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特点新探

中国二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积淀了丰硕的成果。这场改革具有两个鲜明特点：(1)从改革方式看，是“渐进式改革”；(2)从改革内容看，是“创新式改革”。两个特点交相辉映，共同演绎出了一曲举世瞩目的华彩乐章，构造了中华民族走向传大复兴的重要前奏。充分认识和理解两个特点及其相互关系，是总结这场改革运动丰富经验的重要方面，并对于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推进整个改革开放大业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萨克斯和戈德曼谈中俄经济体制改革

过去中苏都实行了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90年代以来,两国又都把市场经济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和模式,但两国改革的道路和方法却迥然相异,因此,探讨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正确道路和方法,成为各国学者普遍感兴趣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仅选择两位美国学者相互对立的观点,并加以自己的分析和研究,以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改革初始条件对过渡模式选择的影响

因为改革的触发时期所依靠的制度规则和组织体系、面临的利益冲突和非正式制度约束等初始条件不同，前苏联和中国选择了不同的过渡模式；中国改革走的是渐进式道路，而前苏联改革走的却是激进式道路。     

渐进式改革－中国改革道路的理性选择

80年代以来,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形成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即激进式改革道路和渐进式改革道路。本对两条改革道路做了比较分析,揭示出两表现在制度变迁的各个方面的差异。中国的改革无疑是渐进式改革的典范,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改革的难度加深和边际成本的递增,渐进式改革暴露出了一些引人深思的问题。     

中俄经济转轨和体制改革比较研究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期，中苏两加先后开启了改革的航程，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按照西方国家的经济、政治模式进行所谓“改革”，其改革的目标、性质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改革，在这方面已经没有可比性，但是，中俄两国都在实现从原先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两国都处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各个具体领域改革的做法、思路和绩效，仍有不少可供比较和相互借鉴的地方，本从两国改革的实始条件、目标、性质和路径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并作了相应的理论思考。     

中国采取“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原因简析

中国经济采取“渐进式”改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俄罗斯经济“激进式”改革失败的历史教训是中国采取“渐进式”改革所借鉴的因素之一;中国采取“渐进式”改革方式是符合本国国情的理性选择。     

渐进式改革──中国改革道路的理性选择

80年代以来,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形成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即激进式改革道路和渐进式改革道路．本文对两条改革道路做了比较分析,揭示出两者表现在制度变迁的各个方面的差异。中国的改革无疑是渐进式改革的典范,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改革的难度加深和边际成本的递增,渐进式改革暴露出了一些引人深思的问题。     

渐进式改革——中国改革道路的理性选择

80年代以来,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形成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即激进式改革道路和渐进式改革道路.本文对两条改革道路做了比较分析,揭示出两者表现在制度变迁的各个方面的差异.中国的改革无疑是渐进式改革的典范,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改革的难度加深和边际成本的递增,渐进式改革暴露出了一些引人深思的问题.     

次优困境及其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启示

在资源的配置模式中,帕累托最优是一种最优配置方式,但现实经济中帕累托资源配置模式是很少存在的。市场垄断、行政干预等因素会使资源最优配置模式发生扭曲,符合现实经济的资源配置模式是扭曲条件下的最优/次优。但是在寻找次优解中,由于约束条件复杂、信息成本等原因无法找到次优解,这是资源配置在次优模式下的困境。本文通过对次优理论的回顾,梳理出次优困境的现实意义,分析比较了社会制度转型期面临的次优困境,以期对次优困境下我国社会制度转型期有所启示。     

中俄经济改革的两种模式——程恩富教授访谈录

中国的经济改革始于1978年末，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始于1990年6月，两国改革的状态及其经验教训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为此，记者专程采访了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经济学家程恩富教授。程先生就中俄经济改革中的目标、路径和绩效等主要问题作一比较，并提出若干与国内外学术界不同的新见解。     

新常态下中国银行业改革模式的研究

新常态下,中国银行业的经营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为应对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存款保险制度实施直接挤压商业银行盈利空间,互联网金融业挤压、替代传统金融,国家发展新战略的实施分流高价值客户等挑战,中国银行业须采取激进式改革模式。     

不同的人生经历 不同的改革思维——论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对80年代中苏改革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在中苏两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革,给世界带来震动。由于两人的政治生涯及人生经历有显著的不同,因而改革的思维和方式迥异。邓小平“三落三起”的人生经历使其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而戈尔巴乔夫一帆风顺的仕途使其采取了激进式的改革,导致了苏联解体。两种截然不同的改革结果,令人深思。     

深层次的经济改革要求更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

在社会改革系统中，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性，无法替代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体制外改革时期的经验，不能适用于体制内改革。中国改革的成就及前苏联改革的挫折，也不能成为轻视政治体制改革的理由，当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特别是国企改革全面展开的时候，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必须摆到比过去更加重要的地位。     

正确处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

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行二十多年了,改革取得了巨大成绩,原有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相当程度上已被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我们取得如此巨大成绩的根本原因是我们始终坚持     

中国经济改革模式：路径、经验与国际比较

从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不同国家选择了不同的改革道路。原苏联和东欧国家选择了根据主流经济学理论设计的激进式改革,中国选择了一条自我探索的渐进式改革之路。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推进并行,以政府为主导实现强制性与诱致性改革的统一,从局部人手改革最终实现经济体制的整体转换是中国经济改革模式的成功经验。应以此来解决中国在未来改革中遇到的新问题。     

辽宁参与中俄区域经济合作的对策研究

在俄罗斯加快对外开放的背景下,辽宁需要充分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加强与俄罗斯的经济合作,推动辽宁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针对辽宁的实际情况,对辽宁参与中俄区域经济合作的对策进行探讨,对加强与俄罗斯合作沟通机制建设、贸易和生产领域合作、农业与科技合作等方面提出具体措施。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高校改革的价值趋向

分析了经济体制改革对高校改革提出的要求，产生的影响。     

论我国经济改革转轨模式的选择

中国20年经济改革的经验表明，我国所采取的渐进改革策略才是其获得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该文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重点探索我国转轨模式的选择，发现在对中国改革的初始条件进行分析的前提下，只有结合我国改革的指导方针、战略设计以及实施序列的变迁，才能透彻而全面地理解和认识我国经济改革中转轨模式的选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