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金发诗作"纯诗"品格

在中国早期象征派诗人中,李金发的创作成就是比较突出的.李金发深受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和理论的影响,他的诗作表现出强烈的"纯诗"品格.具体表现为语言形式的沟通古今中西,打破日常语言后的"新奇怪丽";思想情感上重视抽象思维和理性以及整体的象征.这种"纯诗"品格既表达了诗人对于纯粹艺术的追求,造就了不同寻常的艺术效果,同时也是招致诟病的重要原因.     

论梁宗岱的"纯诗"理论

梁宗岱的纯诗理论在中国现代诗歌理论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不但与其生平有关,同时,也与其个人的创作密切相关。本文从三个主要方面论述梁宗岱的"纯诗"理论,并关注外部时代环境对这种"纯诗"理论的影响,而这样的目的就在于阐明其理论的丰富性和本土化色彩。     

穆木天“纯诗”理论述评

穆木天作为中国象征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穆木天的"纯诗"理论崇尚纯粹的诗歌,主张将诗的"统一性"和"持续性"相结合,认为"诗是要有大的暗示能",注重诗的音乐性,强调作诗之道须用"诗的思维术",对后来中国新诗界"纯诗"理论的发展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李金发的象征诗及其文学史意义

李金发受西方象征派诗歌的影响创作的象征诗，扩大了中国新诗的艺术表现领域，为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无疑是推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潮流在中国传播最力的诗人之一。对他的诗歌理论及创作，放在文学史的长河中去观照，既可使我们避免重犯过去的错误，也可对其价值给予充分的肯定。     

试论“纯诗”理论与“国民文学”的深层悖论

20世纪20年代中期“纯诗”理论的提倡者们如穆木天、王独清都曾试图指出他们的“纯诗”主张与自“五四”以来的“国民文学”理念并无矛盾。他们的这种辩解固然具有一定理论上的合理性,也反映了他们跻身“新文学”主流、获得“合法性”的强烈愿望,但是,“纯诗”与“国民文学”在语言取向、审美取向、价值取向等诸方面都具有难以规避的深层张力与深层悖论。     

中韩象征主义诗人李金发和黄锡禹中期诗比较

李金发和黄锡禹是中韩象征主义代表性诗人,按时间分为初期、中期与后期比较。本文从中期比较两位诗人的诗作品。     

“坎曼尔诗签”之争述评——兼论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

＂坎曼尔诗签＂之争是上世纪有名的学术公案。论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诗签＂产生的年代、出土的地点和作者三个方面。从用字用词和字体看,＂诗签＂不可能产生于唐代;从出土文物记录、米兰出土文书历史和米兰城市历史看,＂诗签＂不可能出土于米兰;从伊斯兰教传入新疆的历史和维吾尔族到达南疆的时间看,作者名为＂坎曼尔＂可疑。故＂诗签＂极有可能是伪作。透过论争,不难发现其中所隐含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问题。知识分子自然要在人类知识的传承上继往开来,但更重要的还是在精神品格上的担当。     

“纯诗”的可能性及困境——金克木的现代诗学观

在诗学主张上,金克木坚持"纯诗"的诗歌理念,主要表现在对诗的本质、诗的形式、诗的思维等方面的纯诗化追求,注重诗歌内在的精纯品质,这些理论探索对"纯诗"的中国化移植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同时,面对抗战爆发后所带来时代浪潮的巨变,金克木也表现出向现实性、大众化诗学靠拢的趋向,折射出中国"纯诗"发展的现实局限与困境。     

论“纯诗化写作“与中国新诗

尽管“纯诗”作为一种诗歌理想一直是诗人所难以企及的,而且,由于文化传统、中外文化的差异,“纯诗”理论在进入中国之后就势必要发生一定的变化。但是,必须承认的是,现代诗人对“纯诗化写作”的追求还是为中国新诗艺术的不断精进与提升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而,梳理“纯诗化写作”在中国的介入、生成、本土化以及其显隐的发展过程,不但可以揭示20世纪中国新诗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同时,也肯定会为反思新诗的历史以及新诗的未来发展提供一定的依据。     

雾中花呈花之韵——与徐志摩对读中重识李金发的诗观诗艺

以同时代诗人李金发、徐志摩的创作道路为立论起点 ,依诗旨选择和诗艺主张两方面的比较 ,辨明他们所受西洋诗影响和对社会人生的不同取向及对待中国诗歌传统的不同方式 ,进而从想象暗示、音乐性、语言等角度揭示他们诗歌创作的异同与得失 ,以重新认识李金发及他所开创的象征诗派的诗观诗艺价值     

论艾青诗歌的“善”之品格

艾青诗歌之"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诚实之"善"、奉献之"善"和正直之"善"。"善"是艾青孜孜以求的诗歌的理想境界。艾青带给人们的不仅是激情和斗志,也留给了世人思考和想象的空间。经典的艺术作品之所以经得住时间的淘洗,就在于它"一颗善心为人民"的永恒意义。在物质匮乏的时代,精神的富足让人不至于丧失希望;在物质丰富的年代,精神的力量让人永远满怀信心地创造美好生活。     

论苏诗散文化意象对纯诗意象的变革

中国诗史大体经历了前古典——古典——近代三大时期，诗歌表达方式也大体经历了赋比兴一纯诗意象——散文化意象三大历程。苏轼诗歌的意象，由王维诗代表的唐诗纯诗意象而变异为内心展延的散文化意象，从诗歌意象变革的一个侧面，标志了近代诗歌的发端。苏轼诗歌散文化的意象特征，主要表现在：由外物的依托而为侧重内心的倾诉，变含蓄蕴藉的山水意象而为接近口语的日常生活意象，变描写句式而为叙说句式，变对仗性结构而为函纳对仗因素的线型结构。     

中国化“纯诗”：一次艰难的文化之旅

“纯诗”是“性灵”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它追求“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美不言”的至高审美境界,纯粹美的艺术理想。20世纪中国诗歌在法国象征主义“纯诗”那里找回了自己民族纯艺术传统的文化记忆,目的却多在寻找合乎现代性要求的、新诗形式建构的多种可能。中国化“纯诗”的时代命运表明,新诗回归文学本体之路,是20世纪中国诗歌一次颇为艰难的文化之旅。     

瓦雷里的纯诗理论

瓦雷里是西方著名的象征主义诗人，他的纯诗理论由纯诗观念、纯诗理论的合法性以及迈向纯诗理想的途径三个向度构建而成。他认为纯诗是无法达到的类型，只是作为诗人的理想而存在，诗人的创作就是向纯诗理想迈进的过程。     

唐五代“诗窖”王仁裕诗集及诗作考评

王仁裕(880—956),唐五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时有"诗窖"美誉。他的诗歌创作,今可考者主要包括各类史籍记载的诗集《西江集》等5种,有《全唐诗》存1卷15首(句)和散见于别集的少量诗作、句和引谚等,然截至目前总数不足20首。通观其诗集(包括诗文集),均已在他亡故后的一段时间里散佚,无完整诗集收入类书或见于别集,今据史料记载可考知其概况。从王仁裕现存诗歌,可以窥知其艺术风貌和思想内容,甚至一些作品可以作为考证作者生平事迹的主要内证材料。     

晚唐五代“诗格“部分引诗作者补辨

流传至今的晚五代“诗格”作,在体例上,常前立某一格法,手即征引诗句作为例证,共所引诗句又常不标明作或出处。本据《全唐诗》及其他古籍,考出《风骚旨格》、《流类手鉴、》《雅道机要》、《诗中旨格》、《诗要格律》、《诗格》、《诗评》等“诗格”中六十余则引诗的作,皆为前人所未注出,补了《全唐五代诗格校考》等书之遗。     

于赓虞：中国“纯诗”的先锋诗人

于赓虞是20世纪20年代天津“绿波社”的诗人,1923年开始与同人合出新诗集。他的诗多写绝望的,厌世的,烦乱的,病废的情感。在中国新诗发展的较早时期,诗人们还忙于用白话寻找“诗”的时候,于赓虞已率先去诗中寻找生命的感觉,用诗描画生命各样的色泽,在诗中聆听灵魂的声音。他所坚守的“为诗而诗”的艺术观,使他的诗在20世纪20年代就进入了纯粹的诗歌世界,他也因此成为中国“纯诗”的先锋诗人。     

诗观与写作的悖离——穆木天的“纯诗”理论与写作实践

在穆木天的文学生涯中,有两次大的转向,一次是在日本期间由浪漫主义到象征主义的转向,其诗歌作品是写于1925年的《旅心》,其理论作品是写于1926年的《谭诗》这篇长文。前者表达的是模糊诗观,后者则是明确诗观。《谭诗》中表达的明确诗观主要涉及三个层面:诗歌的本质,诗歌写作的基本理念与诗歌写作的基本技术。而其核心的概念即是他主张的"纯粹诗歌"("纯诗")。但在实际上,穆木天的诗作只动用了他诗学主张的第三方面,即他自己提倡的诗歌写作的基本技术,在他的诗作与诗观之间,存在着很大程度的悖离。     

莫友芝纪乱诗的诗史品格探赜

莫友芝是清道咸年间贵州的诗文大家,他的纪乱诗反映了社会动乱、人民丧亡的社会现实,具有“诗史”品格。莫友芝纪乱诗的“诗史”品格具体表现为诗注互补、诗史互证、忧国忧民和实录时事四方面。莫友芝的“诗史”思想与其人生境遇、师法杜甫以及自身谨于治史精神息息相关,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把握莫友芝的纪乱诗的“诗史”品格,一方面可以对莫友芝诗歌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有更全面的了解,可以借此以深化对宋诗派诗歌理论的认识;另一方面,对了解贵州历史细节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有感》:李金发是如何成为“诗怪”的?

李金发的代表作《有感》经过全面仔细的研究,完全可以得到合情合理的解释。与胡适的自然诗学话语不同,李金发创造的是一个独立自足的文本世界,他的出现使"白话新诗"真正提升为"现代新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