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实施风险与完善策略

刑事和解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其目的在于妥善解决纠纷与冲突。我国新刑诉法有关刑事和解相关规定的出台,有利于推动刑事和解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发挥刑事和解的功能和作用。但是,在司法实务中,刑事和解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     

论刑事和解制度之构建

在中国刑事和解制度是一项新兴的制度,在构建和谐社会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语境下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在中国,由于传统的刑事诉讼模式的限制,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面临着大量困难,需要解决刑事和解制度与其他相关司法原则的冲突,尤其是于刑法基本原则之间的冲突。尽管存在困难,但由于刑事和解制度本身的独特价值,能够平衡社会正义与个人权利价值之间的矛盾,因此该制度构建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刑事和解“本土化”的困境及其出路

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实现被害人、加害人、国家和社会利益的契合。克服西方经验语境下制度移植与本土司法理念、诉讼制度、诉讼机构模式、诉讼工作机制等因素不相适应的矛盾,应从立法上确立刑事和解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的原则地位、适用条件、违背意愿和解及和解反悔的法律责任,强化刑事和解法律监督,建立国家补偿制度。     

刑事和解工作实证分析——以怀化市鹤城区人民检察院为蓝本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增设了刑事和解制度,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的结案方式,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在检察工作实践中案件的多元与复杂,使刑事和解面临传统刑事司法理念的影响,存在诉讼风险性、钱刑交易、赔偿不到位、刑事和解运用范围把握不当、协调环节过多导致和解率偏低等问题,对上述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具体考量刑事和解制度的实施与运行,严格规范和解效力,构建多元和解方式,建立和解内外监督体系,加大和解工作宣传力度,有利于刑事和解制度在检察实践中贯彻与践行。     

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模式及可行性分析

刑事和解制度是一种新型刑事司法制度,各地对这一制度的适用尚处于摸索阶段,但这一适应社会需要,使加害方、被害方、社会三方共赢的司法制度正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本文将从刑事和解的三种模式入手,分析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实施的可行性。     

我国刑事和解制度:挑战与建构——以杭州飙车命案为例

刑事和解为近年来我国司法实践部门探索的解决刑事案件的新途径.刑事和解基于恢复性正义,通过和解性程序达到恢复性结果.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面临适用范围、正当程序、内涵的澄清等方面的挑战.目前我国乒在建构中的刑事和解制度,应严格限定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明确规定刑事和解制度的正当程序,厘清刑事和解制度的内涵.     

论刑事和解制度在中国的构建

刑事和解制度在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刑事和解制度虽然有其不可忽视的进步性和价值,但能否嫁接过来成为中国的本土制度仍需谨慎对待。中国的国情和民情决定了现阶段想要建立中国式的刑事和解制度暂不可行,应对实践中的刑事和解个案加以引导,但不应将其制度化。     

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践与探索

随着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提出,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刑事和解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观点.为了进一步论证刑事和解制度的可行性,该文通过刑事和解制度在检察工作中的实践,探索其在和谐社会建设环境下的功用,提出完善之构想,以裨益于司法实务.     

宽严相济政策下探析刑事和解的适用阶段

刑事和解制度具有程序分流功能,适用刑事和解的阶段越早就越有利于提高刑事司法的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刑事和解制度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诉讼中的具体体现,它具有彻底地解决纠纷、化解矛盾与促进社会和谐的功能,因此,刑事和解制度应被允许适用于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以及执刑的各个刑事诉讼阶段。刑事和解制度应当和刑事诉讼程序形成密切衔接、协调配合的机制。但是,在不同的诉讼阶段运用刑事和解制度应有不同的适用范围。     

试论刑事和解之人民调解模式

刑事和解中的人民调解模式,实现了刑事和解制度与人民调解制度的对接,体现了刑事和解的价值意蕴,既可以避免公检法机关在主持和解时的尴尬位置,又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贯彻能动司法。人民调解制度与刑事和解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人民调解模式应当成为我国刑事和解模式的首选。     

试论审判阶段刑事和解概念的界定

传统刑事诉讼理念,刑事案件不能调解,只能判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在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重的今天,无论是法律实务界还是理论界都在积极地探索刑事和解制度。应该看到,近年来刑事和解的提出是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刑事司法领域的一种新理念,它既是对我国传统刑事诉讼制度的反思,也是对新的刑事司法理念的探索。作为基层法律工作者,在探讨刑事和解制度时就必须首先对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的概念有个界定。因为,它是研究探讨审判阶段刑事和解其他问题的基础和前提。     

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的思考

近年来,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刑事和解制度备受关注,2012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更是以专章的形式在特别程序中增设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此举无疑为检察机关刑事和解的司法实践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依据和制度支撑。然而对于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的相关问题,学术界和实务界仍有所争议。本文分析了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的司法实践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建议,以期推动此项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浅议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弊端

刑事和解制度是西方国家一项非常重要的刑事司法制度.在创设之初刑事和解的案件仅限于罪行较轻的案件或是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我国在引入刑事和解制度后没有统一立法,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案件范围有扩大的趋势,甚至在我国出现死刑案也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例.文章主要分析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弊端.     

我国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研究

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存在已久,而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真正作为一种刑事司法制度在法律中予以确立是在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完成的。本文将从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产生的背景、现状及问题、解决方式三个方面就我国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进行阐述,以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确立的基本价值追求,即注重对被害人的保护为出发点,探求完善该项制度的方式。     

刑事和解的罪刑法定问题新探

刑事和解是否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是该制度建设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笔者认为,两者价值取向相同、酌定量刑情节法定化以及相关立法不断完善等诸多论据,并不能够得出刑事和解与罪刑法定原则相符合的具体结论;与此同时,刑事和解理论渊源的局限性、和解后果的复杂性以及制度安排的前置性在两者契合过程中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也应当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妥善解决这些前提性的障碍或许正是突破刑事和解在罪刑法定问题上所面临困境的关键所在。     

科学发展观视阈中的刑事和解制度价值之分析

随着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刑事和解作为一种与传统的诉讼机制不同的解纷机制,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视。全国多个地方的检察机关和法院开展了刑事和解的探索与尝试。如何正确认识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就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在科学发展观的视阈下,分析了刑事和解制度的哲学基础价值、恢复正义价值、诉讼效益价值、刑事政策价值以及社会建设价值。     

我国刑事和解制度建构之探究——以检察权的运行为视角

依法正确行使检察权,是刑事和解制度功能充分发挥的关键.文章在分析论证了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存在的正当性的基础上,对刑事和解制度的中国化进行了思考,认真讨论了刑事和解的适用原则、标准,以及和解程序中检察权的功能建构等重要问题,并对和解中可能滥用检察权的监督制约机制提出了具体途径.     

刑事和解制度之人性化探究

新刑诉法的修改正式引入刑事和解制度,充分体现了惩治犯罪也要坚持以人为本、从人性出发的政策理念,契合了当代人性关怀下的刑事政策价值导向。但在人性视野下,刑事和解制度也存在削弱刑罚的作用,破坏刑罚的严厉性和法律权威性,造成法律适用上的不平等等问题。因此,构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应注意在尊重人性的同时,加强程序设计和法律监督方面的工作,最大限度地降低其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     

兼顾被害人利益,促进社会和谐--兼论刑事和解制度

“复恢性司法”是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国家兴起的犯罪处理模式，作为其中最重要的刑事和解制度发展已日臻完善。追溯刑事和解制度的起源，明晰恢复性司法的基本理念的应有之义，文章主张应植根于中国传统调解的司法制度，充分吸收恢复性司法的合理因素，从创建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出发。积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     

中国语境中的刑事和解与辩诉交易

刑事和解和辩诉交易是当代刑事法中两种最主要的刑事合意解决纠纷机制。二者在契约性基础、节减司法资源方面有相似之处,但二者在价值取向及其制度效果方面却各有利弊。任何制度都是具体语境的产物,辩诉交易虽在英美广泛适用,但难以适应中国司法实践的需要,而刑事和解则应是中国刑事司法改革优先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