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的比较研究

辩诉交易是一种代替法庭审理的简易程序,是检察官与被告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刑事和解也是以当事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代替法庭审理的一种简易程序;二者都是在正式审判程序之前插入的解决纠纷的简易程序,它们在理论基础、诉讼价值、制度模式上多有不同,但契约关系给二者提供了衔接的可能性;在刑事和解的制度框架内,引入辩诉交易,设立检察官、被告人、被害人在内的三方协调机制,可以发挥两个制度的优势,以完善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     

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之比较

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是当代刑事法中两种最主要的刑事合意解决纠纷机制。二者具有诉讼效率的一致性,但也有参与主体、内容、适用范围等诸多不同之处。任何制度都是具体语境的产物,辩诉交易虽在英美广泛适用,但难以适应中国司法实践的需要,而刑事和解则应是目前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优先选择。     

刑事契约一体化: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的比较研究

我国首起辩诉交易案件中出现两种契约关系的混合状况,是将过去截然划分的两种刑事契约糅和起来,进行了一个连西方刑事诉讼也从未有过的司法实验,这个实验的内在目的就是要解决刑事契约的一体化发展问题。笔者为了更为深刻地认识这一理论问题,将在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比较研究的基础之上,探讨刑事契约一体化的发展之路。     

中国语境中的刑事和解与辩诉交易

刑事和解和辩诉交易是当代刑事法中两种最主要的刑事合意解决纠纷机制。二者在契约性基础、节减司法资源方面有相似之处,但二者在价值取向及其制度效果方面却各有利弊。任何制度都是具体语境的产物,辩诉交易虽在英美广泛适用,但难以适应中国司法实践的需要,而刑事和解则应是中国刑事司法改革优先的选择。     

刑事和解机制理论与务实研究

刑事和解在我国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因而在司法实践中面临很大的障碍;但它又确实迎合了司法机关、刑事被害人与被告人的普遍需求,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为发挥刑事和解的最大功效,需要在具体程序、适用范围和相关制度配套方面对之进行有效完善.     

慎重对待辩诉交易

辩诉交易是产生于美国的一项刑事司法制度。它有助于提高刑事诉讼效率,节约诉讼资源,但是并不适合我国的刑事司法体系。目前在我国尚不具备实行这一制度的基础和条件。     

略论辩诉交易制度与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完善

本文在对辩诉交易这一制度产生和发展的背景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状对其在我国适用的可行性予以研究。同时指出，我国更应注重刑事简易程序的完善与适用，以实现高效司法。     

我国的刑事司法与辩诉交易制度的移植

鉴于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着一定数量的符合辩诉交易特征的做法,我国应当在立法上明确认可辩诉交易制度。而且,这一制度的确立对于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具有积极的意义。近几年的司法制度改革也为辩诉交易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借鉴辩诉交易制度 构建刑事速决程序

公正与效率是刑事司法改革的两难,如何在公正的基础上实现效率,是当务之急,因此,应该探求一种刑事司法改革的新途径——借鉴辩诉交易制度,结合刑事简易程序,构建我国的刑事速决程序,使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能够用快速便捷的方式结案,以摆脱目前案件积压的困境。     

辩诉交易的制度构造与价值分析

辩诉交易制度是美国刑事司法制度中最具特色的制度之一，其所以产生，是由其特定的状况所决定的，也是只有在特定条件之下才能正常运行的一项制度。通过对辩诉交易制度的具体分析，本认为，目前，我国不具备移植辩诉交易制度的观念基础和制度支撑。     

刑事和解的程序建构

刑事和解的法律化趋势将我国是否需要构建统一的刑事和解程序问题提上了日程。西方的恢复性司法在程序规则方面的缺失虽有其历史、价值等方面的原因,但弊端显而易见。我国刑事和解的国家司法属性决定了构建统一的刑事和解程序对于制约国家公权力、保护公民私权利极其必要。目前我国各地的刑事和解程序已具备基本雏形,但在和解的适用阶段、和解协议的达成方式、调解主体的担任、和解协议履行的具体时间、和解案件的处理方式等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并在律师参与和解程序、和解协议的效力以及如何保障当事人权利等问题上缺乏相应的规定。构建统一的和解程序必须从统一和解适用阶段、赋予并保障当事人在和解程序中的权利以及明确和解协议效力等方面入手。     

修改后刑诉法对刑事和解规范化的新要求简

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刑事和解制度正式在法律层面上有了归宿。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也对刑事和解制度进行了统一和完善。由于各种原因,检察刑事和解在实践中出现了诸多问题,尚不能充分实现其承载的应有功能。基于对检察刑事和解的实证研究,应当从规范适用范围、和解程序、和解结果应用、监督机制、社区（乡镇）的作用等方面完善检察刑事和解,以使其体现自身的合理价值。     

新刑诉法之刑事和解程序

新刑诉法修订前,刑事和解程序在审判实践中已经有了相当范围的适用.刑事和解程序在新刑诉法中的明确规定以及对其在新刑诉法实施前后的适用情况的研究和分析,可以给司法实践提供理论支持,推动非监禁刑、行刑社会化等轻刑措施的实施,以图我国社会更加的稳定与和谐.     

论协商性司法中的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是一种以协商性司法的形式恢复原有社会秩序的纠纷解决方式。刑事和解属于协商性司法程序,与传统的诉讼方式相比,刑事和解是合作性的,它不仅保护了被害人权益,使其在接受犯罪人的道歉和补偿中得到慰藉,还有利于矫正犯罪,使主观过错不大的犯罪人重新融入社会,实现犯罪人的再社会化。刑事和解的内在观念与我国法律观念、刑事诉讼模式以及相关的制度设计存在较大的冲突,这些都是阻碍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发展的因素。只有充分考虑阻碍因素,才可以从正反两方面来把握刑事和解在我国的全貌,这是构建可行的刑事和解模式不可缺少的前提。     

Retrospection of the Rationality and the Feasibility of the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System

In a criminal procedure,if the offender and the victim negotiate to solve the criminal case in the way of confession,compensation and apology,the specialized agency terminate the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investigation of the offender or give lighter punishment to the offender.This form of case treatment method is defined as criminal reconciliation.[1](P191)The system dated from 70s of last century when a reconciliation experiment of‘Victim-Offender’appeared in Ontario,Canada.After that,the method was introduced to America and some European countries.The practice of the method in western countries attached the attention of Chinese law society,and some regions has made legal attempts.However the author hold the view that the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lacks enough rationality and feasibility,so that it shocks the basic principle of the existing criminal law,corrodes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basis of the law,and aggravates the judicial corruption.The method has theoretic defects,and it should not be promoted in current judicial practice.     

辩诉交易与刑罚功能的实现

产生于美国的辩诉交易，已被世界上许多国家所借鉴。辩诉交易除了能够提高效率外，对罪刑法定原则和刑罚功能的实现的影响，直接关系到该制度能否在我国移植的问题。所以，探讨这一问题，对重新认识刑事诉讼的价值和刑罚的功能具有特别的意义。     

家庭暴力案件中的刑事和解

家庭暴力毫无疑问是一个重大的社会性问题,其在严重危害受害者身心健康的同时也对社会的稳定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由于家庭暴力案件固有特性,导致此类案件的解决路径呈多样化的态势,在倡导"和为贵"的中国,通过刑事和解的途径解决家庭暴力案件亦是方法之一。因此,有必要在分析家庭暴力案件的现状及解决路径的基础上,结合新《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厘清符合法律条文规定的案件类型,分析在家庭暴力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的合理性,并以此为基点,对和解模式作出探析。     

刑事和解与中国古代法文化的若干断想

在征诸传统法文化以论证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正当性的研究中,存在一些对史料进行片面解读与过度诠释的情况：如未妥善解决中国古代的刑事与民事的区分问题,从而有混淆民事调解与刑事和解之嫌;又如过度诠释保辜制度,因为无论是从该制度见诸记载的最早文献出发,还是立足于作为传统法典代表的《唐律疏议》及吐鲁番出土文献所见的案例,皆无法推出保辜制度与刑事和解之间存在直接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