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书业中心变迁论略

书业中心是图书买卖、流通、聚散之所,也是地理上一个区域性的图书交易中心。清代前期全国性的书业中心主要有北京、苏州、杭州、扬州、四堡、江西浒湾等;清代后期崛起的全国性的书业中心是上海、广州、成都等及地区性的省会城市。这可从清代前后期的书业中心分布示意图加以简单对比,见图1:清代前期书业中心分布示意图及图2:清代后期书业中心分布示意图。     

中国书业的新途径——一九四五年

全国书业经过八年的战祸,无一不受到巨大的创伤。胜利以后,亟待复兴。但所谓复兴者,不只是恢复原状而已,要照原状有所改进才对。笔者厕身书业,敢就本业发抒私见,供同业先进与全国关心文化事业之业外人士采择。 书业以传达文化、供给精神食粮为职志。书店之业务可分为二部:一是将有价值的著述印制成为书籍,这叫做出版;二是将所印制成的书籍流通开去,供人阅读,这叫做发行。就出版方面说,著述可收外稿,原不必一一由书店自己编辑。但一书店有一书店的目标,为便利计,皆设有编辑所。排印书籍     

清代苏州的刻书业与地方官

本文简要回顾了苏州刻书业的发展历史,并结合清代学术活动对苏州刻书业的影响,以此来说明苏州地方官精刻古书的功绩。     

清代北方家族商业出版探究——以山东聊城叶氏家族为中心

清代北方商业出版开始兴起并达到繁盛,其中山东聊城叶氏家族祖孙三代积极参与坊刻举业书的编纂引人注目。叶氏一族从叶葆自行编刻,到其子叶锡麟、其孙叶祺昌与"聊城四大书庄"之一的书业德密切合作,祖孙三代的商业出版活动,贯穿清代乾隆至光绪,内容上集中于试帖诗、律赋作法的讲解,及墨卷选集,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们服务,针对性极强。聊城叶氏一族成为北方坊刻业中家族参与商业出版的重要典型,充分体现了清代山东坊刻业的繁荣与兴盛。聊城叶氏的商业出版活动,对深入了解和研究清代北方坊刻业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谱写“图书之府”新篇章——福建出版纵横谈

在中国古代出版史上,福建曾有“图书之府”的美誉。自五代至清初,福建刻书业那用简朴的方法刻印的书籍流传全国,远播海外,大有建本图书独霸天下之势。然而,其后数百年间,由于战乱等原因,福建刻书业衰落了。     

清代名医徐灵胎考

乾隆三十六年(1771)十一月初四日江苏布政使萨载(?-1786)向皇帝汇报寻访吴江名医徐灵胎(1693-1771)经过的奏折引起笔者的好奇.徐灵胎何许人?他生前两度奉旨入京,死后清代诗人、散文家袁枚为其立传,苏州状元彭启丰为其撰写墓志铭,《清史稿》有其介绍,想来徐灵胎必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吧.     

上海市书业公会点滴

19世纪中叶,现代印刷术传至上海,上海于1861年创刊了第一家铅字排版印刷的中文版纸《上海新报》。1872年《申报》、1883年《新闻报》相继在上海创刊。与此同时,书籍出版也一改以往的木刻雕版印刷而引进了铅字排版印刷的新技术。自清同光年间始,上海的书籍出版销售业务已有一大发展,并形成了相当的规模。为适应这一形势,使同业有一联系的机构,在清光绪中叶,由扫叶山房经理朱槐庐等发起成立了上海书业公所,实为上海书业出版销售的一松散型行业组织,这是上海市有书业行业组织之始。所址设在上海老北门,取堂名崇德。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最新研究成果——《中国民营书业发展研究报告》推出

12月4日上午,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民营书业暨国际书业科研成果新闻发布会在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召开。会上,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郝振省介绍了《中国民营书业发展研究报告》的有关情况。会议由科研所所长助理魏玉山主持,相关研究人员和中国书籍出版社的负责同志,以及民营书     

英国将建录音书籍数据库

英国惠特克书目服务公司将于今年上半年建立录音书籍数据库。该数据库除了收录全英在版的录 音书籍外还收录教育内容的磁带。该数据库建成之后将有助于书业研究机构和出版商了解此类书籍的出版状况以便制订相应的出版计划。     

浙江图书馆刻书述略

浙江图书馆从它的前身浙江藏书楼算起,已有八十年历史了。中国古代藏书与刻书单位往往合而为一,浙江图书馆继承了这样的传统。它在1909年成立之初,就将浙江官书局并入。浙江官书局成立于同治五年(1865年),当时与苏州、扬州、武昌、南京并称五大书局,因此浙江图书馆除了藏书以外,又增加了刻书与出版的业务。浙江图书馆的刻书业务,从1909年至1929年大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只有木刻业务。出版的书籍从     

档案里的《书底挂号》

《书底挂号》是上海书业公所1906年春成立后,根据同年制定的书业公所章程,各书局将各自的书底“报明公所登册”而形成的类似今日版权登记之类的簿册。根据上海市档案馆现存书业公所《书底挂号》,有57家书局在书业公所登记了自己的书底。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出版市场的一些情况。下表根据《书底挂号》中各书局登记的书目略加分类而编制:新旧学书籍数量对比一览表(见右表)将其汇总,大致有如下表:不难看出,当时出版物中传统书籍占了绝大部分。它们中有经学史学书籍,如纬文阁的《十三经注疏》、《朱子近思录》,广明书局的《四五经新义》等;也…     

2006年度中国民营书业发展简况

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编撰、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的《2006～2007中国出版业发展报告》中．本刊原编辑部主任，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鲍红负责撰写了《民营书业发展专题报告》，对2006～2007年民营书业发展做了比较全面的梳理和总结，现本刊予以摘编发表。[编者按]     

精心组织 整合资源 加快步伐——吉林省档案馆抢救和保护国家重点档案侧记

吉林省档案馆保存清代以来档案资料80余万卷。其中有清代、民国、伪满等时期具有全国意义的重点档案。这些档案比较翔实地记载了自1754年（清朝乾隆十九年）以来吉林省地方历代政权机构的成立发展及其政务活动。清代档案内容涉及清王朝的边疆治理、经济贸易、军事防务、行政区划、民官设治、移民实边，以及对外交涉等方面的情况，     

清代乾隆时期之禁书研究

禁毁图书,古已有之,尤从清代为盛。清代禁书活动在乾隆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时期禁书活动与其它历史时期禁书活动所不同的是,清高宗以编纂《四库全书》为名,在征集典籍的幌子下对我国古代文化典籍进行了一场彻底的清洗。本文就乾隆时期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禁毁书籍的政治目的,禁书的内容及评价,禁书目录的刊印作一分析。     

盛京通志纂修考

东北三省地方通志,历代修纂不多。元代的《辽阳图志》早已亡佚。明代仅有嘉靖刊本《辽东志》和《全辽志》。清代统治全国二百六十八年,东北地区性通志,成书亦不多,康乾之际,出于纂修《大清一统志》的需要,才先后修成《盛京通志》数种。以后,直到清末,也不见纂修。这仅有的几种通志,三百年来除乾隆元年刻本于咸丰二年补刻,乾隆一百     

赣版古籍金溪刻书初考

金溪浒湾书铺街是清代中后期江西雕版印书业的一个中心,初步探讨和考察了集中在此的六十多家印书作坊和书铺的情况.     

寿康宫主人考

寿康宫始建于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二月,竣工于乾隆元年(1736年)十月,是乾隆皇帝即位后专门为其生母崇庆皇太后建造的颐养之所。从乾隆元年十一月住进寿康宫,直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正月辞世,崇庆皇太后一共在这里度过了42年。继崇庆皇太后之后,寿康宫先后有6位主人,依次是乾隆帝的婉妃陈氏、颖妃巴林氏,嘉庆帝的孝和睿皇后钮祜禄氏,道光帝的孝静成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同治帝的敦宜皇贵妃富察氏、敬懿皇贵妃赫舍里氏。寿康宫作为清代重要的皇太后宫,见证了乾隆盛世直至清末内忧外患的局面。在这座院落里,既有体现皇太后母仪天下的各类隆重仪典,也有体现笃信藏传佛教而礼佛写经的日常,更有体现太后与皇帝母子关系的闲叙家事国事、同喜同忧的亲情。     

《花镜》作者陈淏子考

《花镜》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园艺专著,原书六卷。它自问世以来,流传很广,版本颇多,书名也累有更改,如有《秘传花镜》、《园林花镜》、《百花栽培秘诀》、《绘图园林花镜》、《群芳花镜》等名。今最早的版本是康熙二十七年(1688)的善成堂本和金阊书业堂本。乾隆四十八年有藻文堂刊本,同治四年亦有刊本。民国     

“出版”考

一、出版与印刷是密不可分的。中国发明印刷术起源于何时,从汉到北宋有七种不同的说法,经张秀民考证:“中国雕版印刷术大概起源于7世纪初年左右,8世纪市场上出现了印纸,9世纪不但文献记载更多,敦煌发现的实物也不少,成都并已成为全国刻书业的中心了”(《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2月版)。这里所说的出版,指雕板印刷的印本书,而不是手工抄写在纸上的钞本书。现存世界最古的中国印本书是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王玠印造的《金刚经》和唐乾符四年(公元877年)“剑南成都府樊堂家刻”印本历书。     

清代抄书考

清代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尽管新的印刷技术即将取代雕版印刷,图书的制作手段更加先进。然而,人工抄写,作为一种原始的图书制作方式,仍在发挥自己的作用,无论官方或民间、抄书之例仍然屡见不鲜。清代官方抄书以《四库全书》为巨。《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全书收书3503种,共79,337卷。卷数之多,相当于《永乐大典》的三倍半。乾隆三十七年(17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