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叔孙通何以成为“汉家儒宗”

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叔孙通为"汉家儒宗",他为儒学在汉初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也为儒学的全面兴盛奠定了基础。从叔孙通本人的性格特点及处世艺术方面出发,分析他身上具备的品质和精神,从而说明他"何以为儒";从他对儒学的贡献分析他如何从实用的角度使统治者认识到了儒学的作用,使儒学与政治初步结合,从而说明他"何以为宗"。     

"殊途同归"与"同途殊归"--从思想交融角度看儒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本文从思想交融的角度梳理了中国儒学的三个发展阶段,即先秦"原始儒学"、宋明"新儒学"和当代"新儒家",并就此做了一些价值判断.这三期的儒家们,虽然同在合理吸纳中外文化资源以"为我所用",但其结局却不尽系统("同途殊归");而这也昭示了儒学未来的发展道路.     

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

本文从鸦片战争以来的新儒学谈起,采用"新儒家三代说"的观点,通过对所选取的有代表性的人物思想进行梳理来对新儒学的发展历程进行简单介绍,简述了现代新儒学在不同时期发展状况。     

儒学发展的四个阶段和五种文化作用

儒学的发展经历了"原儒"、"真儒"、"后儒"、"今儒"四个阶段。儒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后,从伦理的角度为皇权统治的正当性提供了支撑性的文化理念,也是谏诤良臣规范君权的道德支点,更是维护既得利益的文化工具。儒学曾被当作改革的理论依据,但历史上借儒学进行的改革都没有成功。另外,儒学还是革命造反的文化资源。儒学的多重文化功能,增加了其在传统文明中的文化生命力。     

儒学的主线:证人之学——以刘宗周哲学为个案

刘宗周为明末大儒,本文以刘宗周思想为个案,认为"如何为人"即"证人"的问题,是一条儒家思想发展的主线,儒学每次发展都可以从对这个问题的回应上理出端倪.基此认识,本文对儒学的发展做出展望.     

论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儒学"至圣"地位的确定

以中国文化历史发展进程为脉络,辨证地分析历史赋予孔子儒学"至圣"地位形成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从正确认识文化孔子与政治孔子的真正内涵来确立其儒学"至圣"地位。     

重释与对话:杜维明儒学复兴思想析论

作为第三代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维明一直致力于在全球化背景下推动"儒学的第三期发展",他将儒学界定为"哲学的人类学",其实质乃是以人文主义的视野赋予了儒学的宗教向度和人文精神;他坚持从"启蒙精神"与"启蒙心态"两个层面辩证分析启蒙主义遗产,同时坚持从全球化与地方性的对峙视野下来解读启蒙现代性内在的困境所在,从而彻底打破了"现代"与"传统"的二分法。杜维明主张"儒学传统的文明对话",他相信,儒学只有面向全球不同文明开展交流和对话,才能获得其后续的生命力存在,但如何将儒学价值落实到中国本土社会实践和民众世俗情感认同中,却依然得不到合理解释和有效解决。     

从儒家科技伦理视角看“李约瑟难题”

伦理是儒学文化的最大特征,因此从儒家伦理与科技的互动角度,并与西方科技伦理加以对照,求解"儒学伦理对于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作用"这一"李约瑟难题",这是一项有益的尝试。     

浅谈现代新儒家文化哲学的核心理念

探究现代新儒学的发展阶段要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在此后的几十年中逐渐成为中国现代化哲学思想方面的核心要点。本文主要对现代新儒学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找到了哲学思想的发展根源和未来要不断发展的方向,并对这种哲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     

韩非子《显学》篇中的“虚”与“实”

"虚""实"范畴在中国哲学中源远流长,如果从"虚"与"实"的角度分析《显学》篇,可见儒学之"虚"对比法学之"实"是全篇一个重要的行文逻辑;如果从精神与实际、时空两方面来论述,则《显学》篇全文还暗含着理论之"虚"与实际之"实"的行文逻辑。     

“生活儒家”:儒学未来发展路向

儒学的未来发展路向是"日常儒学"。文章通过"日常生活"的诸特点勾勒出"日常生活"的面相,描绘在现代化的背景下,传统"日常生活"遭遇解构的命运。因此,如何重构"日常生活"成为了时代的课题。基于儒学就是"日常生活"之学,重构"日常生活",儒学当仁不让。     

叶适义利观在儒学核心价值转换中的作用

南宋时期事功学派代表人物叶适在义利关系上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叶适所提出的义利思想本身是儒学核心价值的传统表现形式,叶适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思想,通过从"义利之辩"到"公私之辩",推动了儒学本身的不断发展。     

儒学和儒家文艺美学的嬗变

儒家文艺美学是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按照儒学在发展演变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早期、中期和近期三个历史阶段,探讨儒家文艺思想与孔学、经学、理学、心学和现代新儒学的关系,分析与儒家美学相关的各种命题、范畴和理论问题。从"天人合一"、"体用一源"到"智的直觉",是儒家思想能与时俱进而脱胎换骨的生机所在,也是贯穿儒家文艺美学发展的内在理路和思维方式。     

新世纪儒学复兴的十大标志与未来展望

本文在中国和平崛起并出现儒学复兴趋势的时代背景下,具体论述了儒学复兴的十大标志。进而评析了现当代儒学的几种理论形态,展望了当代儒学复兴的发展方向。作者认为,在新世纪儒学复兴运动中,新儒学的理论形态将不是一家独大,而是百花齐放、多元并存的。现代新儒家的新心学、新理学、新经学固然有其发展空间,但很难突破经院哲学的藩篱而为普罗大众所接受,世纪之交兴起的"新儒教"虽然将在民间聚集信徒,但不可能像倡导者期望的那样成为中国的"国教"。而面向生活实践的"生活儒学"与重视道德人文精神的"民主仁学"则提供了一个有可能深入社会生活与大众理性的发展方向。     

论儒学的传入对南诏大理国教育的影响

儒学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与灵魂,儒学的传入对南诏大理国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诏大理国制度化教育始于儒学,形成于"儒释"阶层的出现;从南诏到大理国,虽然经历了从"以道治心"到"以佛治心"的转变,但始终坚持以儒学教育为根本;儒学为先,儒释道相互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大理白族本主文化,对其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新”发展

人教版和人民版高中《历史》必修3专题—《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都几次提到儒家思想的"新"发展:西汉武帝时代,儒家思想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儒学体系;魏晋隋唐时期,儒学有了新发展;宋代出现了新的儒学体系;明朝中期,王阳明把儒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明末清初,儒学重新焕发生机,构建起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思想体系。那么,这些"新"发展到底"新"在何处?它们有什么不同?下面对这些问题作浅显探究。     

日本儒学“忠”的思想的发展——以近世为中心

"忠"是日本儒学中最重要的道德,而中国儒学中最重要的道德是"仁",日本儒学没有全盘接受"仁"的思想,而"忠"的思想却和日本本土的正直、诚的思想相结合,逐渐扎根日本文化.到了近世,伊藤仁斋、吉田松阴等儒学家又各自提出对忠的理解,丰富了"忠"的思想体系,并和当时的实际联系起来,在日本明治维新和近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河南文化与河南文学——梁鸿《在边缘与中心之间——20世纪河南文学》序

中国汉文化传统是由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共同构成的：其一是以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为基础的殷商文化传统,其二是以周灭殷之后建立的分封制国家为基础的周文化传统。前者是以上下等级森严的政治关系为主体的权力文化,后者是以家庭人伦关系为主体的人文文化。周之后,殷商文化传统并没有完全灭亡,只将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人文文化作为中国汉文化统一的文化传统根本无法说明中国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中国古代的儒学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一是先秦从孔子、孟子到稷下学派的东夷儒学、山东儒学,其二是从董仲舒到韩愈再到二程（程颢、程颐）的中原儒学,其三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南方儒学。东夷儒学是独立知识分子阶层的儒学,是以独立知识分子的愿望改善社会政治关系的儒学;中原儒学实际是以维护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政权为目的的官僚知识分子的儒学,从文化传统的意义上来说,中原儒学实际是被斩首了的殷商文化的一种换头术,是以周文化为头颅的殷商文化传统,儒家文化在中原儒家文化中被改造成了一种将政治专制与文化专制结合在一起的更加繁冗的政治权力文化;南方文化则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整个上层社会的文化,与经济的结合则是南方儒学的主要特征,这为现代新儒学与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结合奠定了基础。本文还认为,当前河南人的问题实际是中国古代殷商文化趋于解体的表现,这给河南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现实条件。     

儒学展开的新向度:略评林安梧的“公民儒学”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林安梧提出"公民儒学"的理论构想。在体系构建与现实进路的双向推进下,林安梧将儒学复兴运动推向新的发展阶段,极大地拓展了当代新儒学的理论视阈。总的来说,"公民儒学"学理上固然存在不足之处,但它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标志着儒学复兴路向的新展开。     

柳宗元的“统合儒释”思想及其对程朱理学的开启作用

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两晋南朝的发展,到唐代达到鼎盛,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佛教的发展给本就式微的儒学带来了危机,为了恢复儒学的权威地位,士人知识分子进行了不懈努力,柳宗元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提出了"统合儒释"的思想,吸收佛学精义以改造儒学,使儒学在唐代有了新的发展。不仅如此,柳宗元的"统合儒释"思想还对后世影响很大,二程朱熹正是借鉴了这一思想,以"援佛入儒"的方式对儒学进行改造,建构了新儒学———程朱理学这一庞大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使之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正统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