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被告人质证权的保障

刑事被告人质证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有权与对其不利证人当面对质的权利,其既是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也是一项宪法性权利。经历史的发展和实践的证明,质证权已逐步国际化,成为程序正义的重要内容。然而在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中存在一定的缺失与不足,如何加以改进和完善,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审判中心下的被告人质证权保障

我国刑事庭审在长期公检法线性流水作业中产生了异常的"和谐"状态,被告人的质证权形同虚设。侦查中心的诉讼构造、打击犯罪的诉讼理念以及发现真实的诉讼价值都是造成被告人质证权虚化的原因。随着正当程序、人权保障等现代法治观念的传入,中国开启了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在对我国被告人质证权运行缺陷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和程序保障,促使我国被告人质证权得以真正实现。     

论被告人质证权的保障

质证权是法律赋予刑事被告人的重要的诉讼权利之一。被告人质证权的行使过程也就是法庭对证据进行查证以便确定其是否属实的过程。切实保障被告人的质证权是直接关系到被告人辩护权的实现的重要因素。要切实保障被告人的质证权,必须做到:一、正确理解和掌握法庭调查阶段审问被告人的审理内涵。二、对于可能作为定案根据的物证,法庭必须向被告人出示,并且让他辨认。三、法庭调查必须重视贯彻言词原则。     

刑事被告人强制取证权比较研究

刑事被告人的强制取证权在英美法系国家发端、发展和完善,在大陆法系及程序转向国家和地区也受到重视。比较研究典型法治国家强制取证权的内容、范围和限制,针对其基本规律和发展趋势,就我国刑事诉讼中确立强制取证权制度加以论证。     

论刑事简易程序中被告人的权益保障

为提高刑事诉讼效率,基于程序繁简分流的原则,刑事简易程序应运而生。程序的简化,必然使被告人的权利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现行法律关于刑事简易程序被告人权益保障的规定仍存在着诸多不足,应合理界定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增加被告人享有对法院变更罪名的知悉权,赋予被告人完整意义上的选择权等等,进一步完善刑事简易程序中被告人权益保障的措施。     

论刑事简易程序中被告人的权利保障

由于刑事诉讼的目的就是在保障公正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实现效率,而我国的刑事简易程序并没有达到此目标,表现为对被告人权利保护的缺失上:被告人程序选择权的否认、辩护权保护的不完善、知悉权的缺失等问题的出现都表明了对被告人权利的漠视。在与域外有关被告人的选择权、知悉权相对比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应当给予被告人完全的程序选择权、对罪名以及证据的知悉权以及被告人辩护权被虚置和继续完善被告人辩护权的建议。     

对刑事被告人沉默权的否定性思考

沉默权的设置依据不是因为它是一种更加经济、更有效率的制度，其设立依据在于刑法人道主义、人权保障、对抗制刑事诉讼原理等等，但是实行一种无法实行的或实行代价太大的制度也并不意味着公平、正义。探讨沉默权问题应当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一项诉讼制度的设立既要解决价值取向问题，又要解决具体的技术问题，既不能太超前以至于脱离实践，又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太远以至于成为“空中楼阁”；既要充分重视保护人权，也要适当考虑打击犯罪维护法律秩序的需要，从而实现利益与价值的平衡。     

宪政视野中的刑事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权研究

宪政意义上的刑事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权系指作为程序基本权的刑事被告人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其重要性在于在刑事诉讼领域限制国家权力的滥用和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根据宪政的精神,应当明确申明刑事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权作为刑事被告人宪法权利的价值定位,并保证在刑事诉讼的关键阶段刑事被告人均能获得有效的法律帮助。     

数字时代被告人质证权的实现困境及出路——以大数据证据为视角

数字时代,司法程序越来越“智慧化”,大数据证据的运用也越来越广泛,但这种嬗变给审判场域被告人质证权的行使带来了许多障碍。一方面,对于大数据证据所属证据种类尚存争议,加之被追诉方获取数据渠道的闭塞性和分析数据能力的有限性造成了数字时代新的“控辩鸿沟”,甚至出现了“数据倾倒”,无法实现控辩平等武装。另一方面,法官过度信任大数据证据,对该类证据并不进行充分实质的质证,有违“以审判为中心”的要求。这就需要突破法定证据种类的藩篱,明确大数据证据作为独立的新证据种类的地位并适用补强证据规则,赋予被追诉方数据访问权,强制大数据证据收集方出庭接受质证并允许被追诉方聘请专家对大数据证据发表意见,从而实现对大数据证据的质证。     

刑事被告人举证责任范围

明确刑事被告人举证责任范围，是由举证责任性质以及控辩角色差异决定的，是实现控辩对抗、防止司法机关转嫁举证责任的必然要求。明确被告人举证责任范围，应当遵循保障人权与惩罚犯罪并重的原则，从立法上规定被告人只对有利于自己的主张负举证责任。被告人的举证责任分为自由举证责任和强制举证责任，前者以保障人权为主要价值取向，后者体现人权保障与惩罚犯罪的统一。为保障刑事被告人实现其举证责任，还需要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充实辩护律师的权利     

试述南京政府时期刑事辩护制度之变革

刑事辩护制度是中国近代刑事诉讼法典化过程中的重要内容,这一制度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又经历了从指定辩护人到公设辩护人的变革,但这一制度设计仍然存在缺陷,并且受到经费不足的困扰,未能实现预期效果。     

论我国刑法诉讼与沉默权的合理冲突及立法借鉴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立法与国外沉默权规则存在一定冲突，这是根据具体国情适当选择的结果，但我国应借鉴沉默权规则的有益经验进一步加强立法，以完善刑诉制度。     

论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的适用与完善

债权人撤销权制度是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我国立法上的简略和相关制度的阙如,致使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定的"瓶颈".为此,我们应对<合同法>第74条进行扩张解释,正确认定撤销之诉的被告,合理分配撤销权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并完善撤销权的行使范围等相关规定.     

论当下中国刑事辩护律师之现实窘境及其改革

本文通过对辩护律师与现代刑事诉讼关系的分析 ,突出了辩护律师在现代刑事诉讼中的重要作用。然后对我国辩护律师的现实窘境及其成因进行了分析并对其改革提出了一番设想。     

论我国的刑事自诉制度——以自诉权与公诉权之间的关系为视角

我国在刑事诉讼制度上实行以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的原则。自诉制度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司法实践中，刑事自诉制度在运作中的问题目渐凸现，亟需研究解决。     

论美国刑法中的堕胎罪

在美国,堕胎罪是一项颇受争议的罪名。从某种意义上讲,有关堕胎罪的讨论更多地涉及政治上的因素。本文就堕胎罪在美国的产生与确立、有关堕胎罪的争议以及关于堕胎罪的典型判例等相关问题做初步的介绍与评述。     

论犯罪动机

犯罪机动是刺激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内心冲动或内心起因，犯罪人的需要是犯罪动机产生的基础或前提，犯罪动机是犯罪人需要的意识化，犯罪目的与犯罪动机有着密切的联系，也有着明显的区别。     

论刑事诉讼中控辨职能的平衡

在具有中国特色的控辩审三方分工负责，法官居中裁判，控辩双方相衡对搞的控辩式庭审方式中，如何保持控辩双方职能的平衡，以实现司法公正，这是规范庭审活动，改革庭审方式所应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在控辩平衡规定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办法。     

刍议环境权的创设

环境权是一项新兴的、正处于发展中的重要权利,其产生具有深刻的背景和动因。从法律上创设环境权,一方面适应了现实社会的普遍需求;另一方面解决了环境利益与传统权利体系难以协调的矛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现有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环境权的主体、客体和内容应作合理界定。从法律上创设环境权的基本途径是环境权的宪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