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十多年来唐宋词与音乐关系研究述评

大陆十多年来关于唐宋词与音乐关系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从研究内容看大致分三个方面：词的起源与音乐;词的体制、曲调与音乐;词的宫调、乐谱翻译和演唱。在词的起源与音乐关系上,学界较集中于唐宋词与隋唐燕乐的关系问题上,肯定者坚持认为词是隋唐燕乐的产物,是新生的音乐促生了新的文体;反对者或认为词体的产生完全不必和新的音乐相关,或否定律词与音乐的关系。对于词的体制研究,既有音乐文献上的考论,也有结合唐宋乐谱的具体音乐说明,比以往的研究更加深入。而对词的宫调、乐谱翻译和歌唱研究也有一批新成果,特别是在唐宋词乐谱的整理与翻译方面,一些成果颇具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意义。     

唐代语言及诗体对词中三言句式影响

古代汉语双音化的发展趋向是词中三言句出现的根本原因。在基础之上三音词的生成、ABB式形容词句法功能的转变扩大了三言句式的使用范围。三言所携带的平民化特性与词的市民文学性质相融通,三言诗发展至唐代,以三五七言、三三七体以及民间谣歌三种体制影响了词中的三言句式。形制之外,民间谣歌对于三言句式的影响还在于互作对偶、重叠复沓以及平仄相换的手法。随着律诗的成熟,中晚唐文人开始尝试改变诗歌的形制与节奏,开辟出的宝塔诗等杂体诗歌与折腰句这一句法最终汇入到了词的源流之中。     

锡剧簧调声腔系统的由来和发展

锡剧音乐的结构方式是板式变化体的唱腔体制.板式变化体是以一种曲调声腔为基础,经过节拍、节奏、旋律、速度的各种变化而产生出来的各种不同板式声腔的戏曲音乐体制.锡剧从其最初的单一唱腔曲调发展至今,已形成了具有簧调、大陆调和玲玲调三大声腔系统的各种不同板式的唱腔曲调.三大声腔系统的形成是构成锡剧这一主要地方剧种独特的艺术风格的重要因素.     

唐宋词文学传播的重要转捩——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对词体文学的影响

词体文学具有音乐文学的属性,因此和音乐的关系重大.从文学传播学的角度出发考察安史之乱后音乐文化下移对于词体文学成立的重要影响以及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后词体文学传播诸要素发生的重要变化,可见到这两次事件逐步促成了词体文学的繁荣.可以说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是唐宋词文学传播过程中成立和繁荣的重要转捩点.     

论诸宫调与曲子词的关系

从讲唱学这一样式来看,诸宫调与唐代变又是一脉相承的;而从音乐体制来看,诸宫调与曲子词则是“血肉相连”。诸宫调基本上是将曲子词直接“搬进”自己的结构体制中来演唱,或说,宋金诸宫调所“唱”的部分就是曲子词的有机组合。因此而言,曲子词对诸宫调的影响是直接的、巨大的。     

“制器尚象”器物观下的胡琴艺术阐释

音乐艺术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而声音的载体——乐器则是立象尽意的最直接现象。中国胡琴的形制及其音色映射着中国古人对待音乐艺术的态度与观念。文章从"制器尚象"器物观影响下的胡琴形制确认、"制器尚象"器物观指导下的胡琴音色追求、"制器尚象"器物观支配下的胡琴音乐表现三个方面入手,对我国三大类型胡琴的形制、材料、音色和艺术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     

论王世贞的词学辨体理论

辨体是词学的重要论题之一.王世贞首先敏锐地意识到词有不同于诗和有别于曲的微妙之处,并分别从音乐、表现题材和主要内容、语言表达等文体学角度比较辨析词与诗、曲的异同;同时认为"艳丽婉转"为词体本色,词应"言情"、"近俗";再者,王世贞经过综合考量,推崇李煜词为词体典范.     

曲牌体音乐与词曲文学关系之研究

词曲文学源于曲牌体音乐,曲牌体音乐“一曲多用”与词曲文学内容的多样性相吻合。词、曲牌的句法结构框定了词、曲文学的句法结构,词曲文学的写作是在这样的句法结构下进行艺术思维与创作。成套的曲牌体音乐更是框定了古代戏曲文学的整体结构,不同曲牌的连套结构显示出不同句法结构曲体的组合,为戏曲文学的表现提供了不同的结构方式。     

从《调笑》与转踏的离合看转踏对词的影响

歌舞戏转踏与《调笑》在宋代关系密切。《调笑》是宋人写作转踏最为常用的词调,转踏从南宋开始式微,《调笑》词保留了作为转踏歌辞的痕迹,同时又有变化。关于《调笑》和转踏的离合这一具体问题,如果以歌舞戏为本位,得出的结论似乎是《调笑》离开转踏单独发展,离散了音乐先天赋予它的形制,割裂了与音乐的关系,也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戏剧性;而如果以词为本位,得出的结论或许就是《调笑》接受了转踏赋予它的某些特征,为词的发展带来了新气象,即使在后世已经不再与歌舞相融,也启发了词体的某些新因素。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正恰恰从反、正两方面显示着《调笑》与转踏离分之后的态势。     

论词的定义域及区别性特征

给词下一个完整而精确的定义是词学研究的基本任务之一。词的文体范畴、发生发展、与音乐的渊源关系是其主要定义域,而词体自身特征,如词调、章句结构是词赖以生存发展的根本条件,是词的核心定义域。词的区别性特征是词调,词调是区分诗、词的主要标志,是把握词的多源性、复杂性和流变性的抓手,它的功能和地位应该成为词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依"调"填词与词体的完型化

民间词无格律,格律是文人词特有的,是文人为应歌而采用的技术性手段.而格律的形成,又与文人"依调填词"中"调"的本位转移关系密切.文人开始作词时乃是依一定"曲调"填词的,而当广大文人参与歌词创作后,他们对歌词原生性音乐无法把握,又要求合乐可歌,故根据自己熟悉的、信赖的词体平仄"字调"填词.当这种按平仄字调填词成为文人歌词创作的主要手段时,就不可避免地造成词体格律的定型,词体实现了完型化.     

新声称当世 慢词拓后人——论柳永慢词的地位和影响

柳永是宋代创调、用调大家,他变小令为慢词长调,不仅从音乐体制上改变和发展了词的声腔体式,而且引起了词体由外而内的革新,启迪和影响了一代词风.一方面,在柳永手中,慢词创作的艺术法则初步建立,从而为后来的慢词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另一方面,柳永的慢词从整体上扩大和深化了词的内容和题材.     

不滞于物：宋代咏物词的物象空间与意蕴空间

咏物是宋词的重要题材,张炎总结咏物词之最高艺术境界为"不留滞于物"。凡臻于这一境界的咏物词作,皆于描摹物象之外寄托着更深的意蕴,形成物象层与意蕴层相互叠映的多重文本空间结构。苏轼的"人格化"咏物,是于咏物词中打造多重结构文本空间之滥觞。周邦彦借咏物词抒发身世之感,并创造出"勾勒"手法,使咏物词的多重文本空间结构更加分明。南宋咏物词则继承了北宋的艺术资源,并继续深化多重文本空间结构的艺术造诣。辛弃疾创作咏物词,能够娴熟运用周邦彦的"勾勒"手法,而姜夔将物象空间转化为意象空间,转换了所咏之物与意蕴寄托的虚实关系,从而达到"不留滞于物"的最高境界。     

试论《全宋词》北宋词里的“箫”的功能

乐器是音乐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而词作为一种和音乐密切相关的文学形式,词中就有很多乐器。据笔者统计,《全宋词》中和"箫"有关的词有六百二十八首,箫在词中是如何增加词的感染力的,本文将从乐器的角度进行探讨。     

论宋代调笑转踏词的创作艺术

《调笑转踏》是宋代词人接受戏曲影响而创作的一种诗、词、文相结合的新的词体。它以女子为抒情主体,以对别离之后女子情感世界的刻画为主要内容,具有独特的体制结构,浓郁的抒情特性和典雅的艺术风格。表现了独特的艺术价值。     

南宋民间词的曲化倾向

就在南宋文人词脱离音乐,逐渐转化为新型格律诗的同时,民间词却依然沿着音乐文学的道路发展,并逐渐呈现出明显的向“曲”过渡的趋势。词体曲化,使本脱胎于民间伎艺的曲子词重新回到了民间,又赋予它以更加生动、更加通俗的方式,这无论在音乐史上,还是在文学史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论王世贞的词学观

王世贞以"乐府"观念论词,注重词体原生态。他首次对词体"正变"概念进行较完整的阐述,并以"一代之文学"观念论词体盛衰,另一方面又重五代北宋而轻南宋。他认为词应"近情"、"近俗",同时重视词的语言艺术美。他卑视词体,以词为"诗余",为游戏消遣之具,是站在正统文学立场上的词体价值观。其词学观既有精辟深刻处,又有偏激主观的一面,对中晚明词学观念及词风都产生较大影响。     

论词体的特征和词体的形成

本文主张从词体的特征出发来研究词的起源。词体的本质特征是律化的谱式定型,包括各词调的音乐形式的定型和歌词的句度、用韵方式和字声组织方式等格律形式的定型。词体的形成是多因的。它继承发展了诗三百以至汉魏六朝乐府的传统;是汉语声律原理在杂言歌词中成熟运用的产物;音乐的大发展为词体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文中认定词体萌芽干齐梁而形成于中唐,其标志是人们自觉地按照定型的谱式填词。     

医学文献英译汉中的词义辨析与转换

医学文献是科技文体的一种,具有客观性、严肃性、准确性等特点.而词是语言中最小的、最基本的独立运用单位.因此词义的辨析与转换在医学翻译操作过程中显得十分重要.本文就"从情景关系析出词义"这一范畴在医学英语汉译中的应用进行初步探讨.     

再谈东坡"乐府、歌词、楚词"及其他——兼答田苗女士

东坡词源于多元化的音乐文化背景.东坡的词学观和"东坡体"的独特体征,决定了东坡"新词"的独立地位.乐府是词,歌词是词,楚词是词,长短句是词,这种观点自然有点绝对化.具体词人要具体分析.东坡的乐府是词,东坡的歌词是词,东坡的楚词是词,东坡"新词"长短句也是词毫无疑义.但东坡"新词"是诗也是词,是"诗化"词,诗中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