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四维意蕴

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标识性概念,是中华民族在文化意义上坚定自我的核心表征。立足新时代新征程发展中华文化主体性,需要在“历史—现实”之维,从古老中华文明的独立发端、近代中国文明蒙尘的历史境遇以及中国共产党勇担使命的重要节点中,明晰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溯源、挑战与坚守;需要在“传统—未来”之维,明确中华文化主体性在传统与现代的贯通中一脉相承、在面向未来的时空场域中生生不息的发展指向;需要在“理论—实践”之维,以“两个结合”塑造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探索文化创新空间;需要在“民族—世界”之维,既坚定中华文化立场,又以鲜明文化特性融入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借助结尾升华主题

结尾和开头一样,在文章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古人把豹尾和凤头并提,既说明了结尾的特殊作用,又包含着结尾要有力度的主张。好的结尾不仅要包蕴文章的主旨,言简意赅,明确有力,还要令人回味．有“余音袅袅,三日不绝”之效。古人说得好：“好的结尾,有如咀嚼干果,品尝香茗,令人回味再三。”     

《毛遂不避嫌疑》的议论艺术

“文似看山不喜平”,平则索然寡味。但是,要写出“不平”之文,而且又是议论文,又是短篇议论文,谈何容易。古人对于凝炼、厚重而又曲尽其妙的短篇,比之誉之为尺水兴波。这样的文章令人读之兴味盎然,终卷为快。以这一美学标准来审视仅八     

下雨天，真好！

“秋阴不散霜飞虎,留得枯荷听雨声。”又是一个多雨之秋,令人不禁浮想联翩,尽管有几分瑟缩,却又有“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的清新,不能不令人发出由衷的感慨：“下雨天,真好!”     

君子三畏

百余年前,“诺贝尔奖”会留意中国人吗?鲁迅也只得“横眉冷对”;两千多年前,写下“世界七大奇迹”的腓尼基旅行家知道东方中国的存在吗?长城也只能“无语凝噎”。何必在意争评“诺贝尔奖”,又何必在乎追封“世界第八大奇迹”,曾经灿烂的中华文化谁也不能替代。然而现代商品大潮中的中华,本土文化渐趋无光。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审视今时之中华文化,我心中亦油然而生“三畏”。     

谨防丢失

孩子丢失的事,眼下时有闻听。漫长的暑假开始时,便有一些责任感极强的人,在报纸杂志上做“如何提防”一类的文章,“一二三四”列出数点,周全又周全。其中有几条令人赫然心惊: 告诉孩子,父母不在家别为陌生人开门; 告诉孩子,不要听信陌生人的话;     

试述“和”文化的宗教性

“和”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它无处不在,无事不合,和顺、和平、和谐等词汇构成了“和”文化的标记。以“天人合一”（人与自然之和）、“致中和”（人与人、人与社会之和）为内容的“和”文化,是一种境界与精神。“和”文化全面、成熟的发展成果中涵盖了大量宗教思想。“和”文化所具有的这种宗教性,一方面“替代”了大量宗教活动任务,另一方面又抑制了本土宗教的发展,这也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基本特质。     

“两个结合”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以中华文化伟大复兴为支撑和表征，而中华文化伟大复兴又必然离不开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主体性是主体相对于客体才有的意识，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文化在同外来文化交往交流中体现出的文化表征，突出表现为独立性、主导性和自为性。近代以来中华文化主体性发生动摇，“两个结合”为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根本途径，中华文化主体性为提出和推进“两个结合”提供强大精神力量，两者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程中互推共进。经由“两个结合”，传承和发展了独立自主的精神，坚定了文化自信，造就了新的文化生命体。     

易学与文化自信

中华文化绵延千载,质朴悠远,自强不息是中华文化的精神根基。易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源头,有“群经之母”的雅称,以《周易》为文本的易学研究,历经三千年而不衰。易学文化自信的原动力,在于自身自强不息、化成天下的人文关怀,这种人文精神代代相传,让中华文化屹立不倒。     

善喻的庄子

庄子的比喻,用得美妙,用得恰切,用得超凡脱俗。读庄子的文章,每每读到这些比喻时,总会令人神清气爽,有醍醐灌顶之感,甚至让人拍案叫绝,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从古至今,人们争利于市,争名于朝。钱财唯恐不积,声名唯恐不盛。面对苦苦争名夺利的世人,善喻的庄子这样劝喻我们“:鹪鹩巢于森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庄子·逍遥游》)钱财再多,声名再大,吃也不过那么多,喝也不过那么多。而对那些不择手段争名夺利的人,庄子又送其一个极有讽刺意味的比喻“: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遨者;东…     

评《荆轲刺秦王》

《荆轲刺秦王》选自《战国策·燕策》。文章记述了燕太子丹为了抵抗强秦的大举进攻,并雪个人的“见陵”之耻,派荆轲到泰国刺杀秦王的史实。全文充溢壮烈气概,又处处涂染悲剧色彩,读来令人感慨万端。《荆轲刺泰王》在写作上很有特色。文章开首一展泰国争强称霸、侵权略地的历史背景,这既是剌秦王事发的原因,又是为下文作铺垫,可谓开篇不凡。文章接下来写太子丹“请荆卿”到“令武阳为副”,假如本文前峰突起之后,马上就写荆轲剌秦王的动人心魄的场面,而没有对剌秦王之前的准备工作的从容叙述,那就会使读者觉得事情发生得太突然。在叙述了准备之后又异蜂突起。展开了“易水送别”的悲壮     

寻回文中失落的儿童语言

翻开小学生作文,文章里一些语句之精美,用词之贴切,比喻之深邃,读来令人“惊叹”!请看一组来自小学生作文中的语句。 1.山上开满映山红,沙土呈粉红色,再加上或浓或淡的新叶,眼前一片明艳。 2.我仿佛一只小鸟飞入五色斑斓的宇宙中。 3.我对××同学的不幸早有耳闻,怜悯之情油然而生。 4.柔软如丝的柳条,在风儿的吹动下在空中轻轻地摇曳,远远望去,像一团团绿烟,又仿佛是一位温柔的少女跳着优雅的舞蹈。然而,对这些语句细细揣摩、玩味,却又不安起来。我认为儿童文章区别于其他类型的文章,儿童的个性化语言是     

《石钟山记》中苏轼的三“笑”

有一部电影叫《三笑》,看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很巧,北宋文学家苏轼的游记散文《石钟山记》(见高中语文课本第三册)中也有三“笑”,品之,令人得益不浅。当苏轼来到石钟山,访问寺僧,“寺僧使小童持斧”,择石“扣之”时,文章写道:     

不知秋思落谁家——《故都的秋》解读

古今中外,有多少文人墨客咏写过秋景秋色,然而只有《故都的秋》最值得人领略欣赏,因为它别有一番情韵。文章的题目“故都”二字指明描写的地点,饱含深切的眷念之意。“秋”字确定了描写的内容,题目明确而又深沉,洗炼含情。文章的第一二段是总起,总写作者对北国之秋与江南之秋的不同感受,表达了对北国之秋的向往之情。作者先写北国故都之秋才够得上秋味:清、静、悲凉,令人向往。接着写江南之秋,秋味不浓,不让人满足惬意。文章第二部分是分写,从记     

高职英语教学中学生中华文化传播能力培养路径研究

文化自信是国家的生存之本,是民族的灵魂,是国家发展进步的重要支撑。在高职英语教学中,教师培养学生用英语传播中华文化的意识和能力,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文化自信,而且能够加深他们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热爱。文章分析中华文化传播能力的内涵,阐述高职学生中华文化传播力的现状,从以“课程标准”为基准优化中华文化教学设计、借助“互联网+”丰富英语课程中华文化教学资源、通过“自主探究”开展中华文化主题项目式教学、通过“以评促学”完善中华文化评价体系等方面对高职英语教学中学生中华文化传播能力培养的路径进行探讨,旨在培养学生的英语核心素养。     

浅析李清照情牵一生的愁

李清照的词把“愁”作为主调 ,谱写着千百年来令人潸然泪下的愁歌。有“惜春愁国” ;也有“相思愁爱” ;更有“愁己悲国”。在“愁”的同时 ,流露着忧国忧民的豪迈之气。这种闲愁别恨伴随了她一生 ,为世人传诵     

浅谈唐诗对音乐的促进与发展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古诗历来都是中华文化之精华,中国文学之精品。大唐盛世,国力空前强大,在诗词歌赋、艺术、宗教等各个领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并有了新的开拓,成为中华文学史上一座令人永远缅怀和礼赞的不朽丰碑。唐诗是我国文学的一朵奇葩,其语言之精练,韵律之优美,蕴涵之丰富,是我国语言文化中的精髓。     

盘马弯弓故不发─—对运用铺垫手法的课文的教学体会

“铺垫”是一种常见的写作手段,运用这一手法的文章,往往写得峰回路转,主题鲜明而又委婉含蓄,读来令人回肠荡气,有“盘马弯弓”、“千呼万唤”之感。 初中语文教材中有不少用了“铺垫”的课文,比如刘绍棠的《榆钱饭》,以“我自幼常吃榆钱饭”开头,接下去却写起了怎么吃杨芽儿、柳叶儿,借以突出榆钱饭“救命粮”的作用;而张洁的《挖荠菜》一直到第１０自然段才真正开始写挖荠菜,却从第２自然段起用大量笔墨写“馋”,用痛苦的回忆烘托对荠菜的特殊感情…… 笔者在教学过程中逐渐体会到,对这类文章,以题目作为教学过程的突破口,…     

用和合的理念，培育中美文化交流之花

２１世纪人类确实面临着众多的冲突，但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难以让人们认同。因为它不符合中华文化和合的理念与精神。和合的理念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它是承认冲突，又超越冲突，注重不同事物的和谐统一而创造出事物的理念，和合的理念渗透在中华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华文化的生成与发展的历史证明。“海纳百川，有穷人乃大”的和合理念和精神是成就蝇华文化“可大可久”的根本原因，不仅中国如此，美国也同样如此，美国之所     

《蜀道难》研究述评(1949～1993)

《蜀道难》是李白诗集中的一篇优秀之作,千百年来脍炙人口,久传不衰。此诗自唐人段瑶在《河岳英灵集》以“奇之又奇”称誉以来,论说的文章可以汗牛充栋喻之,读之令人堆以暇颐。仅以建国四十五年的研究为例,论文竟有近180篇之多(含各种专著中的论说),研究者们就其主题展开了两次较大规模的讨论。其中,论说者对传统的讽玄宗幸蜀、刺章仇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