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驰名商标认定模式的多角度评价

2001年之前,我国对驰名商标的认定从无到有,其认定模式是单一的行政认定模式。2001年之后,随着最高人民法院相继出台两部司法解释,法院也有权对商标是否驰名进行司法认定。从此,我国进入了行政认定和司法认定并存的双轨制时期。但双轨制模式下存在许多的问题,如双轨制模式是否符合国际惯例;对行政认定和司法认定主体合法性的评价;对认定方式的评价;对认定程序的评价;两种模式存在着什么样的先天隐患;两种模式认定驰名商标的法律效力评价。     

试论我国驰名商标的司法认定

驰名商标的法律保护是商标法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而驰名商标的认定是驰名商标法律保护的前提和基础。中国从2001年开始驰名商标的司法认定实践,有成功的经验,也存在诸多的困惑和亟待解决的难题。文章尝试对中国驰名商标司法认定中的认定标准、认定效力和与驰名商标行政认定的协调等问题展开探讨,并对中国驰名商标司法认定的完善提出建议。     

驰名商标的司法认定中的若干问题

我国在驰名商标认定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等方面存在很大缺陷,与世界存在一定的差距,应大力完善我国驰名商标的司法认定体制,实现驰名商标的认定司法化,不断变革与完善驰名商标法律保护制度以与世界接轨。     

驰名商标及其法律保护

驰名商标的内在价值使得驰名商标成为各国商标法保护的重点，驰名商标的认定是保护驰名商标的关键性因素，现行的行政认定模式不利于保护驰名商标权人的利益，应适当引进社会认定，为了促进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的形成，有必要对未注册驰名商标实行跨类保护，强化对以也名商标商品装潢的特殊保护，同时在商标法中增加驰名商标的反淡化条款，以解决驰名商标与域名的冲突。     

论新商标法的驰名商标保护制度

驰名商标制度的确立是我国商标法的一个里程碑。新商标法明确规定有条件地保护未注册驰名商标，对注册驰名商标实行跨类保护。对驰名商标应一视同仁，跨类保护的范围应扩大至未注册驰名商标。关于驰名商标的认定模式，提议适当引入社会认定以确保公正的真正实现。     

驰名商标司法认定虚假诉讼的法律规制

我国驰名商标认定制度的异化以驰名商标司法认定虚假诉讼为最严重的表现形式,迫切需要设计出一套具体的防范及规制措施。要有效地对虚假诉讼行为进行规制,需要充分运用立法和行政综合治理手段,完善驰名商标的认定和监管制度,建立虚假诉讼案件的预防和识破机制,健全和创设程序法上的规制措施,建立实体法上的侵权损害赔偿机制。     

浅议驰名商标的认定与保护

驰名商标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意味着更高的市场占有率和收益，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日益突出。当前，我国驰名商标的认定和保护制度尚处在初创阶段，在驰名商标的认定模式、认定标准、认定机构以及权利行使的范围、域名保护等方面，仍需进一步加以改进和完善，从而达到更好地保护驰名商标的目的。     

Research on Bad Faith in Judicial Trial of Dispute of Domain Names

恶意作为域名纠纷案件中域名注册、使用行为构成侵权或不正当竞争的要件之一,其如何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共识与分歧。已形成的共识有两点：一为将对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全面延伸至网络空间,恶意要件在驰名商标领域事实上被架空;二为如果域名注册、使用人存在向涉案商业标识权利人牟利的意图,则法院倾向于直接认定恶意成立。尚存在的分歧有两点：一为对域名注册、使用人对涉案商业标识的＂不知＂是否能构成恶意成立的有效抗辩;二为恶意是法院根据域名注册、使用人的具体行为来探求其主观意图得出,还是法院根据客观的损害结果直接推定。     

论我国驰名商标的认定与司法保护

我国新商标法对驰名商标的保护,特别是对未注册驰名商标的保护,使我国对驰名商标保护与国际公约进一步接轨.但是,现行《商标法》对驰名商标的法律保护范围仍然较窄,在驰名商标的认定以及驰名商标的法律保护制度等方面,均应在立法上进一步完善.本文论述了驰名商标的法律性质,保护对象与范围,新商标法对驰名商标的认定及保护措施,对我国的驰名商标法律保护制度提出了建议和实施的具体措施.     

试论我国驰名商标的认定

2003年4月17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布了《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对驰名商标的认定确立了被动认定模式。本文结合我国现行规定及相关国际条约,从认定模式及现有的法律保护制度等方面对驰名商标的认定做论述。     

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审查范围的衔接

1999年《行政复议法》颁行,我国独立的行政复议制度正式建立,《行政诉讼法》与《行政复议法》的冲突也随之出现并逐渐突显,二者在审查行政行为方面、具体行政行为方面、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方面、救济权益方面和排除受理方面等审查范围的规定上严重脱节,既不利于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也不能使行政权的运行受到全面审查和有效监督,有悖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因此,必须完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审查范围的规定,实现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审查范围的有效衔接,达此目的现实而有效的路径有二,一是弥补行政复议制度缺陷,二是扩大行政诉讼的审查范围。     

驰名商标的反淡化保护

驰名商标代表了良好的信誉和对消费者的特殊吸引力。使用与驰名商标相同或近似商标的“搭便车”行为是对驰名商标的淡化，具有很多危害性。通过建立防御商标制度，禁止以他人的驰名商标作为域名注册，禁止他人将驰名商标作为企业的名称的一部分使用，加强行政执法机构的建设和加大执法力度等措施可以加强对驰名商标的反淡化保护。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立案审查相关问题分析

以关联性为理论依托的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模式由于自身特点的制约和具体规范的缺失,在立案审查问题上没有固定的模式可循,存在许多争议。在对立案审查相关问题进行分析时引入现有成熟司法制度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将弥补形式关联性审查存在的漏洞,化解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在管辖权问题上的冲突,平衡民事诉权与行政行为公定力之间的矛盾,也将是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长远发展的可行之策。     

从行政诉讼的数量分析中浅探当代行政权

行政机关运用公共权力管理社会,服务社会,从本质上讲,行政权与公民权具有一致的利益,相互统一但不可否认,行政权本身的特殊性及其在具体运用中,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对行政相对人的正当权益,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侵害。面对这种侵害,缺少对抗手段的公民唯一的依靠就是提起行政诉讼以寻求司法保护,使行政机关成为行政诉讼案件中的主体。在此,我们通过对一些具体数据剖析,分析了公共行政被诉现状,并对其发展趋势进行了一些探索。     

行政判例视野中的行政法原则研究——以梁宝福案、赖恒安案为例评释

行政法原则在行政执法实践和司法审判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而行政判例中则蕴含着丰富的行政法原则。以梁宝富案关于合法性审查和保护诉权及赖恒安案关于成熟原则的行政判例为例来看，通过行政判例来运用、发展、创制行政法原则，对于推进我国行政法治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论政府信息公开中的个人隐私权保护

在信息公开的世界潮流中,随着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交互关系的广泛性和多元化,行政主体掌握着数量可观的个人信息,而个人信息的合理正当使用影响着相对人的切身权益,个人隐私权由此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在当前强调信息公开的学术氛围中,行政主体在信息公开的过程中如何充分保护个人隐私权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研究课题。应从隐私权的演进、政府信息公开中知情权对个人隐私权的保护以及政府信息公开中个人隐私权的制度性保护三个方面,进一步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体系。     

略论环保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道德规制

环保行政自由裁量权伴随着环保行政职权而存在,本文通过对环保行政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原因、运用形势及危害进行分析,在环保行政执法中要行为正当、行为公正及行为公平等道德规制的角度防范行政自由裁量权。     

有限与有效:高校行政权力职能转变的目标定位

高校是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二元交织的复杂系统。在我国高校中行政权力存在着较为突出的越位现象。为避免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僭越,高校行政权力职能转变应以有限与有效为目标诉求,从重塑行政文化、规范高校行政行为、大力支持学术社团活动和提高基层行政管理人员素质等方面入手,构筑高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行政管理与教学科研良性互动的耦合关系。     

教育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实践诉求与规范路径

本文选取近十年来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个直辖市涉及教育行政信息公开的法院判决书为样本,以样本案例中的公开事项、不予公开事由、裁判依据、裁判结果四个角度为切入点对教育行政信息公开制度实施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教育行政信息公开实践中存在依申请公开事项仍可细化、主动公开事项不到位,不予公开事由繁杂、申请人权益保障受限,法院裁判依据多样、地方政府规章适用率不高,行政相对人胜诉率偏低、法院对行政监督乏力等实施境况,呈现出强化公开事项的责任意识、厘清不予公开的事项范围、增扩信息公开的制度依据和加大信息公开的监督力度等方面的诉求。新时期,为加快教育治理现代化进程,在教育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发展中应进一步夯实信息公开主体规范,全面推行负面清单制度,提升信息公开制度实效,优化信息公开监督机制。     

论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

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是知识产权保护的途径之一，它的正确实施具有司法保护不具有的独特优势。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对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也作出了规定，实践中行政执法对知识产权保护也发挥着巨大作用，但在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方面亦存在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