的理解和掌握。     

南音“四管全”与欧洲“室内乐”四重奏之比较——兼谈民乐四重奏南音名曲《因送哥嫂》

南音“四管全”、民乐四重奏以及欧洲室内乐四重奏等重奏形式,同样都以四件乐器演奏,其三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和可比性。通过对南音“四管全”及欧洲室内乐四重奏由表及里的深入思考,试图从上述三者外在形态到音乐本体,对深层次同异关系及其文化意涵作初步探讨。     

凝炼人生的花朵--从声乐套曲《妇女的爱情与生活》看舒曼的音乐美学思想

19世纪是欧洲音乐美学思想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作为先行者舒曼，通过一系列音乐创作、批评等活动为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本文借分析舒曼的著名声乐套曲《妇女的爱情与生活》的内容、结构及音乐，尝试对他的音乐美学思想作粗浅的研究，以期达到抛砖引玉之目的。     

琵琶曲《天鹅》的演奏技法分析

琵琶乐曲《天鹅》是琵琶大师刘德海先生创作曲"人生篇"中的一首。针对演奏者表现乐曲《天鹅》的两种错误倾向,从音乐作品的曲式结构、技术技巧、音乐审美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从而解决演奏者在演奏乐曲《天鹅》中出现的"重技轻艺"、"重艺轻技"的问题。     

从《溪山琴况》体会中国古典音乐之意境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音乐也同样源远流长。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对中国音乐的欣赏需求也在不断提高。《溪山琴况》不仅是一部音乐美学专著,而且还深入细致地论述了古琴演奏技术、技巧和音乐表演理论。古人对琴的描述则有＂八音之中,惟弦为最,而琴为之首＂,＂众器之中,琴德最优＂之说,它因为长期在士大夫手中而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内涵。通过对《溪山琴况》的解读能让我们看到中国古典音乐之精髓。     

流行音乐批评

从音乐艺术样式的递嬗、传播的途径及风格与技巧的关系上分析流行音乐存在的主客观条件,有利于人们认识传统美学理论对流行音乐研究的贫乏,从而开启流行音乐批评的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