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日索赔未成原因探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盟国成立了远东委员会专门处理日本的赔偿问题．国民政府积极参加对日索赔工作。但由于盟国间在日本赔偿问题上迟迟不能达成协议,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日本利用中国不统一的局面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以及国民党出于反共考虑等因素,终使战后国民政府的对日索赔未能实现。     

战后中美关系的一页——1948年中国人民反对美国扶植日本运动

1948年4月至7月,国民党统治区爆发了一场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运动,简称反美扶日运动。这是国统区最后一次以学生为主体的大规模的全国性民众运动。运动以上海为中心,波及南京、北京、天津、青岛、福州、昆明等大中城市。参加者除学生外,还有教育界、文艺界、工商界及政界人士。本文拟对其发生发展作一较为全面的考察。一、从限制到扶植———战后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及原因　　战后美国对日政策,有一个从限制、放宽到扶植的转变过程。从1945年8月日本投降到1947年初,美国与驻日“盟总”按照《波茨坦宣言》的对日占领基本原则,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开罗会议与钓鱼岛问题探微——纪念《开罗宣言》发表70周年

开罗会议是近代以来中国首次作为世界大国参加的国际会议,标志着中国大国地位的回归。该会为战胜日本以及战后远东的国际秩序做出了安排,《开罗宣言》要求日本必须归还其窃取的中国领土,例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钓鱼岛作为台湾的附属岛屿于《马关条约》后被割让,在此自应一并归还。蒋介石曾提出中美占领、共同管理琉球的方案,但因为美国的失信而流产。战后美日却一再利用琉球的托管问题,混淆钓鱼岛与琉球问题的界限,肆意将钓鱼岛纳入琉球范围并单方面将"施政权还给"日本;近年来日本又以"购岛"等闹剧挑起钓鱼岛争端。从历史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钓鱼岛属于中国毋庸置疑,日本政府以任何形式对其侵犯都是徒劳的。     

战后初期国共两党在对日处置问题上的矛盾和斗争

战后初期国共两党在对日处置问题上的矛盾和斗争,主要表现在对日处置权与对日处置原则两个方面。中共一直坚持以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条约的精神来参与对日处置,彻底消除日本军国主义,以维护远东和亚太地区的和平。国民党一开始就独揽了中国的对日处置权。其对日处置的原则立场始终受到国民党的局部利益、美蒋关系。美日关系的制约,并最终放弃了对日处置的一切原则,从而导致了战后中国在对日处置中的失败。     

中国近代现代史图示专题

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是根据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相应改变的。当1935年日本发动华北事变，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尽管这时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还是“反蒋”．但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有了明显转变．共产党要停止内战。瓦窑堡会议后，共产党的政策又发生了重     

《开罗宣言》为何将台湾与澎湖并列?

1943年12月1日公布的《开罗宣言》中明确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一位同学在研读《开罗宣言》这一内容后向笔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澎湖列岛属于台湾,然而《开罗宣言》在表述上为什么将台湾与澎湖列岛并列起来?其实《开罗宣言》的草案上只提到战后日本应归还所霸占的台湾,而未提澎湖列岛。后来经过中方代表严谨、慎重地考虑后在修正时增补了“澎湖列岛”。这是国民党将领杨宣诚在开罗会议上为维护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所作出的一个历史性贡献。2004年10月21日《环球时报》刊登了题为《中国代表修正(开罗宣言)》一文(作者:马骏杰),披露     

战后国民党政府对日索赔问题

日本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空前惨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成了战后中国国民党政府一项重要外交活动.国民党政府对日索赔前后经历了十余年,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准备索赔阶段 国民党政府对日索赔的准备工作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开始了.为了清算日军侵华战争罪行,以待战后向日本索赔,1939年7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制定了《抗战损失调查办法》及《调查须知》,并通令各机关及地方各级政府着手调查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的损害.1943年开罗会议后,对日作战各盟国都将战后对日索赔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国民党政府成立了行政院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加紧系统调查工作.1944年3月19日,参事室外交组代表黄正铭等人参照苏联对德索赔办法,草拟了《战后对日媾和条件纲     

论抗战时期民主党派对国民党政权的认识及演变

抗战时期 ,民主党派对国民党政权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拥护、认同、中立、调和、厌弃到对立的发展过程。这种认识的演变反映了民主党派对国民党政权本质认识的不断深化 ,直接影响了中国现代史上政党关系的形成和战后中国政治的发展走向     

50年代初期的中苏关系述评

一、“一边倒”外交方针的确立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签订了《雅尔塔协定》.如所周知,这是三国背着中国达成的有损于中国权益的协定.根据《雅尔塔协定》精神,苏联于8月14日,即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天,同国民党政权签署了《苏中友好同盟条约》,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政府同意给予苏联诸多在华权益,以换取苏联对日出兵和苏联对国民党政权的支持.美国也扩大了对蒋介石集团的援助,至1946年6月30日,美国战后对蒋援助已达到7.81亿美元,约相当于第二次大战期间对蒋租借及援助总和(2.28亿美元)的3倍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方针不能不采取“中国人民爱好和平……既不反苏,也不反美”的立场     

日本民主党政权对朝政策探析

朝鲜半岛与日本一衣带水,隔海相望,天然的地缘关系决定了朝鲜半岛对日本有着亘古亘今不变的战略意义。但是,深刻的历史恩怨和现实利益的冲突,使日朝关系长期处于复杂、敏感和脆弱的状态之下。因此,"对朝政策"成为了战后日本每一届政府"亚洲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将把日朝关系置于东北亚政治框架中进行探讨,并对日本民主党政权的朝鲜政策进行梳理及分析,阐明其政策基调及风格,进而提出符合我国战略利益的政策建言。     

1938年孔祥熙和宇垣一成的秘密“和谈”

:1938年国民党政府以行政院长孔祥熙名义与日本外相宇垣一成进行的秘密“和谈” ,是为交战双方战争的最终目的服务的 ,反映了日本的政战两略侵华政策和国民党政府在抗战中的两面性。     

从国民参政会的成立看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政治态度--兼谈国民参政会的局限性

国民参政会是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产物,是国民政府创造民主气氛,进行民主抗战的体现。它的成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民政府的政治态度和抗战政策的变化,顺应了广大人民抗日的政治愿望,推动了抗战的进程。但是,由于国民政府的专制独裁统治,国民参政会成立不久便表现出了极大的局限性,原本能作为反映民意、决定国家大政方针的代表机构,却成为国民政府控制下的一个无职无权的民意咨询机关。     

抗战时期国民党敌后根据地探析

抗战前期，国民党敌后根据地风起云涌，主要原因是日军无暇顾及，国民党顺应了全民族抗战潮流的发展，国共两党的关系比较融洽，国民党对其敌后根据地苦心经营等。但其大多数根据地没能坚持到抗战胜利，这是因为国民党不具备坚强的抗战领导核心，缺乏团结全民抗战的凝聚力，军队也不能成为强有力的力量支柱，根据地政权不够稳固。     

华北事变后南京政府对日政策的转变及其原因

1935年华北事变后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 ,表现为对日态度的日趋强硬和决心抵抗。南京政府对日政策的转变不是偶然的 :日本的步步进逼、英美对日态度的变化、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以及西南统一于南京政府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 ,促使南京政府由对日妥协退让转向强硬。     

战后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学校公民教育

公民教育在战后日本越来越受到重视,并且随现代化的进展而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在战后改革时期,公民教育的重点放在民主主义价值上,其目标是培养“有为的民主社会人”;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公民教育的重点放在民族主义价值上,以培养“国家公民”为目标,强调国家意识和为国效力的精神;在成熟化社会时期,公民教育的目标定位于培养驰骋于世界的具有主体性的日本人。尽管战后日本公民教育与其现代化建设基本适应,但是改善的余地仍然很大。     

再论国民党对商会的整顿改组

国民党在推行商民运动之初,即已确立以商民协会取代商会的策略,因而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对商会进行整顿改组,并非完全是国民党为实现一党专制而制定的新策略,而是国民党成为执政党之后不断调整商民运动方略,实施由“破坏”转为“建设”这一新政策的结果。国民党从最初确立取消商会的策略,转而承认商会与商民协会并存,到最终决定取消商民协会,允许商会经过整顿改组得以继续保存,使商会免除了被解散取消的厄运,这对自商民运动开展后即一直争取合法生存权的商会而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基本达到了预期的斗争目的。     

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捐款献金收支管理与奖励办法

抗战爆发后,各地民众积极响应政府“有钱出钱”的号召,纷纷捐款献金。国民政府为统一管理和鼓励民众捐款献金,制定了相关捐款献金收支与奖励办法,这对于当时的抗战起到了较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之的分析研究,旨在揭示这种金融管理办法对当时抗战的重要意义和我们今天可借鉴的所在。     

外国大学日本分校的研究与启示

外国大学在日本开设分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在WTO背景下,这一类型的学校被归为"商业存在"形式的服务贸易.教育主权的敏感性使外国分校在日本的法律地位和学历效力一直得不到认可,引起了美国的极大不满.本文将围绕这一矛盾阐述外国大学在日本开设分校的运营状况、日本政府如何应对美方提出进一步开放高等教育市场的要求,以及日本经验对我国开展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活动的启示.     

马林来华与共产国际联孙方针的确定

中共一大以后,马林开始与中国国民党接触,与孙中山会晤并讨论了和苏俄建立联盟的可能性。通过全面的考察,马林认为中国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多阶级的联盟,孙中山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为此他向中共建议:到国民党中去开展政治活动,同时不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在马林的主导之下,中共中央杭州特别会议通过了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进一步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提议。而随后召开的中共三大通过的决议案,贯彻了马林的意见。马林提出的国共合作,被称作“斯内夫利特战略”,亦即“马林战略”。     

卢沟桥事变后英国对日政策的转变

最新的档案资料和研究成果表明,卢沟桥事变后英国的对日政策,从九一八事变后的绥靖政策,转变为一种自私自利的、被迫的援华抗日政策。英国明确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但不愿为了中国而与日本开战;英国官方不愿公开援助中国抗战,但允许通过民间方式援助中国;英国希望“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但英国对日退让的底线是“恢复到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英国的这种对日政策虽然仍然是一种妥协,而且还没有完全摆脱绥靖政策的阴影,但已经有了实质上的改变：英国并没有出卖中国来与日本妥协,实现其维护在远东利益的计划。这也就说明,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并不存在英美等国勾结共同出卖中国的“远东慕尼黑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