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背景下西部体制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创新

我国的西部开发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及中国加入WTO背景下进行的，入世后，西部原有比较优势发生变化，通过制度创新建立西部体制资源优势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协调中山与地方关系，是西部开发战略顺利实施的关键，也是建立西部体制资源优势的切入点，对西部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而言，分权不是大势所趋，建立“双向向制衡、合作发展”的中地关系也为时过早，只有依据市场经济规则，在加强中央宏观调控能力的前提下建立制度化权力分享机制，才能既遵守WTO规则，又充分协调西部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西部可持续发展市场环境分析

今天的西部大开发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环境下进行的，开发机制是市场机制加政策机制，既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更需要遵循市场经济运行规则。而当前的问题在于西部市场的软环境和硬环境都很差，市场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同时地方政府在定位上也存在一定的误区。这一现状已成为西部发展的一大问题，因此应大力加强西部市场环境的建设，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以加快西部的发展。     

浅论清末民初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变

晚清时期，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打击下，传统中央集权体制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逐渐削弱。辛亥革命爆发后，随着清王朝的推翻，传统中央集权体制也彻底解体，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发生了彻底改变。但当时的袁世凯中央政府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依然试图恢复传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重新建立以个人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遭到了地方势力的抵制，最终导致了五代式民国的出现。     

谈中央对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与自治权之间的相互协调

中国西部的大部分地区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因此西部大开发主要是对西部民族自治地方的开发。国家在制定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时应重点考虑西部民族自治地方的具体情况，民族自治地方也应当结合各自的实际，相应制定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来保证中央政策的贯彻落实。为此，必须重视中央政策和自治权之间的相互协调。目前，针对中央正在制定的优惠政策，民族自治地方应抓紧做好各自相应配套政策的制定工作。其中对中央政策的具体化和适当补充是主要方面，此外在特殊情况下还应当考虑对中央政策的变通问题。其主要方式是依法制定地方特殊政策或单行条例。     

西部大开发与法治环境之创建

西部法治环境之创建应注意：（1）立法先行，以法治开路；（2）规范政府行为，转换政府职能和角色定位，政府应有所为，更应有所不为；（3）在市场规则，法治规则、WTO规则下进行的西部国企体制改革；（4）改革西部司法体制，保障开发顺利进行；（5）高度重视西部农村法治建设，以法治规范“三农”问题。     

中国纵向间政府“职责同构”模式解析

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国家的单一制结构形式以及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中国独特的中央、地方关系的“职责同构”模式形成。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这一模式的弊端日益明显。中国必须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借鉴世界各国处理中央(联邦)、地方关系的成功经验，从中央、地方关系法制化，行政层级设定的科学化，加强地方政府间的协调能力及强化地方政区权力机关的作用等方面重塑中央与地方关系，从而使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威和利益关系达致最优的目标。     

WTO体制下环境与贸易问题的协调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环境保护和自由贸易的冲突已成为引人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而WTO现有规则在处理类似冲突时捉襟见肘。WTO的发展必须兼顾自由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两大利益，这要求WTO在坚持自由贸易原则的同时。必须发挥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和借助国际环境立法的共同作用。才能在多边贸易体制下实现环境保护和自由贸易的协调。从这个观点出发，作对中国在WTO体制下应对环境与贸易的冲突问题提出了建议。     

西部大开发的目标、模式和手段

从改变“等、靠、要”传统观念、大力开发“人力资本“和在协调东中西区际关系中开发西部等角度明确了西部大开发目标。在注重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中，从自然资源优势转到社会资源优势上，建立新的开发模式。以政府行为为主导，兼顾企业行为和公众行为；以内部行为作根本，调动外部行为，从根本上打破西部二元结构，解决西部大开发手段。加速小城镇建设是西部大开发的切入点。     

《1994GATT》第20条环境例外条款的具体含义和适用的具体条件

《1994GATT》第20条是WTO建立之前唯一涉及环境问题的规定,可以成为适用自由贸易规则的例外,而不必遵守世贸组织的其他基本原则和规则。WTO改革的重点也是在第20条上。我国已加入WTO,有必要弄清它的具体含义和适用的具体条件,以期把握WTO协调贸易与环境关系的基本态势和发展脉络,对促进我国外贸的可持续发展有一定的帮助。     

西部大开发 立法应先行

西部大开发涉及到各种关系，如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东方和西部的关系、西部地区内部的关系、经济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公平竞争下政策优惠的关系、扶贫与开发的关系、移民就业与移业就民的关系、科学民主决策与领导个人负责的关系等，都需要用法律形式加以规范。所以西部大开发，首先要立法，并最终确立四个层次的西部大开发的立法体系。