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刑事法治对人权的保护

人权需要法治的确认和保护,以免受到社会其他公民和国家公共权力两个方面的侵犯.根据依法治国的要求,我们应当树立正确的刑事法治观,既要重视刑法在惩罚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方面的作用,也要重视刑法在保障人权方面的作用.罪刑法定原则是依法治国在刑事法领域的具体要求,它在国家刑罚权与公民的自由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从而保证刑法既能有效地打击侵犯人权的犯罪,又能防止滥用刑罚权侵犯人权.为了更加有效地保护人权,应当慎重适用死刑和注意“严打“中的人权保障.     

死刑核准权收回:基于宪法视角的审思

死刑核准权的收回不仅仅是简单的法院系统权力的变化,更涉及到国家权力的分配问题。因此至少应当从人权的角度加以分析,宪法作为限制国家公权力、保障公民私权利的根本法意味着必须对死刑核准涉及到的人权问题加以探讨和分析。2007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核准权以来的这十年间判处死刑的标准实现统一,死刑总数明显减少,这一进步体现了2004年宪法修正案新增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价值理念。但是,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功能定位、能否实现死刑复核程序的诉讼化等问题存在诸多争议,这些争议从宪法的角度去分析乃是如何认识生命权的宪法精神、如何在宪法上论证死刑的正当性。     

从《宪法》第十三条的修改谈我国刑诉法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兼论我国刑诉法的修改与完善

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现行《宪法》第四修正案加强了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等基本人权的保护,《刑事诉讼法》作为《宪法》的子法及“人权保护法”,应该适应《宪法》修改的需要,在人权保护方面有更大作为.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保护是人权保护的重要内容,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与西方国家相比尚显不足.本文从比较法的角度阐释了西方国家刑事诉讼在公民私有财产权保护方面的立法实践,分析了我国法律规定的不足并提出了完善建议,以期对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有所助益.     

论中外公民社会权保障路径之差异——兼论我国公民社会权保障制度的发展

各国对社会权的保护路径主要包括：通过宪法条款实施司法救济;通过立法实施保护;通过发挥人权保护机构的作用而保护。我国宪法明确确认了社会权,但在现实政治运作中,公民社会权的保障主要通过宪法条款立法具体化的途径。我国公民社会权保障既不能把司法审查作为唯一路径,也必须克服过度依赖立法产生的消极后果。同时,完善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行政救济制度、建立专门的人权保障机构以及有效实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是促进我国社会权保障制度发展的必要举措。     

刑事法治的宪政基础

宪政的精义是“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刑法是被称为“善良公民的大宪章”,那么刑事法治首先就要依宪法而治,刑法的目的和精神也应是随着宪法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是为了保障人权为其终极目标的。因此,刑事法治要以宪政作为它的基础。     

论权义复合型宪法规范的矛盾与改革方向——以工作权和受教育权为例

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宪法中对工作权和受教育权采用权义复合型的规范模式,这两类权利同时被规定为公民的基本义务。这种宪法规范受到了传统国家主义和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违背了法治的基本理念。复合型宪法规范本身存在诸多矛盾,造成宪法规范逻辑上的混乱、执法与司法的困难、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属性上的模糊,因而不符合法治的要求,不利于人权的保障。复合型宪法规范改革的方向是实行权利义务的分立。     

论公民教育的宪法目标

宪法关系主要调整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公民素养的提高对于国家迈向政治文明至关重要.从宪法的角度讲,就是基于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规定,需要培育适格的公民.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公民教育培育人民主权观念、宪法监督意识、参政意识,路径是通过民主与法治的意识培育,确立正当、合法的权利观.实现和巩固公民在宪法关系中的地位,逐步走向公民社会.     

人权视野下的户籍制度——以国务院住房贷款规定为例

人权作为公民的最基本权利,日趋成为一种法的价值追求和普适性的司法准则,并上升到宪法的高度,倍受人们关注。但是,长期存在的户籍规定却影响了公民基本人权的全面实际,成为相关政策的制度性基础和根源。以户籍为据的国务院住房贷款规定即是通过不平等的贷款标准限制外地,厶＼民的购房权。因此,为切实保障人权,有必要对以户籍为据的政策进行人权分析,以寻求积极的人权救济途径。     

论公民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

在现代法治社会,财产权作为基本人权受到国际人权公约及各国宪法的明文保障。国家对公民课以金钱给付义务,本质上是对公民财产权的一种侵犯,必须进行正当性论证并遵守相应的课征原则。在我国,政府对公民课以金钱给付义务尚未实现法治化,应当从“正义国家”公民宪法财产权保护的角度予以规范。     

迁徙自由必要性分析——以现行宪法为视角

迁徙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不仅为世界各国宪法所确认,也为一系列国际性和区域性人权公约所确认,我国建国前和建国初的宪法及宪法性法律对迁徙自由也曾作出过规定,但从1975年宪法开始取消迁徒自由至今迁徒自由从我国宪法中悄然消失,这显然和我国现行宪法“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相悖。现行宪法恢复和重新确认公民迁徙自由权。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的必然要求,也是维护我国法制统一和尊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同时还是完善我国人权立法、履行国际人权公约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