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政治的结合:必然性与复杂性

科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从近代以来科学的运行方式及其日趋重要的社会功能 ,以及“政治”的固有职责 ,分析了科学与政治结合的必然性 ;探讨了科学与政治结合的内在复杂性。本文认为 ,寻找科学与政治结合的正确方式 ,不但是促进科学进步的过程 ,而且也是促进社会民主化的过程。     

科学的本质是否就是权力

法兰克福学派从科学的社会功能上论证,认为现代科技已政治化为一种意识形态;SSK的科学政治学派则将政治权力转换为“学科规训”概念,而从内在构成要素上对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加以论证,结论是:任何现代学科都通过规训形式使“权力”渗透到其研究活动中,“权力”是科学知识的起源和内在因素,权力本身成了知识的标志。然而,科学事实上并非彻头彻尾的“权力”。科学中的政治因素不可完全排除,但这并不导致两者关系中地位的等同甚至颠覆。科学知识或说科学本质仍以客观性为主,政治因素等主观性则处于被支配的地位。     

科学共同体实现公共责任的途径选择分析

在科学活动过程中,科学共同体不仅要面临来自同行之间的各种权力冲突还要面对来自外界的权力冲突,这种活动已经不仅仅是智力或认知过程,而成为了一种利益竞争和政治过程,如何防止一些科学技术精英利用自身的话语权谋求个人利益一直是科研管理领域的重要问题。当代西方民主理论认为公共责任是遏制权力滥用、实现政府善治的有效途径,通过引入政治学和公共行政领域的公共责任理论,分析科学共同体公共责任的定义及表现形式,并从法律、政治、治理和伦理方面探讨了使其实现公共责任的途径,以期为公众提供更好的科学技术服务。     

科学的政治哲学与科学论的新近进展

本文所论述的科学的政治哲学并非一门新创的学科,而是科学论继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与科学知识社会学(SSK)之后的一种新型的研究方案.通过对J·劳斯的<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一书的剖析,本文展示了这一研究方案的大致轮廓.我们认为,如果把科学认定为是一种公共的事业,那么新的科学论的构筑就必然要涉及权力的关系及其辩护方式;并且,如果科学与权力(包含物质力量)是一种内在的联系,那么它们只有在政治哲学维度才能得到整合.     

用科学理论武装官兵是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根本任务

习近平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始终强调用十八大精神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官兵头脑,并将此作为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这是因为我军思想政治建设的一系列方针原则都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基础之上的,要求必须用科学理论武装官兵。科学理论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理论指南;提高官兵的政治思想觉悟,要求必须用科学理论武装官兵;只有理论的坚定才有政治上的坚定,必须用科学理论武装官兵。怎样用科学理论武装官兵?要坚持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相结合,坚持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相结合,坚持运用理论和发展理论相结合。     

在科学与政治之间:1964年的北京科学讨论会薛攀皋先生访谈录

1964年的北京科学讨论会是个有深厚政治内涵、曾受中国高层高度重视的科学盛会.身为会议理科组副组长的薛攀皋详细回忆了会议从筹备到结束的全过程.     

政治对科学的遮蔽机制及其成因分析——基于美国疫情治理初期实践的考察

科学被认为有助于增强疫情治理成效，为何却在一些情况下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美国在新冠疫情初期陷入治理低效的困境，为认识上述问题提供了典型案例。综合分析其政策内容和执行情况可以发现，政治遮蔽科学是其治理低效的重要原因。遮蔽机制体现着政治对科学的压制，可从治理目标、意见表达和运行逻辑等三个维度上展开分析。具体而言，以经济绩效目标扭曲科学防疫目标、以政治偏好约束科学意见表达、以政治逻辑替代科学逻辑等压制性措施直接导致了治理低效困境，而特朗普政府的权威主义化则是遮蔽机制的发生根源。政治对科学的遮蔽可能出现在现代国家治理的诸多领域，其遮蔽程度、类型、动因等仍有待更深入的讨论。     

浅议科学发展的动力因素

科学的动力因素有内因和外因。内因（微观机制）主要从科学自身的发展,科学知识体系方面：科学知识、科学思维、科学思想体系。从意识形态方面：科学知识的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外部原因（宏观机制）：科学传统的演化,社会、文化、国家政治、伦理、哲学等人文社会学观察。     

科学与政治:干细胞研究之争在美国

科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是大科学时代的一个突出现象,也是"科学与社会"研究领域(STS以及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本文以干细胞研究在美国社会引发的若干争论为案例,考察和分析了科学与政治复杂关系的几个层面.     

IPCC与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中国要争取科学话语权

 传统的实证主义科学观将科学独立于社会和政治之外,而这种科学自主论在当今涉及全球的大科学面前受到了严峻挑战。从科学知识社会学视角,通过分析哥本哈根会议上的IPCC评估报告、减排方案和谈判过程中科学话语权的争夺,我们可以发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专业的气候科学已然成为政治博弈的重要资源,成为某些发达国家获取其经济利益的“政治修辞术”。鉴于此,中国应加强气候科研,争取更多的气候科学的“话语权”,最大限度地从科学上赢得国际气候与环境外交的主动权,使有关应对气候变化的各种活动能朝着真正有助于遏制全球气候变暖,向低碳经济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