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泛神论思想摭议

郭沫若早年深受泛神论思想的影响。他多次说他在年青的时候,对于人生问题搞不通,一个时期相信泛神论,“或者可以说我本来有泛神论的倾向”,因此,在其初期诗歌创作中,泛神论思想是很浓厚的。他的《女神》、《星空》等诗集对此有明显而强烈的反映。例如:     

郭沫若和唐诗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巨人,是中国文化战线上的继鲁迅之后的又一面光辉旗帜.他于新诗创作,曾投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并取得极其辉煌的成就.他的第一部新诗集《女神》,为自由体诗开创了新的诗风,开辟了新的天地,是标志着中国新诗走向成熟的纪念碑式的作品.但郭沫若并未因倡扬新诗而摈斥旧诗,他对传统的古典诗词尤其是唐诗仍然怀有浓厚的学习兴趣,并给予高度评价.他称鲁迅之七律《无题》(惯于长夜)“大有唐人风韵,哀切动人,可称绝唱”,为此作了一首和诗《归国杂吟之二》(又当投笔),还谦虚地说:“我的和作是不成气候的,名实相符的效颦而已.”他的一些旧体诗,如《晚眺》、《游操山》、《南征中》、《题延光砖五首》(其四)等,或借景传情,或以景语作结,既形象鲜活,又含蓄不尽,富有审美张力,这正是继     

郭沫若研究若干问题考辨

一、谁是《女神》的最早评论者郭沫若的《女神》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之作。对于这部“开一代诗风”的诗集,几十年来,不少诗人、评论家、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者,写了数量众多的评论文章。但谁是最早向读者推荐这本诗集的“伯乐”呢?这倒是一个值得查考的问题了。有人曾把闻一多当作最早评论《女神》的人,我认为这失于审察。从查考资料来看,最早称道《女神》中单篇作品的是宗白华。五四运动期间,宗白华担任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主编,郭沫若经常给《学灯》写诗,宗白华激赏郭沫若抒情的天才,大量发表他的作品,促成他诗歌创作的狂潮。一九二○年一月,宗白华接连写信给郭沫若,称赞他的《凤凰涅槃》中的《凤歌》“真雄丽”,“以哲理做骨干,所以意味     

郭沫若的一个方面——关于生命力

我在战前拜读过郭沫若氏的自传并大为叹服。之后,拜读了《历史小说》和《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的片断,对这个尖锐的浪漫主义者总是感到饶有兴味。前年春天首次在北京相会时,我对其稳重丰姿的外貌颇觉意外,我虽预想他给人的印象是瘦的尖锐的。我看见过他年青时的像片,也许其形象多少残留下来。最近我在大冢有章先生的书中看     

开一代诗风——论郭沫若《女神》的社会主义因素

郭沫若是伟大的诗人,他的《女神》具有划时代意义也是早就为人们所肯定的。一九二四年闻一多就曾说过:“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时代的精神,有人说文艺作品是时代底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孝子。”(《女神之时代精神》)闻一多先生从艺术形式和思想内容两方面肯定了《女神》的重大成就,尤其高度称赞了《女神》的时代精神。但是闻一多先生还未能对作品中最先进的思想内容,即社会主义因素作出应有的评价。郭沫若在《女神》的序诗中说:“我是个无产阶级者,因为我除了赤条条的我外,什么私有财产也没有。《女神》是我自己产生出来的,或许可以说是我的私有,但是,我愿意成个共产主义者,所以我把她公开了。”这里所说的“我是无产阶级者”,“我     

郭沫若的“四为”读书法

我国名的学家郭沫若，在学、历史学、考古学、书法艺术等领域都颇有建树。这与他善于读书是分不开的，他在《我的读书经验》一书中介绍了他读书的方法——“四为”读书法：     

论郭沫若的人生观

在郭沫若研究中,尽管郭沫若思想的研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但对于伦理思想却很少涉及,至于郭沫若的人生观更少有人问津。阐明郭沫若的人生观,我以为对于了解郭沫若五四时期的思想和创作尤有重要意义。一让我们首先对郭沫若人生观的发展作一鸟瞰。少年时代,郭沫若已不自觉地开始思考自己人生的意义。这时的认识是不确定的、有矛盾的。他时而说:“我已久存厌世心”(《澡堂狂吟》)“人生到处须行乐”(《三月十四日暮同友人游园作》),时而说:“宏道斯足荣,何用泣秋草”。(《述怀》)看来,由于大量阅读我国古典诗文,对于其中揉杂着的不同的人生态度,他都沾染了一些。不过,如果着眼于数量的统计,他少年时代的诗文中,却较多的表现出一种     

走近郭沫若

<正>为了完成统编初中教材《天上的街市》《屈原》及高中教材新增的《天狗》的教学任务,教师都应走近郭沫若,了解他的文学主张,明确他的创作成就,把握研究者对他的评价,鉴赏他的作品。文学主张郭沫若的文学主张,     

郭沫若联评鲁迅

鲁迅与郭沫若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有崇高的地位,他俩都是著名的文学家。郭沫若与鲁迅曾有过不必要的误会,但他们更有同声相应之处,其情谊是真诚可见的。郭沫若在《鲁迅与王国维》中,曾坦率地表示:“在今代学人中,我最佩服的是鲁迅。”从几副楹联中,不难看出他     

试论歌德对郭沫若诗剧的影响

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受外国作家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他曾把早期的诗歌创作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泰戈尔式,第二阶段为惠特曼式,第三阶段为歌德式。而歌德对郭沫若的影响突出的表现在诗剧创作上。郭沫若曾说过:“我开始做诗剧便是受了歌德的影响。在翻译了《浮士德》第一部之后,不久我便做了一部《棠棣之花》……《女神之再生》和《湘累》以及后来的《孤竹君之子》,都是在那个影响下写成的。”     

《女神》,郭沫若心中的诗

郭沫若自云:“自从《女神》以后,我已经不再是‘诗人’了.自然,我还出过好几个诗集”.尽管郭沫若后来的诗歌技巧较高,但他仍认为《女神》是“最够味的”,因为那是感情高潮时候的产品.《女神》之前,中国诗坛上已有胡适、周作人、沈尹默、刘半农、俞平伯等人的诗作,但《女神》却后来居上.《女神》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影响很大,评论界、诗歌界交口赞誉.周扬曾赞扬道:“郭沫若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是第一个可称得起伟大的诗人.他是伟大的‘五四’启蒙时代的诗歌方面的代表者,新中国的预言诗人”《女神》“是号角,是     

论郭沫若的人生观

在郭沫若研究中,尽管郭沫若思想的研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但对于伦理思想却很少涉及,至于郭沫若的人生观更少有人问津。阐明郭沫若的人生观,我以为对于了解郭沫若五四时期的思想和创作尤有重要意义。一让我们首先对郭沫若人生观的发展作一鸟瞰。少年时代,郭沫若已不自觉地开始思考自己人生的意义。这时的认识是不确定的、有矛盾的。他时而说:“我已久存厌世心”(《澡堂狂吟》)“人生到处须行乐”(《三月十四日暮同友人游园作》),时而说:     

郭沫若的《天上的市街》

《天上的市街》写于一九二一年十月,这正是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发生分化,革命走向低潮时期。当时的诗人由于长期住在国外,对国内实际了解得不多,加之他还“带着很浓厚的浪漫蒂克”(周恩来:《我要说的话》),一九二一年一度回国,目睹了军阀统治下的现实,比想象中更为丑恶,便产生了苦闷彷徨的情绪,这在诗集《星空》中有着明显的反映。但诗人毕竟是“革命的诗人,同时,又是革命的战士”(同上)。一旦他正视了现实,“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诗人对现实的批判和对理想追求的激情又重新高涨起来。这首诗选自诗集《星空》,是当时诗人思想实际的真实反映。     

郭沫若巧笔妙改

著名剧作家夏衍、于伶与郭沫若都是好朋友。1942年于伶过37岁生日,夏衍即席赋《赠于伶》七绝一首：。长夜行人三十七,如花溅泪几吞声。杏花春雨江南日,英烈传奇说大明。”诗中巧妙地把于伶的四部剧作名《长夜行》《花溅泪》《杏花春雨江南》《大明英烈传》嵌入了进去,形象生动地概述了他的艺术和人生经历。这首诗夏衍自谦为“十足的打油诗”,其实他是严格按照诗词格律写的。     

郭沫若与鲁迅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先生逝世时,郭沫若同志正旅居日本。在惊悉这个噩耗的当夜,他提笔写了一篇悼唁文章:《民族的杰作》。①他说他的“心思失掉羁辔,在不可知的境地上漂浮着”。哀痛之音,感人肺腑。郭沫若在悼文中把高尔基和鲁迅,称作“两个宏朗的大星”。高尔基也是死于这年的六月十八日。仅仅相隔四个月,世界文坛上两个大星相继殒落,“这损失的重大实在是不可测算的”,“我感觉着周围的黑暗好象增加了重量”。     

谈郭沫若与郁达夫的友谊

郭沫若同志在《望远镜中看敌人》中,是这样评价郁达夫一生的:他不仅是“一位有才华、有学识、有良心的作家”,而且“一直在反抗旧社会,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毕竟是一位倔强的战士。”在《再谈郁达夫》一文中,郭沫若同志以赞颂的口吻说:“达夫是完成了一个有光辉的特异的人格的。鲁迅的韧,闻一多的刚,郁达夫的卑己自牧,我认为是文坛的三绝。”(《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500页)     

郭沫若二十年间三和鲁迅诗

鲁迅与郭沫若同是我国现代文学的巨匠。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一生没有见过面。但郭沫若对于鲁迅及其作品,是敬重和倾爱的。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他曾坦率地表示:"在今代学人中,我最佩服的是鲁迅。"1936年鲁迅逝世后,郭沫若的挽联中有"钦诵二心,憾无一     

郭沫若的诗歌创作经历

郭沫若，原名郭开贞，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诗歌是郭沫若文学创作的一大成就，诗集《女神》、《星空》、《前茅》、《恢复》等很好地体现了他的诗歌创作历程。     

郭沫若与《甲申三百年祭》

“天也不覆找,地也不载我,错！错！错！迎闯王变成了四面楚歌,千古恨,沦落了大好山河……”这是祁剧《甲申祭》中,李自成走投无路时发出的绝望哀叹。根据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改编的祁剧《甲申祭》在北京演出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今年是甲申(即李自成进京)350周年,也是郭沫若写作《甲申三百年祭》50周年。为此,记者采访了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周自强教授,他详细介绍了郭沫若写作《甲申三百年祭》的前前后后,及这篇文章对于今天的意义。     

郭沫若归国和郁达夫的活动

郭沫若归国和郁达夫的活动有怎样的关系呢?郭沫若在《再谈郁达夫》一文中作了这样的叙述:“……原来四五月间(指一九三七年——引者注)在庐山有这样的聚会,张群和其他的一部分人,说了我,认为可以让我回来做些工作了。在当时我是受着通缉的,必须蒋介石点一个头,我才有公开回国的可能。张群在一个会上向蒋提出了,也得到了允许,因此我的回国便不成问题了。但怎样把这消息来通知我呢?陈公洽那时也在庐山,便想到达夫和我的关系,所以就由他通知达夫,由达夫再通知我。这些经过,连达夫自己也是不知道的。”(《沫若文集》第十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