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的因果报应论

本文着重从中印佛教思想文化交涉的視角,揭示因果報應論所包含的人本論、因果論、生死觀和來世觀等哲學内涵,强調因果報應、三世輪回說是一種以自我道德行為來改變未來生命的理論。由於這種理論把道德律和自然律結合起來,作為一種社會行為準則,而為廣大佛教信徒所接受,成為中國古代儒、道以外别樹一幟的人生理論,而發揮了補充儒、道思想的作用。文章通过與中國固有的報應觀念和印度佛教因果報應說兩方面的比较,指出中國佛教因果報應論所受中國本土的分命說、天命論、神話、傳說、泰山崇拜、儒家倫理道德思想和心性論的影響,同時又構成為對中國固有報應觀念乃至宗教觀念的重大衝擊,指出中國佛教因果報應論是既繼承又區别於印度佛教因果報應說的帶有自身民族思想色彩的獨特學說。     

試說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的總體特徵

本文對二十世紀中國小說从總體上作了若干探討。二十世紀中國小說以改造民族靈魂為總主题,以悲壯、悲涼為美感上的主色調。悲涼背後常蘊含着不少“意識到的歷史内容”,它是“文學在思考”而且思考得相當深刻的標誌。在西方是歷時的文學思潮,至中國而為共時,創作方法的多元化於是成為本世紀中國小說的另一特徵。這種文化背景造就了一批小說大家,促進了創作個性的發展和小說流派的繁榮。藝術上長期保持開放的勢頭,形式豐富多變,是本世紀中國小說的又一特徵,這使它與世界文學潮流保持同步發展。     

學人寄語

“國學熱”一詞近已風行不少時間,現在升級為“國學火熱”,這本應是從事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研究的我門歡喜赞叹的。不過我不得不說,當前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和闡述,如就其深度、高度要求、都還不好用“熱”來形容。相反的,我倒有一種預感,割白這種國學之“熱”難於持久,甚至弄不好轉化為國學的危機。目前有些現象,使我擺不脱這種杞憂。     

論長嘯藝術與西北游牧民族之關係以劉琨之嘯爲中心

筆者平生嗜讀《世說新語》,或許是因爲這部文化寶典既生動而又深刻地激揚着“中國文化的狂者精神”②,而風行於魏晋士林的長嘯又恰好是這種文化精神在聲音形態上的絕妙展演.     

若保赤子中國傳統文化的理想之政

一 傳統政治話語中的"父母"與"赤子"之喻 在中國傳統中,視天與入之關係如父母與子女是一流行觀念.①此父母-子女關係又由"天之子"為中介而具體地實現為一種"天子-子民"的政治制度.天被認為將其作父母的責任具體地轉授於天之子,所以天之子即是天下全體之人-民的父母.     

“文化讬命”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

中國現代學術以何時為開端?歷史學界通常把1840年鴉片戰争至1919年五四運動,稱為中國歷史的近代時期,而以1919年五四運動至1949年為現代時期。但學術史和文化史的分期也以此為依據,不容易解释清末民初以來的許多文化現象。用政治事變來例同學術文化變遷,反映不出學術文化本身的嬗變規律。實際上,中國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型,可以追溯到晚清的经今文學運動,現代學術的種子即埋藏其中。但今文學運動本身还不具有現代學術的特徵。1898年嚴復發表《論治學治事宜分二途》,1902年梁啓超發表《論學術之势力左右世界》和《新史學》,1904年王國維發表《紅樓夢評論》,現代學術思想和學術规範得到比較集中的體現。因此中國現代學術發端的時間,應為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標誌是承認學術具有独立之價值,並在研究中開始吸收西方現代的觀念和方法;代表人物是嚴復、梁啓超、王國維等,而尤以王国維扮演着現代學術開山祖的角色。王國維1927年自沉於颐和園魚藻軒,社會上異說異是,察察為揣。惟史學家陳寅恪能够從文化興衰和一代學者的命运的角度,對王氏的死因给以正解。包括王、陳在内的中國現代学者中的大師巨子,聲聞顯晦或有所殊異,但与本民族的文化共同着命运,欲以學術為宗基“承續先哲將墜之业”,同為一代文化所託命之人則一。他們的學術流向包涵着省察傳统和回應西學兩個方面,既不忘記本民族的地位,又能够做到与世界文化對話交流,為中國現代學術奠立了難能可貴的傳统。但中國現代學術的發展仍然困難重重。就學者的主觀认知而言,有四重障蔽應予以破除。第一、學術是手段还是目的;第二、“有用之學”舆“無用之學”;第三、中學和西學之争;第四、新旧古今之辨。這四個問题所以產生,主要是中國傳统學術一向缺少學術独立的傳統,特别是“經世致用”之說束縛了人們的頭腦,使人們忽視學問本身的独立價值。王國維、梁啓超等現代學術的開聞人物,為破除這四重障蔽曾作出巨大努力,可是時至今日,也不能說此一問题已獲致完全解決。任公先生說:“就純粹的學者之见地論之,只當問成為學不成為學,不必問有用与無用,非如此則學問不能独立,不能發达。”又說:“為學問而學問,斷不以學問供學問以外之手段,故其性耿介,其志專一,雖苦不周於世用,然每一時代文化之進展,必賴有此等人。”信哉斯言。學術之求得独立,首先還要有独立的學者。四重障蔽不能破除,宜乎中國現代學者難於安身立命也。     

论《摩诃止观》中“止观”概念的中国化

本文認為,在佛教的“禪定”概念和實踐中國化的早期尝試过程中,有兩種顯著的模式,一是還原,二是調和。還原模式是指,先从許多外來觀念中選出少數幾個,然后使其成為排他的概念,並堅定地將其贯徹於實踐,“無念”与“一行三昧”的演變即其例。與這一模式相對的是調和,中國佛教常常吸收了許多外来觀念,却把它們重新融鑄合成一個新的、緊密聯合於一起的綜合性概念,“止觀”即其中一例。智顗(538-597)在改編如何入定的途徑時就運用了这一模式,《摩訶止觀》中所說的“禪慧方便二十五法”即非束縛於一家之說的,這種調和主義的哲學基礎即關於三重實在完全和諧的“三諦圓融”理論,在这一理論中彼此冲突的概念被超越了,因此,这一調和主義不是否認或拒斥相對立的概念或實踐,而是以有條件限制的方式將它們囊括於一個新的體系。     

再說“脫卸”明清小說場景過渡技法的發展

近年來,中國古典小說的叙事學研究方興未艾,特別是在探討明清白話小說特有的叙事技法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其中張世君對《紅樓夢》的空間場景轉換方式、對明清小說評點中“脫卸”的空間轉換概念,都撰文進行了探討.①本文將在張文的基礎上,對明清小說場景(空間)轉換技法問題的產生、理論和實踐的發展作進一步討論.     

湘西方块苗文

過去一般認為二十世紀以前苗族沒有本民族的文字,但在民間傳說和文獻記載中部說苗族曾經有過文字。歷史上消亡了的苗文已經很難考證,但是我們在湘西確實見到類似廣西方塊壯文和越南喃字的苗文。儘管它們流傳的時間不很長,範圍也有限,但作為一種客觀存在着的文字現象,我們認為很有必要對之加以考察。     

汉字在人类文字中的历史地位

“科學學”有一條规律:“比較增進知識,分類形成系統”。這條規律說明了多種科學的發展歷程,尤其是初期的發展歷程,例如生物學、語言學等等。比較語言學起步早,已經成為一門“老”學問了。比較文字學發展晚,還停留在幼年時期。比較語言學只作客觀的比較和分類,不作評價。比較文字學也應當只作客觀的比較和分類,不作評價,至少應當把比較和評價分開。因為,比較尚未深入,評價難於確當。     

中國社會封建論駁議

把秦至清的中國定性為"封建社會",是近大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的流行說,此說被認定為唯物史觀的論斷,似乎不容置疑.然而,我們通覽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論著却會發現:唯物史觀創始人反對濫用"封建"概念,不僅從未將前近代中國、印度稱作"封建社會",而且對某些論者抹殺西歐與非西歐(東歐及亞非諸國)歷史的差異,將西歐從封建制到資本主義的路徑普世化的作法給予嚴厲批評.唯物史觀創始人的持論,不僅關涉到對"封建社會"的確切把握,而且關涉到一個更宏大的議题:世界諸民族、諸國度的歷史路徑究竟是網狀的還是單綫直進的?     

試論史學著述中的時序問題 主要以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爲例

一“時序”問題的提出時序,即事件發生的時間順序,它客觀存在。在三維世界中,時間不可逆轉,客觀時序無法重現。史家在著述中呈現過去時梳理排比而成的事件順序,本文稱之爲“叙述時序”。叙述時序是主觀對客觀的認識,以合乎客觀爲最高追求。在歷史叙述中,時序是否合乎客觀真實,會直接影響到對事件走向和人物品格的判定。司馬遷很早就注意到,只有正確的“時序”才能導向真實的歷史叙述。《史記》卷六九《蘇秦列傳》“太史公曰”:“蘇     

《故事新编》:时间与叙述

《故事新編》正如《朝花夕拾》,是魯迅為解决“個人時間”与“歷史時间”之緊張關係而進行的静夜掙扎。他那“放在引號中叙述”的基本策略在此书中有更精彩的表演。由《補天》到《鑄劍》到《奔月》,他最終择定了“油滑”的即“混淆古今”的叙述方式,使來自文獻与當代的众多引語在同一作品空間中同質地發声,从而將“过去”的故事、“未來”的闡释納入他寫作的“現在”,以反抗那個話語秩序分崩離析的時代里講故事者的悲喜劇命运。     

法律史的視界:方法、旨趣與範式

一 如果說歷史即是人類對其以往經驗的記錄,則法律史便是其中與法律相關的那一部分。①這種意義上的法律史淵源久遠。在中國,以專門形式對法律史作系統記錄與整理的嘗試,至遲始于東漢班固之撰《漢書》。②班氏以“志”入史,“刑法”居其一。此後,正史中的“刑法志”傳統綿延不絕,蔚為大觀。③     

黄宗義的思想創新紀念他的四百周年誕辰

一 黄宗羲的社會批判精神 浙江學人歷來富有社會批判精神.東漢時代的大哲學家王充(浙江上虞人)就是一位偉大的批判家.他立足於"元氣自然"宇宙觀和"無神無鬼"唯物論,以"實事疾妄"為著書立說的根本宗旨②,系統而深刻地批判了盛行當時的"天人感應"論、"王權神授"論、"天命目的"論、"灾異譴告"論,"人死為鬼"論以及關於歷史興衰、政治得失、自然灾變、風水時令、民風習俗等方面形形色色的歪理邪說與讖緯迷信.     

甲骨文字与敦煌文献东传纪事

十九世紀末期和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甲骨文字和敦煌文獻相繼發現,它們於中國古史(古文化)的研究方面,從觀念到方法論,都引起了重大的革新,並且逐步在世界範圍內形成了超越國界的“甲骨學”和“敦煌學”,成為世界文化史上兩項偉大的工程。     

陳寶箴致俞廉三未刊信札釋考

正前言陳寶箴致兪廉三末刊信札,源於江西義寧陳氏家藏文獻。這批手札,最初由陳寶箴之孫登恪(陳三立幼子)抗戰前在漢口地攤上購得,時登恪執敎於國立武漢大學。據他事後向家人介紹,當時正因爲發現是祖父的手迹,才會花"大價錢"買下來。1974年,陳登恪逝世,其子星照將信札交與堂姊小從(其父隆恪,爲登恪次兄)收藏。此後,陳小從又將曾祖遺札轉付堂兄封懷(其父衡恪,乃登恪長兄)。陳封懷辭世(1993年)後,信札原件遂     

學人寄語

正文明的記錄和傳播介質日益轉向移動互聯,萬物相互聯接的思想時見發明倡導,而互聯網上仍充斥着戾氣、仇恨和鬥爭。文化認同成為一個重要的命題,雖然前賢多有論述文化高於種族,而遵循何種文化模式以生仍困擾着當代的人類。我漢語世界一度以"體""用"判斷世界的關係,今天的漢語人仍多以體用看待古今、中外、雅俗、新舊,很少人省察此一思維與網絡時代、英特納雄耐爾極為扞格。迄今為止的全部互聯網資訊乃至仍在增富的網絡世界,都建立在0和1的進位組合之上。所有的"上帝"、創造網絡世界的編     

■学——中国书道

本文以嶄新的“ 學”的命题,論述中國書道構成的基本質素,認為書法是中華民族最獨特也是最高層次的文化表現现審美精神,是這個民族的靈台智府的超等級造詣的特殊寫照。全文分六節,從書道的工具,書法的對象,書法的“力之運動”的内涵,到書法美學的哲學意蕴,都作了深入的解析。就中對“ 學”之命名樹義,對“轔轢”學理的闡释,對漢字構成的諸種複雜因素,對中華民族觀察宇宙萬物和表現内心感受的“超象”与“非象之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多屬創獲。作者提出,如不理解书道之精諦所在,則很難做到對中國文化有深湛的認識。     

临摹·译解·演奏——略论“传移模写”的衍变

繪畫“六法”為我國古代重要的藝術理論,自來論者甚多,目光大多集中於首法“氣韻生動”。本文作者指出,“氣韻生動”無疑為“六法”之靈魂,但其他五法亦有相對的重要性。“傳移模寫“雖居“六法”之末,亦不容忽視。作者認為:(一)依據史實,“传移模寫”作為一件藝術事業,歷代均十分重视,(二)“傳移模寫”之方法与觀念,實隨繪畫創作之發展而衍變。繪畫由工筆發展為“意笔”,“傳移模寫”亦由“工整的臨摹”衍變為“寫意的臨摹”,而後者實質上是一種对於原作的“譯解”,甚至近乎音樂中之“演奏”。此種衍變,體現着我國繪畫發展趨於深化,同時亦隱伏着停滯不前的危機。文中略述西方繪畫中有關臨摹的情况,以作參證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