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琅玡两王氏在北朝的殊途

太原王氏与琅玡王氏均是中古时期著名的大族,在北魏中叶,两个家族先后都有支系流寓于北方。但相同的境遇,却没有相同的归宿。太原王氏北归支在南方主支覆灭的情况下,最终跻身于山东士族顶级门户,而琅玡王氏北归支则在短暂辉煌后,迅速归于寂寥。对于两王氏在北朝的殊途,前贤多有讨论,但在历史的迷雾下,仍有关键的节点值得探索。     

太原、琅玡两王氏在北朝的殊途简

太原王氏与琅砑王氏均是中古时期著名的大族,在北魏中叶,两个家族先后都有支系流寓于北方,但相同的境遇,却没有相同的归宿,太原王氏北归支在南方主支覆灭的情况下,最终跻身子山东士族顶级门户,而琅砑王氏北归支则在短暂辉煌后,迅速归于寂寥,对于两王氏在北朝的殊途,前贤多有讨论,但在历史的迷雾下,仍有关键的节点值得探索。     

东晋中宗、显宗前后之琅邪王氏政治

东晋中宗、显宗前后,是琅邪王氏政治最为强盛的时期。由于琅邪王司马睿与琅邪王氏之间具有长期的政治合作以及伦常婚姻方面的特殊关系,加之“八王之乱”后王导协同司马睿渡江并帮助其在江左建立东晋王朝,故司马氏与琅邪王氏之间“契同友执”的私人情谊与“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关系得以进一步确立。但由于王敦之乱以及琅雅邪王氏之权遇超常,由此也引起朝廷以及其他士族群体对琅邪王氏政治的猜忌与不满。鉴于此,朝廷以及其他士族群体与琅邪王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也便成为此时期琅邪王氏政治中一个难以回顾的问题,而上这种矛盾与斗争也是促成琅邪王氏政治自晋成帝以后逐渐趋向衰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永嘉之乱”前后之琅琊王氏政治

“永嘉之乱”给琅琊王氏政治带来了两个转折，一是其家族成员与朝廷政治之关系更加密切；二是西晋南渡后．琅琊王氏成为东晋政治的实际的操纵者。但琅琊王氏政治势力的急剧膨胀，不仅使其内部的部分成员比如王敦等人有了觊觎朝廷政权的野心，而且也引发了其他士族群体对琅琊王氏政治的猜忌与怀疑．这就使得琅琊王氏政治在朝廷裁限以及士族抵制的形势下艰难发展。但琅琊王氏政治之基础毕竟是根深蒂固，其家族政治统治在整个东晋政治进程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琅琊王氏与齐、梁、陈三朝政治之关系

由于刘裕对门阀士族政治的限制，故刘宋以后琅琊王氏成员之政治生活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随着门阀士族政治在朝廷政治中的逐渐淡出，因此不同朝代君主之政治理念，也便成为影响这些士族子弟参政的重要因素，加之齐、梁、陈三朝易代频仍，这样就更需要琅琊王氏之成员对不断变迁的社会政治作出适应性的选择。虽然齐、梁、陈三朝以后琅琊王氏之后人靠其祖宗之基业在朝廷政治中均有不俗之表现，在伦常婚姻方面也有与皇室通婚的情况，但此时琅琊王氏之出世入仕只不过是作为朝廷政治之点缀，已经失去以往士族群体与朝廷政治之特征。     

琅琊王氏与齐、梁、陈三朝政治之关系

由于刘裕对门阀士族政治的限制,故刘宋以后琅琊王氏成员之政治生活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随着门阀士族政治在朝廷政治中的逐渐淡出,因此不同朝代君主之政治理念,也便成为影响这些士族子弟参政的重要因素,加之齐、梁、陈三朝易代频仍,这样就更需要琅琊王氏之成员对不断变迁的社会政治作出适应性的选择.虽然齐、梁、陈三朝以后琅琊王氏之后人靠其祖宗之基业在朝廷政治中均有不俗之表现,在伦常婚姻方面也有与皇室通婚的情况,但此时琅琊王氏之出世入仕只不过是作为朝廷政治之点缀,已经失去以往士族群体参与朝廷政治之特征.     

论琅邪王氏的兴盛及文化传统

本文详细考察了六朝时期兴起的高级士族琅邪王氏的兴盛经过,力求揭示出琅邪王氏的文化传统,借以说明士族文化的成因及其影响。     

刘渊与太原王氏

刘渊作为西晋末年南匈奴的首领,在其早年的质子生涯中,与西晋士族高层——太原王氏有着密切的联系。建立这种联系的纽带,表面上似乎是乡党关系的作用,实际上二者的关系却是基于某种互相的利益依赖:刘渊需要通过利用王氏在朝中的地位来保证家族安全,以及为南匈奴的发展赢得空间;王氏则需要刘渊的军事实力,以保证家族威望和家族故地的安全。二者互惠互利,各取所需。这种相互利用关系的建立,在西晋末年政局动荡、民族融合这一特殊历史大背景下来看并非偶然,而是具有一定的时代必然性。     

东晋门阀政治的形成 --以琅邪王氏为中心的考察

琅邪王氏兄弟与司马睿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同舟共济,建立了江左的东晋政权,开启“王与马,共天下”之局面。经过王敦之乱的较量,这种士族与皇权共天下之局面,被双方共同接受,终于形成东晋一朝门阀政治的格局。     

瑯琊王氏政治地位研究

瑯琊王氏起源于西汉,发展于曹魏和西晋,极盛于东晋,衰落于南朝。为整个魏晋南北朝第一流高门士族,研究其政治地位的变化,具有典型意义。     

世家大族与北齐河北文学地理分布

北齐时代河北地区是京畿中心,同时也是文学重镇,学术颇为繁荣,涌现出大批文人学者,拥有学术话语权的世家大族也多集中在这一区域。从地域分布来看,北齐河北文人既呈现州际之间分布均衡的特征,又呈现一州之中各郡县间分布极不均衡的特征。从文人身份构成来看,北齐河北文人最为明显的特征便是文人只有极少数出身寒微,其余皆出自士族人家。这种文学地理特征的形成有诸多原因,包括统治者的提倡、经济基础的支撑、世家大族的存在、文化传统等。     

未及整合的政治群体--南朝寒门、寒人入政心态剖析

南朝寒门、寒人虽巳在政治上崛起，但入政后。普遍表现出种种不成熟的心理状态：首先是入仕发迹的“侥幸”心理；其次是“自视犹不敢与世族较”的自卑心理；再次是贪婪粗鄙的“暴发户”心理。这些心理特征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南朝社会门阀观念仍然十分强大，使入政的寒门、寒人无法摆脱其影响，只得将自己定位在“士庶之别”的社会习惯观念之中。同时南朝士族虽巳衰落，但其势力足以遏制来自外界力量的撞击，加之寒门、寒人本身在出身、文化素养等方面的差异，所以难以形成政治心理上的群体整合，自然比较士族来说要幼稚多了。     

曹操高陵的考察与思考

从墓葬的形制与结构判断,西高穴大墓应该是一座东汉晚期的高等级贵族墓;由出土的圭可以确定其是一座东汉晚期的某一个王的墓;由出土的具有“魏武王常所用”铭文的石质器物,可以进一步确定西高穴大墓的墓主人是东汉晚期被封为魏王、死后曾被谥称为魏武王的曹操.因此,考古学界对于西高穴大墓即曹操高陵的判断正确,定性准确.以两宋为界,北宋以前,曹操高陵的所在,文献中一直有明确的记载,不存在疑问,更没有所谓疑冢之说.自南宋始,曹操“七十二疑冢”说产生并流布开来.究其原因,这主要与曹操高陵的西晋被盗以及后来北宋的修复有关.曹操墓在西晋被盗后,墓葬暴露,其所在成为尽人皆知的事实.北宋对曹操墓的修葺与保护,使曹操高陵因被盗而形成的识别标识湮灭;加之地表植被的恢复,原本“不封不树”的曹操墓与周边环境统一,外表已难辨识;北宋末年金人南侵,北宋灭亡,守冢户逃离,曹操墓就渐渐成为人们不知所在的疑问.     

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东吴会稽谣言

在孙休孙皓统治期间,东吴国内先后爆发了三次事关吴主废立的政治谣言,其中两次发源于会稽郡而另一次也与会稽有关。以社会心理学理论为依据的研究结果表明这三次谣言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会稽郡在东吴后期存在发生政治性谣言的条件,而且这些谣言的背后隐藏着两个"核心事实":第一,东吴君权更替极不稳定;第二,会稽士族渴望提升自身的政治地位。     

商周秦汉贵族民主政体的衰落与董子学说“天人感应”的廉政意义

商周实行分权贵族民主政治体制,但从商周开始,贵族民主政体逐渐衰落,向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演变,到汉武帝时期,随着王国问题的彻底解决,贵族民主政体最终崩溃.董子学说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同时力图用“天人感应”理论限制君主权利,并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正是董子学廉政意义所在.     

从近年出土的墓志看海州卫军功集团的兴衰

由于明代卫指挥以下军职世袭,所以每座卫城及其周围都聚居着众多的世家大族. 在250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他们通过相互通婚,形成了一个关系紧密的军功集团. 本文通过海城西四镇出土的数块明代墓志,对徐氏家族的形成和变迁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个案研究.     

从南北朝山水散文看南北文风的融合——以《水经注》和南朝山水小品为例

南北朝散文,尤其是山水散文的发展和成就不容忽视。在文学领域中,以山水为题材的作品渐趋增多。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为代表的＂北朝三书＂和南朝梁吴均等为代表的南朝山水散文,分别代表了北朝和南朝的山水散文的发展成就。南北朝散文在文字运用上、表现手法上以及造语和修辞上都有着共同之处。南北方的散文在互相交流、融合的过程中逐渐趋同,为山水散文的发展和勃兴积累了可资借鉴的丰厚财富。     

魏晋吴姓陆氏门风

魏晋时期的江南土著大族中 ,以吴郡陆氏人才最多 ,家族最盛。这与陆氏门风有很大关系。孙吴江东化过程中 ,各大族形成了独特的门风 ,魏晋时期陆氏门风表现为忠。与吴姓张、朱、顾氏以及琅邪王氏相比 ,陆氏在忠君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陆氏门风形成于儒家“臣事君以忠”及孝道原则 ,对于陆氏家族的维持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浅谈北洋军阀集团与清王朝灭亡

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继湘、淮系集团在晚清政坛崛起，但较之前者又有一些新变化，对清王朝统治构成了直接威胁并最终取而代之。     

汝颍名士论争的深层蕴含

东汉末年发生了汝南、颍川名士间的一系列论争，该地区独有的地域优势、繁盛的文化格局、显赫的世家名族是产生学术思想交锋的根源。名士孔融介入汝颍论争，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汉末士人利益共同体的结成以及士人们为争名求胜而相互褒贬的流弊。孔融盛赞汝南名士而贬低颍川名士另有鲜为人知的原因：借抑制曹操身边的颍川谋士发泄他对曹操政权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