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建荣:从消防战士到企业掌门人

<正>江建荣的办公室坐落在上海市徐汇区嘉善路的一幢高层公寓内。这里属于著名的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站在公司的阳台上举目望去,成片的法租界时期建筑的红瓦屋顶一览无余,再往远眺,各式摩天大楼鳞次栉比,一直延伸到天际线,东方明珠的身     

从《上新了·故宫》 看历史文化传播新趋向

借助设计师的创意、智慧和高科技等元素,顺应时代潮流,实现自身的创造和再造,是近年来历史文化传播的新方式,《上新了·故宫》就是其中的代表节目。该节目由北京卫视和故宫博物院联合出品,每期围绕不同的主题,寻找故宫历史文化元素,以文化产品“上新”为制作内容,赋予故宫历史文化以时代新意。由此,故宫不只是中国历史文化的见证,也成为文化创新、文化传播的载体。     

从“历史的报刊”到“报刊的历史”——浅论中国近现代报刊史研究范式的转变

本文主要梳理对中国近现代报刊史的认知是如何实现从"历史的报刊"到"报刊的历史"这一研究范式转变的,这种转变,给报刊史带来了哪些新的视野和价值,对于社会、国家的价值又体现在哪里。     

从记录到表达与表演——对社交网络使用行为的分析

这篇文章试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分析人们的社交网络使用行为。文章发现随着网络使用,特别是社交网络,从功能上来看,人们似乎越来越从记录偏向表达、表演。而其原因主要是线上线下造成的"时空断裂"。危险的趋向包括:一个人的极端个人化处境,个人被剥离社会;二是完全为了表演,丧失个性;三是不利于理性讨论。     

地主形象的历史演变——从鲁迅的《祝福》到陈忠实的《白鹿原》

在现当代文学中,“地主”这一形象的塑造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点,而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不单纯是政治形态与主流话语的影响,更多的在于文学创作所处的时代背景与文化环境的不同,以及创作者和读者对文学理解与接受的不同,这种变化表明了文学创作正逐渐向自身回归。     

从七夕到“中国情人节”——大众传媒对传统节日文化的重构初探

七夕是中国最古老的节日之一,它与春节、中秋、端午一起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共同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但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世界全球化格局进一步完成,传统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七夕节等传统节日也无法逃脱日渐式微的命运。与此同时,包括情人节在内的西方文化传入并风靡。也在西方“情人节”的启发下。七夕节所依附的牛郎织女的故事及其爱情寓意被重新发现,并以“中国情人节”面目被重构．而大众传媒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大众传媒对传统文化的挖掘、包装、及再传播成为一种新的趋势。客观看待大众传媒对七夕“中国情人节”的渲染,进而解析背后的原因。     

双城故事（八）——从上海到台北的一次文化平移（1949～2013）

1915年4月17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由陈光甫、庄得之等人假上海市宁波路8号举行股东创立会：任庄得之为总董事（蕈事长）、陈光甫为办事董事兼总经理;     

疫情常态化时期跨文化传播的新语态——以《从长安到罗马》为例

疫情常态化时期,国际传播环境愈发复杂,我国过去依托实际地理空间的文化对外传播方式受到诸多限制.基于此,文化类节目在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性愈发凸显.然而,由于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等不同,文化类节目的输出效果容易受到影响,从而造成文化折扣.本文通过对海外传播成功案例的对比和分析,寻找其中的共同之处,借此探求跨文化传播的新语态...     

从文化折扣到文化对冲:新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北大核心CSSCI

进入21世纪,中国电影迎来产业发展的新高潮,但国际传播却不尽如人意.一味陶醉于票房狂收的自我满足,却忽视了在整个国家参与的全球化进程中,有一份不可推卸的文化使命.“资讯赤字”、信息不对称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大量存在,并在西方被描述为一种“文化折扣”.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不仅要表现民族文化的独特个性,更要把全球性问题、全人类命运纳入思考的范围,超越本土的文化视野和精神境界,在交流中实现“文化对冲”.     

从边疆、核心到新边疆——读《危险的国家: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的世界地位》

近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危险的国家》揭开了美国的神秘面纱。中国的政治传统讲究经世致用,强调对历史经验及教训的学习与借鉴;而作为从某种程度上讲没有"历史"的美国,其国家治理则更多地是不断试错的过程,在数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它仿佛是一个精力充沛,同时却又缺少经验的年轻人,每每给自身和世界带来巨大的影响,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美国,是一个"危险的国家"。     

松江中山路路名的由来

大凡到过松江的人士都知道,松江有一条名为“中山路”的十里长街,也有很多人（包括老松江人）以为这条大街就是在1912年孙中山先生视察松江以后不久定名的,其实不然。     

STUDYING THE SOCIAL HISTORY OF TELECOMMUNICATIONS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methodology for studying the social history of telecommunications grounded in the interrelations and contaminations between Anglophone and Continental literature; its originality lies in the fact that it presents and discusses both traditions. Before tackling the central theme, the reasons for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telecommunications will be discussed and three different approaches will be considered. The first is the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which, examines ‘relevant social groups’ and their decisions regarding telecommunications. The second is socio-economic and considers both path dependence theories and concepts useful in understanding the network economy: natural monopolies, economies of scale, externalities and public services. Finally, the macro-systemic approach will be considered. In our proposal these three approaches, deriving from both the Anglophone and Continental schools of thought, form a methodological basis for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telecommunic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