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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邮政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和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等方面大力支持下,由高邮市政府筹建的中国集邮家博物馆,于2017年10月28日第八届中国邮文化节举办之际正式开馆。中国集邮家博物馆的创建,不仅在中国是首创,而且开了世界集邮史和博物馆建设史的先河,成为中国集邮文化设施建设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作为高邮市大力发展邮文化的拥趸者,我参与和见证了中国集邮家博物馆的创建过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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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中国最早的极限片,人们往往把目光放到印有天坛图案的《宣统登基》纪念邮票上。我没有做过统计,但至少也见过两三张,第一次是1990年在北京举办的“海峡两岸集邮家首届集邮展览”上,从台湾集邮家蔡诗滨先生的《宣统》邮集中见到,当时非常惊讶,竞有这种极限片存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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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花古封”这个名字是已故台湾集邮家黄建斌提出来的。在1964年12月台北出版的《中国邮刊》第10期上,他发表了一篇题为“绿园红花古封实录”的文章。“绿园”是指他的藏品,并刻有一个“绿园”二字的收藏印。何谓“红花古封”?我理解应该是只贴有红印花暂作邮票的实寄封。台湾集邮家和外国集邮家在所著文中所谈的“红花古封”,其中有不少并不是真正的“红花古封”。他们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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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煦良(1896-1984)中国集邮家、翻译家、教授。1955年向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后转到北京)捐献外文邮刊2500册。其中包括英国皇家集邮学会早期会刊《伦敦集邮家》300余册,著名的《大英集邮》杂志200余册,这批邮刊中许多是其父、号称“中国邮王”周今觉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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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邮票中被公认最珍贵的是“红印花”加盖小字当1元,在20世纪40年代时统计,存于集邮家手中的仅20枚左右,目前已发现者增至31枚。因其是著名的珍品,居于华邮前四宝之首,一般集邮家难以获得,只能在大型邮展或重要拍卖会上得瞻风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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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伯(Herrn Arnold Keppel)也有人译为浦尔,他是一位居住在德国西北部汉堡地方的集邮家。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他热衷于收集从中国寄给他的实寄封,与莫斯(J.Maus)先生是同一个时期的德国集邮家。从现存为数很少的几个"凯伯封"来看,他曾经来过中国,至少到过广州,这是与莫斯封的收信人不同之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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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原明窗先生1924年生于日本奈川县,是日本著名集邮家。1993年病逝。他生前曾担任日本邮趣协会理事长,长期致力于收集研究中国邮票,积极推进中日友好交往,与我国多位集邮家之间具有深厚情谊,是我国集邮界所熟悉和尊敬的一位老朋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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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数众多的中国早期实寄封里,只有大龙邮票实寄封,有台北集邮家黄建斌(1920-1997)著的《大龙信封存世考》。最近旅法华人集邮家留伯仙又出版了《红印花加盖古封录》一书,其余多种古封,尚未见有专著问世。中国早期实寄封,顾名思义就是中国邮票发行初期的实寄封。“初期”到底有多长,未见法定的规定。“初期实寄封”,若简称“中国古封”,也无不可。国内外集邮界对这个“古”字,并未有统一的界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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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8日,适逢"灵璧石—庆云峰"退思园双联普通邮资明信片在同里古镇首发,我特意将珍藏的多枚1995年吴江邮电局发行的退思园明信片贴上邮票,盖上了两枚活动当天的纪念邮戳。细细欣赏之下,忽然感觉只在明信片上贴上邮票、盖上纪念邮戳,对于展现世界文化遗产风光的明信片而言,似乎还缺少了些什么东西。想着想着,我猛然想到,来过同里退思园的集邮家不计其数,何不请其中的一位集邮家给我签名呢!于是,我第一个想到了与我有交往的老集邮家唐无忌先生。那是1983年10月,当时还没有实行"双休日",应该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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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十六届亚洲国际邮展上,中国邮票博物馆展出了30个框精心制作的展品。同时还设专柜展示了珍贵文物《大清国邮政邮票设计图稿册》的内页一件,此件文物的展出定会引起了诸多资深集邮家们的青睐。《大清国邮政邮票设计图稿册》是邮票博物馆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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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集邮家聊天不但可以学到许多知识,而且也是一种享受。由于工作性质所定,我经常与一些老集邮家打交道,这里包括已经故去和健在的。沈曾华先生是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集邮家之一,一方面他的邮集是我国目前在世界邮展中获奖最高的,其次,作为一名很早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没有一点儿“官气”,平易近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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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第三届东亚集邮展览于5月19-21日在珠海举行,上海集邮家李曙光的邮政历史类展品《中国清代欠资》以93分获金奖。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