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大公报》浅析中苏建交谈判曲折原因

1919年和1920年苏联发表两次对华宣言,宣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归还沙俄在中国取得之一切权益,但北京政府苛刻地要求苏联政府赔偿其内战时中国商人的损失和保证不做改变中国体制的宣传。对此,苏联是无法答应的。然而国际形势在变,苏联政局日趋稳定,政权日益巩固,国力增强;随着英、意、挪等国的承认苏联,国际掀起了承认苏联的潮流,其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为最大限度地维护在华利益,苏联对中国的态度也愈加强硬,中国失去了解决中苏问题的最佳时机。     

1945年中苏莫斯科谈判评述

抗战胜利前夕,国民政府与苏联经过谈判,最后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双方关于外蒙的两个照会、关于东北权益和苏军进入东北有关事宜的四个协定,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战后中国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英建交谈判中的中方决策因素

中方在中英建交谈判中的方针原则是中方决策层根据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战略确立的。“一边倒”是新中国在外交上坚决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立场的形象表达,它同“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起,构成了建国初期的三大外交政策。在此基本原则下,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与西方国家建交     

1924-1927年中俄会议研究

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曾两次发表对华宣言．表示愿放弃在华旧约特权。但在建交谈判时，加拉罕坚持必须谈判新约取代旧约。最后双方妥协成先议定解决悬案大纲，建交后再开正式会议，“在会议中”具体解决悬案。然而，应在一个月内召开、六个月内完成的会议，却迁延了一年三个月才勉强开幕.     

论中苏首轮边界谈判的缘起

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政府出于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和新生共和国的整体安全来考虑边疆战略和边界问题。对于边界中存在的问题,苏联方面没有提起,中国方面也不去触及,双方的边境地区还是比较和平与安宁的。随着两党论争的愈演愈烈,中苏关系也日趋紧张,原来平安无事的边界成了反映两国对立情绪的"前沿"。随着中苏两党论争激烈程度的不断升级,两国外交关系急剧交恶,与之相应,原本互相往来友好的中苏边界地区也开始摩擦不断,并且磨擦的程度和规模也越来越扩大升级。边界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成为双方都无法回避的尖锐问题。中国方面在20世纪50年代末率先主动向苏联方面提出举行双边边界谈判的建议,但一直到1964年初,中苏双方才在北京举行了第一次边界问题的谈判。谈判旷日持久,断断续续,前后延续了将近6个月。由于无论在谈判的前提条件还是在具体问题上中苏双方的立场、观点都大相径庭,最后谈判无果而终。双方的边境冲突也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也随之每况愈下。     

谈判与外交谈判

针对外交中对谈判的应用,采用归纳总结、图表分析等方法总结谈判理论的历史发展及其趋势,分析谈判与外交谈判的关系,外交与谈判的关系,外交谈判的特点、类型和方式,外交谈判的规律和准则,外交谈判的艺术和技巧等。通过研究分析表明:解决危机、消除冲突、实现和平的最佳手段是外交谈判。     

1964年中法建交冲击波

美国政府长期推行对华全面敌对与遏制政策,阻止其他西方国家同新中国交往是这一政策的关键一环。法国承认新中国并与之建立完全外交关系,不能不构成对美国外交决策的严重冲击,并进而影响到全球冷战格局的演变。     

《大公报》视野下的1945年的中苏谈判

1945年,中苏谈判及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中苏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大公报》作为当时中国舆论界较有影响的大报,对此进行了较为客观、全面、详细和及时的跟踪报道,不仅让广大民众及时了解国内国际情势,而且宣示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与广大民众一样对和平的渴望与社会安定的诉求。     

列强对华政策与辛亥革命的失败

辛亥革命爆发后 ,外国列强为了维护自己的在华利益 ,采取了扶持革命敌对势力和对革命直接进行了干涉的政策 ,使革命派面临巨大压力 ,最终不得不进行妥协 ,使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政权 ,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失败     

论1924年中苏外交关系的建立

2 0世纪 2 0年代上半期 ,中苏外交关系的建立 ,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这是十月革命后俄国社会性质改变和北京政府迫于国内社会舆论压力的结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俄国国内情况的好转以及西方列强的干扰 ,又使其好事多磨 ,成为一个长期和非常曲折的发展过程 ;并使中国失去了解决外蒙问题、完全收回中东铁路等与苏俄交涉的有利时机     

论1949～1958年中苏国家关系中的意识形态问题

意识形态是中苏关系中一个敏感而尖锐的课题。可以说,中苏同盟因意识形态的同一性而建立,也因意识形态的背离而分裂。因此,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研究中苏关系的时异势迁,沧海桑田,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把1949~1958这十年间的中苏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对这三个不同时期意识形态在两国关系中的作用加以阐述,从而试图揭示中苏关系在这短短十年内发生如此重大变化的原因所在。     

拒不与苏联人合作的吴佩孚

第一次直皖战争后，吴佩孚虽远避豫西，但却又让北京政府不得不仰其鼻息，大到国策小至人事安排，无不频繁请教于他。这当然就引起了处心积虑操纵中国的苏联人的注意，中国共产党人曾奉“远方”(中共对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的隐秘代称)之命与吴佩孚联络——李大钊就曾充任过使。     

北京知识界与《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1919～1924)

作为近代中国外交史上的重要文件,1924年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不仅在中苏(俄)两国关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是北京政府所取得的主要外交成就之一.同时,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该外交协定又有其鲜明的特色--它的签订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中国知识界的影响有相当关系.特别是在谈判所在地--北京这一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活动中心,以大学教授、学生、学者、报人等组成的强大舆论力量,对北京政府的外交家形成了巨大压力.     

中苏谈判与外蒙独立——以台湾方面史料为中心的考察

1945年2月,苏美在雅尔塔会议上就远东等诸多问题达成谅解,其中商榷外蒙古维持现状,这为外蒙的最终独立埋下了伏笔。在美苏的重压下,已没多少回旋余地的国民政府数度派出代表同苏联展开数轮艰苦谈判,最后以变相承认外蒙独立等条件作为反条件,取得了苏联支持国民政府一统中国的名义上的承诺。外蒙古的独立,深刻地改变了战后远东地缘政治格局。以台湾方面所出史料来考察,或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多角度理解把握此段史事。     

列强侵华中的勾结与斗争史实

一、列强侵华中的勾结史实 东西方列强在中国的争夺是建立在实力基础之上的.列强在侵华的过程中充满矛盾、斗争与勾结,列强争夺的原因是想最大限度地扩大在华的侵略势力,导致彼此发生利益冲突.其争夺是绝对的,勾结是暂时的.争夺的结果是对华危害的加深,同时也导致了侵华势力的消长.     

苏联的对德绥靖外交——从苏联与英法和德国的两次谈判谈起

二战的硝烟早已散去,回首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对好战势力的一味妥协、迁就、退让,就意味着死亡的步步逼近。二战的爆发固然是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扩张政策的结果,但一些主要大国的绥靖政策与之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英法美的绥靖政策已成公论,但长期以来,人们却忽视了苏联也是该种政策的推行者之一。本文从1939年4月至8月期间,苏联分别与英法和德国进行的两次谈判入手,探讨苏联的对德绥靖外交政策,作为一段历史,虽然这已经无法挽回,但重要的是后人能以之为鉴。     

列强侵华中的勾结与斗争史实

一、列强侵华中的勾结史实东西方列强在中国的争夺是建立在实力基础之上的。列强在侵华的过程中充满矛盾、斗争与勾结,列强争夺的原因是想最大限度地扩大在华的侵略势力,导致彼此发生利益冲突。其争夺是绝对的,勾结是暂时的。争夺的结果是对华危害的加深,同时也导致了侵华势力的消长。     

从过境权问题看三国谈判失败的苏联因素

二战前夕,英法苏三国为了制止希特勒的进一步侵略扩张,进行了集体安全体制的结盟谈判.在谈判末期,苏联提出了西进过境权问题,而英法未能在此问题上与苏联达成一致致使谈判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这也成为二战史中令人困扰的过境权问题.其实,战争前夕,苏联的结盟理念已与过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苏联结盟理念的变化与这次谈判的最终结果密不可分.     

甲午战争时期的欧洲列强和日本

欧洲列强对甲午战争的态度和同时期诸列强在其它地区的矛盾与角逐有机地联系着。当时英俄的矛盾决定了远东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列强在不同时期的政策并非一成不变。如不能说英国一贯支持日本侵略朝、中；也不能概括为沙俄一直反对或抵制日本侵华。欧美列强的纵容或支持，是日本胆敢发动甲午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把“三国干涉还辽”说成“丑剧”值得商榷。把“以夷制夷”作为对外关系的基本方针也是谬误的。     

清末中国与秘鲁首次建交的原因考察

历史上中国与秘鲁之间的首次建交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即1874年中秘两国签订友好条约,规定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不仅是历史上中秘两国之间的首次建交,而且也是中国与拉美国家的第一次建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