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中止翻译《几何原本》再析

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只完成了前六卷,之所以如此,有人认为是利玛窦不懂立体几何,无法进行后面的翻译工作。此观点通过分析利玛窦当年在罗马学院的学习经历,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利玛窦和徐光启之所以没有继续后面的工作,实属无奈。     

译者的适应与选择:利玛窦翻译活动研究

以韶州时期利玛窦的翻译活动为研究个案,挖掘作为译者的利玛窦在翻译过程中需要适应的因素及其对翻译标准、策略和文本的恰当选择,揭示利玛窦翻译的过程是以译者为中心的适应和选择的过程。     

利玛窦、章潢、熊明遇与南昌地区的西学东渐

南昌地区是明末清初西学东渐较早、成效较好的地区之一,这与利玛窦、章潢、熊明遇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利玛窦在南昌三年,最早将西方文化传入南昌,开阔了南昌人的视野,也使西学开始在南昌等地传播开来。章潢是南昌籍人士中,直接与利玛窦交往,受到利玛窦的影响,接受并传播西学的第一人。他在《图书编》一书中为利玛窦介绍过来的西方地理学作宣传。而熊明遇则是在外省受到爱好西学的其他传教士和士大夫的影响,而成为西学的启蒙者,并对南昌地区的西学东渐产生影响的人。他的代表作《格致草》就是一部介绍西方格致之学的著作。     

略论利玛窦在南昌的传教活动

传教士利玛窦被驱逐出南京后，在江西南昌开辟传教事业。利玛窦在南昌结交地方官绅，与皇族成员建安王论友，修订《天主实义》，在南昌建立稳固传教基地。利玛窦的活动有助于基督教事业在南昌的发展，明朝皇帝最终允许他进入北京，利玛窦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人物。     

利玛窦两次易服及其内在的文化意义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开启了东西方文化交流对话的新时代。其中,利玛窦的易服,一直被视为耶稣会士中国传教史中的重要事件。利玛窦易服至少发生了两次,第一次是由修道服改穿僧服,第二次是由僧服改穿儒服。在易服问题上利玛窦并非首创,在日本和印度早有先例,也就是说在社会情境颇为类似的整个远东,耶稣会的易服行为具有很大的普遍性。耶稣会内部在易服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曾引起过许多激烈的争论,直至利玛窦死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一问题仍悬而未决。利玛窦两次易服的文化意义是一致的,本质上都在于自我调整。     

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传播

利玛窦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使者,既传播了西方文化,也向欧洲介绍了中国文化。端州时期,奠定基础;南方活动,扩大影响;觐见皇帝,进贡方物;北京十年,大展才华。利玛窦与徐光启、李之藻关系密切。     

利玛窦眼中的中国人陋病

2010年是利玛窦逝世400周年,中华书局适时推出了《利玛窦中国札记》的精装本。1615年,继《马可·波罗游记》以后,由金尼阁整理的该书一经出版,再次轰动欧洲,让西方重窥天朝大国的一抹斜阳。学界多从东西文化交流的视角,强调利玛窦对欧洲文明东渐与中华文明西传的独特贡献,     

利玛窦对儒家本原思想之批判及其矛盾——以《天主实义》为例

利玛窦以其敏锐的眼光,看到了儒家思想中作为本原的“太极”或“气”的局限性。在此基础上,他论证了“天主”的超越性和真原性。得出这一结论时,利玛窦主要使用和发挥了亚里士多德的实体理论与基督教的创世观念。但是亚里士多德实体理论存在唯物唯心之间的矛盾,而创世观念也存在矛盾,这使利玛窦在批判儒家本原思想时也陷入了矛盾。     

利玛窦与《几何原本》的翻译

利玛窦在华传教期间,一直非常重视翻译《几何原本》的工作。1606—1607年,利玛窦与徐光启合作将《几何原本》译成中文。虽然作为一名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只是把介绍西方文明作为弘扬基督教的手段,《几何原本》也仅译出前六卷,但对中国近代科学以及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科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析利玛窦对理学的批判及其影响

利玛窦在其神学代表作《天主实义》中全面表达了他对理学的看法,它是来华传教士中第一本批判理学的书籍。基于终极信仰不同,书中提出两项批判主题:(一)太极不能为万物之原。(二)天地万物不可为一体。利玛窦的观点对在华耶稣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他们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与发展了利玛窦的观点,由此加剧了与中国士大夫冲突。第二:将理学传入欧洲,无意中为正发生的欧洲“启蒙运动”提供了充满理性精神的材料。利玛窦与耶稣会士批判理学的客观意义超越了宗教范畴。     

晚明士大夫与“天学”传播

明清之际,以天主教及西方科学技术为核心内容的“天学”在中国的广为传播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其中士大夫的积极推动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了便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利玛窦对天主教进行了儒学化的包装,这为士大夫最终接纳“天学”扫清了障碍。急于挽救晚明危局的士大夫视“天学”为济世良方,对“天学”的传播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们的积极推动成为“天学”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动力,对“天学”的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明清易代以后,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士大夫阶层对“天学”的热情逐渐消退,“天学”在社会上的影响亦日渐式微。     

利玛窦的中国观——以《利玛窦中国札记》为中心的考察

利玛窦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对明朝末年中国的物质、制度和精神层面的文化进行了较为真实客观的记述和评价,认为当时的中国人具有和平知足、尊师敬老、愚昧虚骄、封闭多疑等特点。他的独到见解和真知灼见对于当今的中西文化交流,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塑造良好的国家民族形象都具有积极的启发、借鉴意义。     

利玛窦在孝嗣关系问题上的“是孔非孟”策略

“是孔非孟”是晚明来华耶稣会士适应政策在孝伦理观上的一个典型体现。由于孟子重民轻君思想与明初统治加强中央集权控制的意图不相合拍,孟子学说曾一度到排挤,利玛窦能充分利用这一政治形势,由此可见他的精明。然而在晚明儒林中,孔孟一体已成不可逆转之大势;在世俗社会中,生嗣传后作为事祭行孝之基本前提,早就深入人心,故利氏此策略受强烈攻剿亦在情理当中。     

徐光启的数学哲学思想——纪念《几何原本》中译400周年

徐光启是我国明代的数学家、科学家,他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6卷,又撰写了《勾股义》等数学著作。他的数学哲学思想主要是:推崇逻辑演绎方法;"会通"中西数学;重视数学的应用;分析元朝中期以来数学停滞的原因。     

明代福建与西方文献交流活动考察

福建一直都是中外交流的重要前沿阵地,但直到明朝时期,福建与西方之间才开始出现文献交流活动。尽管马丁·德·拉达最早促动了福建文献的西传之旅,而利玛窦也据朱熹所编《四书集注》完成了一种《四书》拉丁文译本,但西学中传才是福建与西方文献交流活动中的主流,而西方来华传教士则是这一活动的主力军。其中,艾儒略所译《圣梦歌》为目前所知的第一首汉译英诗,而阳玛诺、利安当等人也对福建与西方文献交流活动有所贡献。与此同时,福建本土士人也开始走上了中西文献交流的历史舞台。其中,张赓既是金尼阁翻译《况义》时的笔录润饰者,也是艾儒略所译《圣梦歌》最早的刊印者,为西方文献中传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传统叙事视角下的历史记忆——解读明代小说戏曲中的“倭寇”

明代涉及倭寇描写的小说、戏曲作品约16部,大多产生于晚明时期。在传统叙事视角下,倭寇形象有的是作为过场式的"异族侵略者"而被轻易击败,显得简单而粗糙;有的则是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刻画,并考虑到当时倭寇成分的复杂性,对其中的中国人首领予以了相对客观的塑造与评述,甚至不乏同情的笔调。倭寇中的日本人形象缺乏足够生动的细节展示则是这些作品共同的缺陷。明代小说、戏曲里的倭寇描写不仅为明清文学人物画廊中增添了一组新的人物类型,而且以通俗文学的样式忠实记录了倭寇肆虐的情形,反映出晚明以后中国人对日本整体认知的恶化。     

从利玛窦、徐光启看明末西方文化在中国之命运

在西方文化近代化转型即将完成时期,中国也从明末开始,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文化,其先行者就是利马窦和徐光启。但是,在封建社会的末世,来自体系本身的巨大排拒力和阶级、时代的局限,终至明末主动、平等地吸收西方文化的积极行为如昙花一现,很快结束了。     

利玛窦在北京的主要活动及其影响

利玛窦作为首先进入明朝首都的西方传教士,通过获得在北京的居留权、与明朝政府官员广泛交游、中文著译和西文记述、传播天主教等活动,帮助天主教在中国取得了合法地位,推动了天主教在中国内地的传播,并使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向纵深发展。     

现代汉语语辞探源

很多辞书标明为现代汉语中才出现的词语或者义项,即现代汉语新词和新义,其实早在近代汉语文献中就产生了.在金、元、明三朝的史料笔记中,就存在不少被大型辞书认为是现代汉语才产生的所谓新词和新义.     

利玛窦与西学东渐平议

利码窦，明清之际来华的一位耶稣会传教士。他在华期间改变以往传教士的传教策略，利用西学作为效门砖，客观上对西学东浙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评价这一问题时，既要把西学东浙与殖民掠夺下的“化侵略”区分开来，又要看到利氏的保守性和所传西学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