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思《咏史》诗中艺术形象的意义

左思的《咏史》八首打破了班固咏史诗“质木无文”的特点,首开以咏史而咏怀的新路。诗作在借咏史以咏怀的过程中,引入了一系列历史名人。作者将这组历史形象转化为艺术形象的过程中,倾注了自己的感情与人生思索,使这组艺术形象既充当倾吐情感的载体和现实批判的工具,又为其开启人生遣怀之门,成为其精神慰藉的主要依靠。     

再论左思《咏史》诗创作时间

钱志熙在《魏晋诗歌艺术原论》中认为,左思的《咏史诗》是其晚年退居宜春里的回忆之作。但《咏史》八首复杂的思想、中古诗人诗句的对比、《咏史》的流传都说明左思的《咏史》诗并非晚年回忆之作。     

理想与现实冲突中的挣扎与徘徊——左思《咏史》诗创作心态探微

从《咏史》诗来看,左思的创作心态经历了从早年时期积极用世的进取心态,到中年时期的沉郁、执著与激愤,最终走向了对现实的通透认识与自我宽慰。左思创作心态的变化与西晋时期复杂的政治、文化、思想背景关系密切。而左思的家境、天生的才华与缺陷所造就的独特自我认知模式,也对左思的价值观念和人生理想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入与出、仕与隐之间挣扎,在现实和理想之间徘徊,是左思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不得不面对的心理斗争。心灵的冲突与矛盾是形成左思《咏史》诗创作心态的根本原因。     

浅谈左思《咏史》诗的儒道互补精神

左思是西晋文坛上才华卓著的诗人,由于时代的原因,他的《咏史》八首既有着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思想,充满着儒家色彩;又有着因理想难以实现,转而追求旷达超脱的道家色彩。     

浅析左思矛盾心理的形成原因——以《咏史》八首解读为中心

左思是西晋文坛上最为耀眼的一颗明珠。其诗《咏史》八首呈现出诗人复杂矛盾的心理变化。这八首诗反映出了左思的矛盾心理形成与他的自身原因、思想渊源、社会制度、社会道德有着紧密的关系,明晰地向大家呈现了一个真实而富有魅力的左思。     

论左思及其诗歌成就

寒族出身的左思,生活在门阀制度森严的西晋社会,仕进很不得意,然而其诗歌创作确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几乎篇篇皆好”,特别是《咏史》八首更是划时代的杰作,他应用历史题材写自己的怀抱,“气调沉雄高远,卓然超越前人.”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刘勰评他;“左思奇才,业深覃思,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胡应麟称他的《咏史》诗“造语奇伟;创格新特,错综震荡,逸气千云,遂为古今绝唱.”     

左思《咏史》诗简论

咏史诗是我国古代诗歌中的重要类型,西晋时期左思的《咏史》（八首）成为咏史诗成熟的标志,给后世咏史诗极大的启发。这组咏史诗借历史史实描述自我情感发展的历程．将史实和咏怀结合起来,借古喻今,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是咏史诗的一种创新,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左思《咏史诗》创作年代新考

左思《咏史诗》有"千古绝唱"之美誉,在西晋文坛乃至中国文学史上均有重要地位。但对于《咏史诗》的写作年代,长期以来颇多歧见。依据作者的生活轨迹以及作品的思想内容可以推测,《咏史诗》大致写于太康初《三都赋》撰成至元康初再次步入仕途之前和左思退居宜春里之后这两个时期。这样推定《咏史诗》写作时间,颇能洞见左思矛盾复杂的心灵世界。     

左思《咏史》诗简论

咏史诗是我国古代诗歌中的重要类型,西晋时期左思的《咏史》(八首)成为咏史诗成熟的标志,给后世咏史诗极大的启发。这组咏史诗借历史史实描述自我情感发展的历程,将史实和咏怀结合起来,借古喻今,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是咏史诗的一种创新,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浅论左思与陶渊明咏史诗的异同

咏史诗是中国古代诗歌中重要的一个类别，在汉魏六朝这一特定的大动荡时代，左思的《咏史》诗和陶渊明的《咏贫士》可谓是这一阶段咏史诗的突出代表，基于此，将两者进行比较研究是很有意义的，故本文分别从思想、内容和用典三方面对其比较。     

扬雄、左思《蜀都赋》比较

扬雄《蜀都赋》作于出蜀前的汉成帝永始二三年间,左思《蜀都赋》作于晋惠帝初(292年)左右。两赋皆以描绘蜀都为题材内容,铺陈夸张,未出汉人樊篱。但前者重在模仿相如,展示才华,为都城赋的先声;而后者重在讽谏,旨在表明主张统一,反对分裂,为都市赋的绝响。     

后宫视域中的左思兄妹及其文学书写

后宫视域的引入,对还原左思兄妹的生平和他们所处的人际网络颇有裨益,也有助于对其文学书写内涵的理解。就左棻而言,后宫中应诏作文的创作情境,使其文学书写往往带有为文造情之弊。但宫廷生活也为她提供了游心艺文的时间和空间,以及接触流行文化风尚的机会,她作品的题材、构思及美学风貌均与士林趋同,达致了"预流"之境。就左思而言,《三都赋》体现了外戚人际网络对其文学书写的助益,而《悼离赠妹二首》与《娇女诗》则反映了身为外戚的他对女性才德观的独特思考,可以窥见其心态嬗变的原因。     

关于两正数幂平均的新结论

对于两正数a、b的平方平均(a2 b2/2)、算术平均(a b/2)、几何平均(ab)、调和平均(2/(1/a) (1/b)),有:     

左思的痛苦内容及其解脱方式

西晋太康年间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比较兴盛的时期.在太康诗坛上有这样一位诗人,他出身寒门,却凭借一篇赋文名震京师;他驾车出游,却因相貌奇丑而遭到妇人们唾液的袭击;他自负才高,却白首不见招;他本想建功立业,最终却走向归隐.这就是被后来文人们所景仰的左思.文章拟从社会环境、作品和社会思潮等诸多角度,具体探讨左思复杂的人生历程中的痛苦内容及其解脱方式.     

左思心态探微

左思是西晋杰出的作家和诗人，但观今人的研究成果，涉及其思想方面的既少又不够深入，而且对怎样去研究其思想没有创新。本文利用左思流传至今的作品及与其相关的材料，力求对左思的心态进行分析、推理和论证，以期推荐一种左思思想研究的有效方法或技巧。     

《滕王阁序》创作时间疑案新断

王勃的名篇《滕王阁序》,在文学史上犹如明珠般璀璨夺目。其创作时间却一直众说纷纭,悬而未决,直接影响读者对全文内容的准确把握与深刻理解。因此,很有必要对《滕王阁序》的相关史料认真地甄别分析、去伪存真,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从史料的对比排查、《滕王阁序》本身文意的探幽析微、王勃其他文章寻绎线索等诸多方面,都可证明《滕王阁序》确系王勃上元二年（675）所作。     

《诗序》编撰时代考论

从上博简《孔子诗论》的内容特点、先秦时无人提及《诗序》的现象以及春秋战国时人称引《诗》之态度等方面,论述了先秦时《诗》本无《序》。周代采编《诗》这部乐歌总集的主要目的在于充实乐章以备用于各种典礼仪式,而乐歌这种辞乐一体的艺术形式,重在乐调之别,其乐辞作为文本意义并不突出,故无须作序。至汉代则有了作《序》的必要,《诗序》也打上了汉儒编撰的痕迹。故《诗序》虽不能确指为何人所作,但可断定必为汉儒所为。     

《左传》评论式模式的生成及扩张

当《左传》作者完成《左传》时,他为实现主流意识,以史官的特殊身份代替社会和群体发言而高频使用的“君子曰”(含“君子谓”、“君子是以知”、“君子以为”)生成为“君子曰”评论式模式,影响了中国千百年来的历史叙事和虚构叙事。司马迁《史记》有意识地沿用了《左传》“君子曰”评论式话语模式,以“太史公曰”取而代之,成固定之套数为历代之正史绝无例外地承袭。宋明“讲史”和话本小说、拟话本小说之“入诗入话”、“结论结诗”,既为“说话”本身的艺术规律(吸引和控制引导听众)所决定,又乃《左传》“君子曰”评论式模式扩张出的新范型。“笔记小说”发展至《聊斋》,其“异史氏曰”成为《左传》“君子曰”评论式模式扩张的极致,《聊斋》正因此而攀上了古代短篇小说创作之颠峰。     

叙事中的时间--《左传》与《史记》中的时间观

<左传>与<史记>是中国史传文学的源头,它们分别采用了不同的编写方式,记录着不同时期的历史.<左传>使用的是编年体记史方法;<史记>使用的是传记体记史方法.然而在两者的历史记载中,都存在同样的记录时间的方法:"以人记时"和"以事记时".通过对这两种特殊的时间记录方法进行分析,挖掘出其中蕴涵的时间观念,揭示中国古人对时间的感知和理解:他们更看重时间的整体性,注重时间流的内部逻辑联系;记录的历史事件总携带着主观的情感基调及特别的价值意义,是一种感性的、总和的、解释性的时间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