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不下形式的问题”：新诗的重要“传统”

新诗其实有“自己的传统”,这一传统即20世纪四十年代朱自清先生说的：“二十多年来写新诗的和谈新诗的都放不下形式的问题”,这个“传统”序列上的诗人是陆志韦、徐志摩、闻一多、梁宗岱、卞之琳：冯至、何其芳、吴兴华、林庚等,这些诗人重视新诗的“诗形”建设,不懈地寻求现代汉语诗歌的形式秩序。新诗的这一“传统”对于目前当下中国写诗忽视诗歌形式问题、过于“自由”的风气,应有警示与纠偏之用。     

新诗如何被“看”?

从整个中国诗歌发展史来看,"五四"新诗最大的变化在于用白话作诗和"作诗如作文",这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诗歌语言与形式的一次有组织的反叛。那么,这种反叛给作者、给读者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与传统的诗歌观念相比,这种"自由化"的新诗对人们会产生什么样的思维转换呢?文章抓住新诗"自由化"的基本特点,尝试着阐述新诗是怎样改变着人们传统的阅读模式的。     

自由的狂欢 非诗化的试验场——20世纪90年代的“民间写作”论

"民间写作"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诗歌写作的一股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对中国新诗的多元化发展与探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诗歌创作与探索呈现出了三个突出的写作特征:一是绝对独立自由的个人写作立场;二是向世俗生活彻底敞开的取材原则;三是诗歌语言口语化极力追求。这种实践与探索呈现出明显的非诗化特征,存在着许多认识和探索的误区,需要引起我们高度警惕与反思。     

舒婷的诗歌语言学实证分析

舒婷是朦胧诗创作的核心人物之一。诗歌语言的问题是20世纪中国新诗历史发展中一个相当重要的论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于中国文学和诗歌语言的话题更为郑重地进入了人们地视野。人们开始认识到,正是语言的变迁从根本上改变了20世纪中国文学以及诗歌的面貌。通过对舒婷诗歌的实证分析,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它的语言体系的现代性,从而感受它在思想上的现代性,正是这种语言本体层面上的提升奠定了新诗新的审美原则,使新诗得到了又一次诗体解放。     

新诗如何被“看”？

从整个中国诗歌发展史来看,＂五四＂新诗最大的变化在于用白话作诗和＂作诗如作文＂,这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诗歌语言与形式的一次有组织的反叛。那么,这种反叛给作者、给读者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与传统的诗歌观念相比,这种＂自由化＂的新诗对人们会产生什么样的思维转换呢？文章抓住新诗＂自由化＂的基本特点,尝试着阐述新诗是怎样改变着人们传统的阅读模式的。     

从“雪落”到“欢呼”——“土地诗人”艾青蜕变的一些内在线索

在中国现代新诗发展图景当中,塑造了“诗的‘现代中国’的整体形象”的艾青是一位具有广泛影响的诗人。但检视20世纪30-40年代艾青的“土地”诗篇,可发现其在写作行为、诗歌词汇表、人物设置以及写作时态等方面均有重要变化,这些变化表征了艾青如何由一位“土地诗人”蜕变为“颂歌”作者。而这种蜕变抑或说个人所选择的道路,固然受到新的历史情势的影响,但从稍早时候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中所蕴含的两种声音——“土地的声音”和“我的声音”——来看,也并不缺乏内在的线索依据与发展逻辑。     

简论“五四”译诗对早期新诗的影响

“五四”前后的译诗对中国早期新诗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改变了中国新诗的语言和表达，促进了中国新诗文体的发展演变，引起了中国诗歌精神价值的新变，以民族诗歌的身份直接参与了新诗的建构。     

[中国现代诗学]：也谈诗的“常”与“变”

本期我们推出《新诗的＂变＂与＂常＂笔谈》（之三）,发表张炯、王珂、张中宇三位先生的文章。他们从不同角度阐发了各自的观点,可以帮助对这一话题感到兴趣的读者思考。新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几千年的中国古典诗歌到现代发生了巨变,所以,＂变＂是新诗的根本。永恒是不美的,问题是新诗应该怎么变。对新诗的＂新＂的误读,造成了新诗百年发展道路的曲折。     

20世纪70年代后台湾诗歌的语言变革

语言问题一直是20世纪中国新诗历史发展中一个相当重要的论题,而语言的不断变化又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诗歌的艺术风貌。一个民族诗歌语言的发展变化,一方面取决于社会时代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取决于语言自身的内部运动。台湾诗歌语言在20世纪70年代后的30年间发生了显著变化：首先突出表现为诗歌语言风格的变化,即由“欧化”到“白话”、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从精神化到肉身化和科技化;其次表现为语言资源的开发,即“方言”（闽南语）入诗。     

新诗现代化"诗学体系的滥觞——谈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论

在对李广田、朱自清、唐、袁可嘉在20世纪40年代各自出版的诗论专著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述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论的特点:集中性和系统性,并总结了"新诗现代化"的诗学体系。     

“新诗现代化”诗学体系的滥觞－－谈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论

在对李广田、朱自清、唐Shi、袁可嘉在20世纪40年代各自出版的诗论专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述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论的特点：集中性和系统性,并总结了“新诗现代化”的诗学体系。     

深入和成熟: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诗理论批评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诗理论批评极为繁复,以《新诗歌》派代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论与以《现代》诗派为代表的走向综合的现代主义纯诗诗论之间的论争呈现出主流风貌;而它的支流很庞杂,主要有印象主义诗歌理论批评、现代解诗学、心理原型诗歌批评、"新批评"诗歌理论批评和新诗史研究。它们的合力使得在20年代确立起来的中国新诗理论批评体系走向深入和成熟。同时,30年代新诗理论批评,在接受前苏联和西方现代文学理论观念和方法上,比起20年代来,面更广、力度更大,而且自觉意识也更强;因此,30年代中国新诗理论批评的现代性表现得更足。     

中国新诗的发展与审美标准的多元化

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新诗应该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这一时期,中国新诗从旧体诗中挣脱出来并形成一种新的诗歌样式。此后,经历了由粗坯到精致、由稚嫩到成熟、由简单到繁复的漫长过程,不同风格的诗歌多元存在、互相发展。从20年代初。40年代初的敌后诗群、前方诗群,到70年代末期朦胧诗的出现,新诗的发展,道路是曲折、漫长的,质量却是逐步提升的。     

无“常”而“变”：新诗作为一种“流浪文体”的命运

提到新诗的“常”与“变”,人们很容易想到一个老问题：新诗与古代诗歌传统的关系。有论者指出：“新诗的‘常’是指中国诗歌传统,它是恒定不变的诗歌元素;‘变’则指新诗创作对诗歌传统规范的不断突围、超越与改写,     

“废名圈”诗人群新诗语言探索

作为中国现代新诗史上的“古今中外派”,“废名圈”诗人群的新诗语言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进行了有效地融合,在追求诗歌语言浅白易懂的同时,将古典雅韵纳入其中,创作了一大批智性诗,在三四十年代的新诗坛上是极具代表性的。     

斩不断的“血缘”——略论初期白话诗的民歌风味和“比”、“兴”的运用

由于传统诗学对初期白话诗人审美心理的潜在影响,使得他们在进行新诗创作的时候,较多地借鉴了传统诗歌的诗境构造方式、语言形式,和“比兴”手法,因此一部分初期白话诗体现出了比较突出的民歌风味。传统的“比兴”在初期白话诗中的运用已经远远超出了其表层的“修辞学”的意义,体现了中国传统诗学审美思维方式的内在引力,生动地展示了在“汉语言文学”这一大文化背景下汉民族诗歌的“特殊话语形式”对新诗的原型影响;同时,这种运用也显示了新诗在表现方法上的无限发展空间。     

身体的滥用:“下半身写作”探析

"下半身写作"是20世纪90年代末重要的诗歌写作与文化现象,他们通过身体的去蔽与在场体验,以文学审丑颠覆传统的审美话语,不断打破既定的文学、思想秩序,走向了存在自由与精神解放,但其一味的口语化、欲望化书写也暴露了"下半身写作"的虚无主义倾向与语言的粗俗化、色情化的趋势,对当代诗歌书写易产生误导作用。     

群文阅读在高中现代新诗教学中的运用研究——以“新月诗派‘三美’论”教学为例

现代新诗是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受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理论影响,内容与表达形式自由且采用白话语言表现情感的诗歌。现代新诗是高中语文教材中的重点内容,学好现代新诗有利于提高学生诗歌鉴赏能力,有利于培养学生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从群文阅读教学理念出发,探究高中语文现代新诗的教学路径,为现代新诗教学注入新的活力。     

略论何其芳早期诗歌的体式

何其芳是中国现当代诗歌史上极为重要的诗人和诗歌理论家。作为30年代“现代派”的重镇,他早期诗歌的体式经历了从“新月”体到“现代”体的转变,可以说这一变化典型地代表了“现代派”大部分诗人和这一诗歌流派诗体上的变化和发展。从何其芳诗歌体式的演变中亦可见出,30年代中国新诗体式的流变方向。     

论中国现代诗歌解释学的发生

从20世纪30年代朱自清等人解诗观念的提出到新时期孙玉石等人对现代解诗学理论和实践的倡导,中国现代解诗学的建设提上日程.在概述现代解诗学的产生过程后,对现代解诗学的发生进行了三个层面的动因分析:身份危机、现代性诉求和影响的焦虑而来的新诗百年心理症侯构成了现代解诗学发生的内在动因,同时对诗歌解读的实际需要和新诗经典化的诉求也使现代解诗学的建设成为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